潘攻愚：从“八年抗战”到“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内在理路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攻愚】

网传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下发2017年1号函件《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此函甫一出台，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让我们先把历史的镜头拉向70多年前的1942年。这一年，对曾经“引刀成一快”的汪精卫来说格外的忙碌。1938年他离开陪都重庆逃往河内之前，据说留给政坛老对手蒋中正一封信，内有“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语，给自己的附逆投敌之举描上了一种公孙杵臼式的悲怆感。在河内扭捏的纠结之后，第二年他随日本说客犬养健，半推半就地坐船取道上海，前往南京，开启了他行尸走肉般的最后五年。

1942年的春夏之交，他和著名民国文坛精英周作人老师率南京政府代表团飞往“满洲国”的“国都”新京（长春），一场盛大的典礼正在等待着他：“满洲国”成立10周年。

这一南一北两个傀儡能站到一起也是缘分，溥仪自从被冯玉祥的西北军赶出北京城之后，经过短暂的人生低落，在东北又找到了皇帝的感觉；而汪精卫在“宁汉合流”之后，在和蒋介石的斗法中逐渐败下阵来，在南京找到了国民党总裁的感觉，二人的政治生命起起伏伏，却在新京找到了交汇点，觥筹交错谈笑风生中，呈现出了一种别样的政治风景。

“满洲国”打出欢迎汪主席的标语

汪精卫在“满洲国”参观展览

5月11日回南京之后，还有一场“喜庆”之事在等待着他：六十大寿的寿宴。几个月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奔赴东京，参加“日本对华战争一周年”纪念日。

笔者之所以从汪精卫这条线入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42年的他带出了两个时间关节点：“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和日本“对华开战”一周年（蒋委员长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对日宣战，之前日本只是把侵华战争定性为“支那事变”），这两点能分别映射“十四年抗战”和“八年抗战”的题中之意。

汪精卫把“程婴”的角色抛给了蒋介石，可是他不明白，中华民族虽然多灾多难，可毕竟不是“赵氏孤儿”。

九一八之后，名实而体虚的中华民国的政治生态，以及整个东亚的军事和外交格局都为之一变。中华民族衣冠所睹，神器之重，伴随着逃往关内的东北同胞的悲鸣，岌岌可危。

有些喜好饾饤之学的史学家们耙梳故纸堆，以证明日本少壮派军官当年在沈阳柳条湖的动作不过是冲动的冒险主义赌博，同一批人也论证过六年后的卢沟桥事变本该是独断的、无预谋的孤立事件。其实即便抛开19世纪末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从20世纪初的所谓“大正浪漫时代”那里，稍有素养的政论者都会嗅到即将破壳而出的日本军国主义气息。

然而日本毕竟是沐浴过朱子阳明学的所谓“唐宋遗脉”，它对昔日恩师的征服策略并不像俄国人对波兰那样陷于“技术”上的粗暴，而是有一套精巧的“民族发明”理论：既然倡导共和的革命主义者们在清末曾打出“驱除鞑虏”的口号，那么当满清皇帝退位，共和规模已具备雏形的时候，也就是日本政治理论家跳上前台，将“腐朽反动的满清统治者”和“满族同胞”做一个隐秘代换的时候，这一点在打着“泛亚主义”的日本黑龙会和中华革命党的来往中也能见微知著。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侵占东北后，将沫猴而冠的溥仪推向前台的理论支撑。涂在满洲国合法性上的厚厚脂粉，洒满了白山黑水间的膏腴之地。

另一例也颇能说明这个问题。1933年日本侵华“理论家”们曾秘密来到香港，和当时正准备掀起新一轮反蒋运动的国民党另一大佬胡汉民接触，许以“反蒋总统”的头衔诱使胡汉民投日，胡汉民当场拍案而起：“先来谈谈你们在东北对我们三千万同胞的罪行！”日本人则讪讪狡辩：“满洲国乃是应满洲人民族自决而立，和我们日本人没有关系。”

是这样吗？正所谓反者道之动，数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东三省沦陷之后，随后华北被划为“非军事区”也濒于沦陷的边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意识却真正被点燃了起来，从上海的一二八到北平的一二九，抵御外侮团结抗战已经成为全民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九一八的屈辱是一个崭新的民族精神淬火再生的起点。

一度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某教导旅

笔者在敬观抗战史料时，最不忍卒读的就是东北抗联的御寇事迹，在几乎丧失外援，无法建立有效规模的根据地的情况下，抗联的英雄们斗争条件之艰苦，战况之惨烈，落于笔上，字字泣血，纸纸镇魂。赵一曼宁死不屈，杨靖宇孤身战死，八烈女投江殉国……在时间序列上，他们先于佟麟阁、赵登禹们开始了抗日救亡图存之壮举，在空间序列上，他们也和左权、张自忠们一同祭奠于民族精神的祠堂中。

“抗战十四年概念”的提出，不仅能在学术界从“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的争论的窠臼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启蒙救亡这两大主题做重新梳理。如果改编一下史学家陈寅恪论魏晋隋唐史的著名史论，在此问题上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之所以崛兴，盖取九一八全民抗战之血，注入民国政府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民族复兴之世局。

君不见，高卢雄鸡没有把他们现代民族主义成型的里程碑放在二战之沦陷，而是上溯到1871年对普鲁士之丧师失地；君不见，德意志论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之开端，并不始于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小德意志”创制，而是上溯到哲学家费希特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系列讲演；君不见，波兰国歌《波兰决不灭亡》的创作时间并不在20世纪后被瓜分之后，而是在浸满血与火的18世纪末；君不见，《义勇军进行曲》在卢沟桥事变前，就在不愿做奴隶的国人中争相传唱……

同样，“抗战十四年”的概念并不完全是对原有历史文本叙事的诠释重构。如果说在九一八抗战之前，中华民族奋进不屈之精神尚还是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还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那么在之后，朝日已经烈焰中天可以燎原，婴儿也呱呱坠地蹒跚起步。从卢沟桥回望柳条湖的壮怀激烈中，让杨靖宇将军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对日寇招降的回话来结束本文吧：

“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我的部下都牺牲了，我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人。虽临难，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须多说，开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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