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明：人民币金融的天降大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晓明】
《制造者与攫取者》（Makers and Takers）一书的作者拉娜·福鲁哈尔（Rana Foroohar）于2016年5月12日在《时代》周刊发表了题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危机》(American Capitalism’s Great Crisis)的文章。其在文中介绍了自己著作的主题思想：金融业的崛起和美国商业的衰落。
根据福鲁哈尔的研究，美国金融体系自179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基本是服务于商业，把居民储蓄转变为实体经济的投资。但是，今天美国金融体系调配的巨额资本中，只有15%进入实体经济，而不是1970年以前那样绝大部分资本都用于商业融资。
以前银行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商业贷款和居民储蓄的利差，如今则是各种理财服务收费。以前是金融业把居民储蓄变为实体经济投资，如今却相反，银行业贷款给居民消费和公共债务获取利息收入，几乎成为经济体中纯食利的利益集团。
纽约证券交易所
今天全球债务已经比2007年增多了57万亿，大大增加了金融业的食利市场。这是自2008年以来经济复苏无力的关键原因，华尔街扼杀了全球经济。美国金融业在经济体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4%上升到今天的7%，这7%的金融业的利润却占了经济体总利润的25%。金融体系已经从实体经济的仆人变为实体经济的主人。以前金融业服务实业，如今实业沦为被金融业宰割的鱼肉。
福鲁哈尔看到了今天全球经济低迷的结症，但并没有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她认为美国金融业走到今天，是美国历届总统金融政策不经意的副作用的结果，她依然寄托美国国会可以重新规范金融业，让金融业重新回到服务于实业的经济角色。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导政府政策，而不是相反。福鲁哈尔天真地期望美国政府能够控制金融资本，显然是没有认清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市场经济是生产社会化的分工合作形式，每个人的劳动不是生产自己消费的商品，而是生产市场接纳的商品。一个人不可能自己开矿、炼铁、铸犁、种地、生产，从头到尾完全自己单独劳动创造粮食，而是农民买犁买化肥种地，把粮食卖给市场，生产犁的工厂买铁买机器买厂房，生产钢铁的公司买铁矿买煤，等等。
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物质能力的大小，即使不说完全“正比”于其融资能力能够得到的资本的额度，两者至少也是高度相关的。资金额度大小决定了实现某一目的使用的市场经济分工合作范围的大小，决定了一个意愿可以动用社会资源的多寡。资本决策社会资源的配置，资本通过市场达到社会分工合作以实现自身盈利目的。
对于市场中的每个生产者来说，他们劳动只为了能够把产品在市场中卖出去，至于这些产品怎么用，用来实现什么目的，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控制。只有资本才能通过购买市场产品组织社会分工实现某一特定目标和意愿；如美国占领伊拉克，无论农民愿不愿意他们生产的粮食用于战争，美军士兵照样吃他们生产的粮食。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清醒认识到，金融是市场经济中组织社会性大生产分工合作的核心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的是资本盈利的意志，是人类的异化；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让这种组织形式贯彻人民的意志，人的意志战胜资本意志是社会主义的使命。中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建设，必须保证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意志主导市场资本的有效运行。
英国光荣革命让资本家登上政治舞台的关键事件之一，就是国会1694年7月27日通过了《吨位法》，特许皇家章程成立英格兰银行，以商船海贸的税收和酒税为抵押，由英格兰银行发行公债重建英国海军。英国虽然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建设海军，但是，封建王室没有能力组织这些人力物力，必须由英格兰银行发行货币形成金融资本，通过市场来组织建设。英格兰银行也因此主宰了国家税收财富，运用后者建造海军殖民海外，直至建立大英帝国。
光荣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英国，资本家主导国家政治经济，英国王室不再把持国家财富。权力归根结底是支配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决策权，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完成了封建王室把权力移交给资本的实质交接。
英格兰银行
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一样，是以国家税收为抵押发行国债，以购买国债形式印发美钞。美国国会不仅不能干预美联储决策的独立性，而且，反倒对美联储建议言听计从，以美联储主席听证作为国会权威经济决策咨询，美联储股东就是华尔街大银行家。
美国国会之于美联储有如英国王室之于英格兰银行，美国总统不是由特朗普这样的资本家当选，就是由资本家政治献金支持的候选人当选。福鲁哈尔文章中讲到，美国总统竞选政治现金最多的十位个人中，有6个是对冲基金大鳄。福鲁哈尔期待美国国会规制华尔街无异于缘木求鱼。美国建立美联储之前，延续了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传统，是美国民族资本家摆脱英国金融垄断，那时候美国政府有制约金融资本的意愿和能力。如今纽约金融资本已经压倒伦敦金融资本，美国国会已经仆从于华尔街。
美国占领伊拉克耗费巨额经费，完全靠政府赤字支撑。美国政府赤字，完全靠美联储发行国债支撑。伊拉克不堪一击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可以不耗费一分国力，完全靠金融举债动员和组织全球经济中的资源服务于美国战争需求。与美军对抗，因此就是以一国国力对抗全球经济力。美国国防部组织军队人员，美联储金融支持，使得国防部得以调动全球资源。而且，美国这种战争融资是自己举债，没有债主制约，是美联储买债发行美钞，美钞是全球硬通货可以购买全球任何资源和产品。美联储和美国军队在美国战争机器中互为表里。
美国金融业不仅毁灭美国制造业，而且还拖累全球经济。要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就必须让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业的市场角色。这个金融角色回归的任务不可能由华尔街业内自律来完成，也不可能由美国国会规范来完成。人民币金融创新有必要团结所有受国际垄断金融压榨的各路国际实体资本，重建基于实体经济的全球金融新秩序。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中国投入4万亿刺激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说，走的是类似凯恩斯的经济路线，以增加货币量来抵御经济低迷。不仅中国如此，全球也一样。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08年中国货币量是GDP的150%，而美国是84.5%，全球是103%，中国货币量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只有日本是209%。 到2015年，中国货币量升至GDP的206%，美国是90.3%，全球是126%，日本是252%。
按照标准教科书，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要导致通货膨胀，而今天的现实和教科书却完全相反，2008年以来全球货币供给量增加了，但通货膨胀率反而下降了。中国、美国、日本和全球的通胀率在2008年分别是5.86%，3.83%，1.37%和8.95%，到2015年分别降至1.44%，0.119%，0.786%和1.44%。
如果凯恩斯政策有效，经济刺激政策就不会推高通胀率，这是经济规律。中国货币供给量增加，没有推高通胀率，而是保持了经济增长。2008年中国GDP是4.56万亿美元，2015年是10.9万亿美元，翻了一番有余。而美国只从14.7万亿增至17.9万亿，7年只增长了五分之一。日本却从4.85万亿掉至4.12万亿。同样的货币供给政策，中国凯恩斯效果显著，美国效果微弱，日本毫无效果。
美国货币供给增加对于GDP的微弱效果也不是凯恩斯政策的成功。凯恩斯政策要得以生效，经济体内必须有过剩产能，使得注入货币流动性可以激活过剩产能，抵消经济低迷。
众所周知，美欧日经济都是高端制造，美国制造业的回升和德日是零和博弈。美国经济是空心化经济，是金融和服务业强而制造业弱，美国GDP的增加，有金融超额利润侵蚀德日制造业利润的成分，也有美国汽车制造业占领德日汽车制造业份额的成分。
德日实体经济也很强，但它们的货币政策没有效果，它们的经济体系摆脱不了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的影响，他们注入的货币供给量无以激活自身的过剩产能。欧盟的GDP从2008年的19万亿，掉到2015年的16.2万亿。
正如福鲁哈尔所言，金融业压迫制造业，美国金融业食利过深，导致德日制造业无利可图，美国货币量增加，全球流动性过剩，导致德日经济衰退。美国2008年失业率是5.9%，2014年是6.2%，失业率没有缓解，所谓美国制造业复苏，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水平。
中国货币政策的成功，得益于中国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得益于中国保持了自身独立的主权货币政策，没有听信金融市场化忽悠，把中国经济命脉主导权完全交给市场，进而交给华尔街。金融是否市场化的标准在于能否有效把居民储蓄变为实体经济投资。当福鲁哈尔期望美国加强政府对金融业监管的时候，中国不能自废武功放弃政府对金融业的规范。
美国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并没有相应的美欧日经济复苏，也没有生产更多的商品，何以通胀也不高？美国增加的货币供给量去了哪里呢？美国增加的货币供给量，成为了金融体系中的超额准备金。这是近三万亿的超额准备金，其中最大的100家银行持有了近80%的份额。尽管美日德实行了长期的零利率乃至负利率政策，依然无法贷出去这些超额准备金。这些超量的流动性无法进入实体经济。
零利率和负利率是反常经济现象，反映出西方货币政策的穷途末路，增加的货币供给滞留在金融体系内，全球流动性积蓄在超额准备金的水库中。
银行体系中超额准备金惊人的高出法定准备金十多倍！赭色部分为法定最少准备金，蓝色部分为超额准备金（图引自美联储）
和2007年次贷风波产生大量坏账类似，1881年斯里兰卡咖啡种植园传染病毒，西方投资咖啡种植业的资金成为坏账，导致伦敦股市金融危机，危机延绵年余没有复苏迹象，直到1883年上海股市、房市和生丝市场崩盘，中国资产一夜缩水，国际资本把中国财富挖走填补咖啡种植园的损失，伦敦金融危机才得以解除，全球经济才得以复苏。
美国搅局东海南海，积蓄天量流动性在超额准备金水库内，大有复制1881年解救伦敦危机路数的嫌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企图路人皆知。如果在美国挑拨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爆发战争，西方有可能在战争中趁火打劫，让中国股市楼市崩盘经济崩溃。把中国经济作为这个三万亿超额准备金的泄洪区，以三万亿流动性洗劫中国财富填补2008年金融海啸之缺，以牺牲中国经济来让西方经济复苏。中国必须有军事和金融两手防线，防范这种历史重演。
一方面中国还有过剩产能，全球都呼吁中国去产能，另一方面全球有高位储备的流动性无以进入实体经济，全球经济复苏没有起色，这是凯恩斯主义在全球经济中的巨大失败。美元流动性增加无效并不妨碍华尔街丰厚的利润。美国是最大的债务国之一，美元作为全球贸易和资本结算硬通货是世界各国的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美国印钞就是稀释美国债务，透支全球经济财富。美国印钞也令各国外汇储备购买力缩水，削弱了美元的作为货币的价值储备功能。
美国国会和华尔街互不约束，让美国国会染上了屡屡提高债务上限拖延美国双赤字政策的毒瘾。国际金融是资本跨国流动的平台，是全球经济的基础设施，和电网、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一样是天然垄断行业。一旦这个平台把持在私人手中，他们就会利用这个垄断地位坐地起价攫取超额利润。美联储就是这样一个劫持全球经济为华尔街大鳄攫取垄断超额利润的机构。要知道，垄断是市场自由竞争的天敌，垄断超额利润损害全球经济利益，今天全球经济无以复苏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在于资本流动的公共平台被私人垄断。
美国货币政策三大工具已是强弩之末。美国国债已是债台高筑、让美联储购买美债增发货币以注入流动性的市场操作难以为继。美联储降准对于各大银行超额准备金毫无影响。美联储降息已是零利率负利率，降无可降。美国的超级凯恩斯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美国应是期待亚太再平衡把中韩这块和平经济净土掀翻，让全球只剩美国这块经济投资“低风险”区，以便于把全球资本赶到美国，接盘早已被零利率推高了价格的泡沫美元资产。
以巨额债务国的主权货币作为国际硬通货对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大风险：债务国可以倚赖其货币硬通货地位印钞销账，以此劫持全球经济，形成债务国成了大爷、债权国成了侍候大爷的孙子这种奇特现象。
自上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的全球信用完全建立在其军事优势之上，因此，美元为硬通货的国际秩序，只是一种地缘政治秩序，是一个不经济的秩序。资本和商品的流动受到地缘政治扭曲，破坏了市场价格机制配置全球资源的有效性，使得一方面产能闲置，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低迷。美国地缘政治影响了谁能够投资到哪里，谁能够出口进口什么产品。华尔街超额利润和美国军工集团超额利润是全球经济体中的“毒瘤”，使得增发货币的高位流动性无法流入实体经济。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深度地缘政治化阶段，全球经济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进入了不经济时代。
福鲁哈尔注意到金融业崛起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自那时候起国际金融摆脱了贵金属抵押制约，而资本通过金钱操纵美国总统选举，通过各种基金智库主导美国国会政策制定，通过大众媒介制造民意主导国际舆论。金融垄断资本日益严重，豪赌爆出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还捞到了政府救助的好处。
不与黄金挂钩的货币不仅仅是美元，人民币也是。美元与黄金脱钩使得国际金融业走上了脱离实体经济独断专行的道路，而人民币则正相反，由于没有贵金属抵押，人民币从一开始就以实体经济为基础。
蒋介石在退逃到台湾之前，就做好了军事战场失败后在金融战场上东山再起的打算。国民党政权禁止民间持有黄金，强制老百姓把黄金换成金圆券，以此把大陆黄金全部卷走到台湾。人民币从诞生的第一天，就没有黄金抵押信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不法商人就以银元投机抵制人民币流通。在被政府镇压后，不法商人又以其金融实力，套购棉粮囤积居奇，制造人民币通胀，破坏人民币信用，继续阻挠人民币流通。中央调集一大批米、棉和布匹，以实体经济力量及“和平非暴力”市场手段打击金融资本的囤积居奇，以实体经济战胜金融经济，终于使得人民币得以成为全国流通的货币。因此可以说，人民币从诞生的第一天就是实体经济的化身。人民币购买力信用以投资实体经济创造的价值来保障。
今天中国经济已是全球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人民币国际流通业面临解放初期同样的难题，即如何领导全球实体经济和平击败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中国货币政策还有余地，中国利息还没有到零利率阶段，中国降准还有效果。但是，中国也存在资本难以流入实体经济的难题。如果美国资本难以流入实体经济是由于金融食利过深的话，中国资本难以流入实体经济，更多的原因恐怕是房地产食租过深。
社会总储蓄等于社会总投资，总投资如果不投资到创造价值的实体经济，基本上只有两条路，投资到金融业食利，或进入房地产食租。实业创造价值，利息和租金参与分配价值。
福鲁哈尔说的《制作者和攫取者》，对美国，金融业是攫取者，在中国，房地产业中也产生了相当多的攫取者。利润、利息和租金瓜分剩余价值。利润丰厚吸引投资实业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本正循环，利息租金是必要的，但如果过高，就使得实业萎缩导致经济低迷。美国是金融和军事强国，中国是实体经济强国。美国以其军事和金融强项遏制中国，中国必须以实体经济实力强项来应对。人民币金融必须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这是中国金融制度完善和创新的要义。实体经济是皮，金融经济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国金融制度建设有三大任务：
其一，是防范境外垄断金融资本颠覆中国经济，套走中国财富。金融安全是国防建设重要一环，经济安全是中国核心利益。
其二，是必须先使得中国国内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包括让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实体经济，让流动性不滞留在房地产业中。这个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分的任务，是福鲁哈尔期待美国国会完成的任务，而中国有制度优势，中国完全有可能也应先于美国完成这个任务。
可以说，中国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病症并不深，属于亚健康状态，流动性滞留在房地产中相对滞留在超额准备金中要强，毕竟投资房地产形成了有形资产：楼宇。中国要以治未病的态度完善中国的金融制度，这一步不完成，人民币走出去就缺乏良好的保障。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必须加快完善国内金融体制，要有修齐治平之道。
其三，才是走出去。人民币金融与中国制造互为表里、一阴一阳、一虚一实。人民币走出国门，需要金融发挥中国实体经济的强项，需要实体经济作为人民币坚强后盾。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人民币金融可以破解蒙代尔三元悖论的魔咒。
福鲁哈尔的文章道出了今天全球经济难以复苏的结症，那就是金融脱离了实体经济自我膨胀，反过来又压榨实体经济，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资本主义走到今天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金融资本是市场经济中核心的组织力量，美国金融资本和美国军工集团利益结合，以地缘政治绕开了市场价格机制，旁路了资本和商品的流动，破坏了全球经济优化配置资源的市场价格机制。
以中国经济发展计，以全球经济复苏计，人民币要发挥依靠实体经济优势，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以人民币金融体制完善，来消除全球经济中金融经济摆布实体经济这种尾巴摇狗的反常现象。完善全球市场经济，维护全球经济中市场价格机制不受地缘政治扭曲，是人民币金融的天降大任。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