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圣明：当今台湾拉美“邦交国”与毛时代中国的几段往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于圣明】

几天前的1月7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启动其“英捷专案”飞赴包括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国在内的多个中美洲“邦交国”“巩固邦谊”，以修补摇摇欲坠的“邦交”关系。回顾新世纪以来的对台当局“外交”斗争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当局越来越成为孤家寡人，仅存的几个“邦交国”也危如累卵，这当然有赖于大陆各项实力的稳步增长。

不过，这些国家的“邦交不稳”情况也并不是随着我国硬实力的增长才逐渐出现的，在那个冷战如火如荼的年代，这些现如今的“邦交国”们身处美国后院，被美国霸权大潮重重裹挟的几十年里，也曾经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有过一段基于“第三世界革命友谊”的、惺惺相惜的短暂岁月。以下就是这段岁月里两个现在的台湾“邦交国”与六七十年代的大陆鲜为人知的片段。

危地马拉：亚和一晤成永诀

危地马拉位置示意

危地马拉位于中美洲，蔡英文1月13日出访的目的地，即是这个1933年便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直到今天的国家。1951年，左翼的阿本斯·古斯曼总统在危地马拉经过选举上台，开始在国内推行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具有左翼色彩的改革。在国际上，阿本斯政府则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改善与苏联和当时尚未获得国际承认的红色中国的关系。次年，旨在促进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和侵略行为的“亚洲与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新中国首都北京召开，在与会的37个国家中也包括在政府授意下参加大会的危地马拉代表团。这次不远万里的参会经历虽然没能在中国和危地马拉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官方外交关系，但却给危地马拉的与会代表和危地马拉人民留下了对于“生机勃勃的新中国”的良好印象。

1952年的亚洲与太平洋与和平会议会场，主席台上挂满了各国国旗

1951-1954年任危地马拉总统的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上校，他在任内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最终被政敌和中情局联手推翻。

但是好景不长，1953年开始，由于危地马拉的土地改革和阿本斯本人与左翼运动的密切联系触动了美国资本，尤其是被其反对者称为“绿色魔鬼”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危的利益，美国开始密谋推翻危地马拉的民选左翼政府。1954年5月，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对派电台开始从其邻国向危地马拉境内展开宣传攻势，6月15日，以阿马斯上校为首的流亡者开始在美国支持下从洪都拉斯边境向国内进军，最终在宣传欺骗和美国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协助下推翻了阿本斯政府，迫使阿本斯下台并流亡国外。这一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对美国霸权的广泛愤怒。至此，中危关系的这一波小高潮匆匆落幕，未能达成更大的成就。

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危地马拉之间友谊的火种并未熄灭，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见到阿本斯本人时，依然高度赞赏了阿本斯在任时争取经济自主，反对外国压迫的斗争，并指出中国和危地马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方面目标一致，性质相同。颇有“革命战友”的惺惺相惜之感，这种感受代代相传，经久不息。直到多年以后的2004年，危地马拉前总统豪尔赫·塞拉诺·埃利阿斯依然认为：“危地马拉人民尊敬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袖，他们是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同时也关注拉美国家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追求历史的公正，并为此奋斗一生。危地马拉人民尊敬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段友谊的真诚可见一斑。

发表在1954年八月《人民文学》杂志上的抒情诗《危地马拉兄弟，我望见你》表明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美国在危地马拉所作所为的愤怒。

多米尼加：拉美风雷越重洋

多米尼加共和国位置示意

多米尼加共和国是加勒比海上一个小小的岛国，1941年与中国国民政府建交至今。因为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该国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并不算多，能够在中国见诸报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女排队伍时常在各种国际赛事中与中国女排交手。然而，在几十年前的1965年，这个小小的热带岛国却因为一场功败垂成的革命吸引了中国政府乃至全国人民的注意。就在这一年夏天，对军阀政府不满的多米尼加人在首都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独裁者卡夫拉尔，击退了保守派头目维辛将军的坦克，并宣布将迎回流亡海外的前左翼民选总统，多米尼加革命党的胡安·博什，恢复自由主义的1963年宪法。

对于刚刚不得不接受卡斯特罗的红色古巴在其后院出现的美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共产主义威胁”。在维辛警告美国大使“将无法保证美国人的安全”之后，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海军陆战队在多米尼加登陆并进入首都，随后在发布会上公然宣称“美国绝不会容忍在西半球出现第二个古巴。”几个月后，这场起义被多米尼加保守军人和以美国为首的美洲多国部队联手镇压下去，胡安·博什也在其后举行的1966年大选中败于美国支持的巴拉格尔，重新开始了流亡生活。

胡安·博什前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中国的会面，1969年

中国街头反对美国入侵多米尼加的游行活动，1965年

当多米尼加的革命运动在地球另一端爆发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起义者的支持，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主席发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并在其中用不无愤怒的笔调写道：“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 “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舰、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江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

以这篇声明为起始，全国各地掀起了“声援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高潮。几年后，流亡西班牙的胡安·博什总统访问中国，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面对这位事业未竟的朋友，周恩来表示：“革命总会经过一些成功和失败的。失败是成功之母。人们总是要经过一些失败才能前进。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经验，才是全面的经验。”

1970年，博什本人在一份西班牙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访问对跖点”的文章纪念他的中国之行，他写道：“中国根本不存在如资本主义轴心的媒体说的那样的根本意义上的独裁政权……中国政府来自于人民，引导着人民，但并不是通过施以霸权。”“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蜂巢，所有人都各得其所。”这种相当意义上的正面评价当然可以反映出博什本人对于中国的良好印象。此外我们可以想见，作为多米尼加革命党的导师级人物，他的经历对于这个至今依然活跃在多米尼加政坛的党派对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的印象也有着相当大的正面影响。

2016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米尼加商务代表处代表傅新蓉（中）会见多米尼加革命党总书记佩娜一行（图源：中国外交部网站）

从危地马拉到尼加拉瓜，从多米尼加到巴拿马，在几十年前的“革命外交”岁月里，有无数拉美人民通过各种渠道见识过了遥远的“红色中国”对这些国家民族独立和争取主权事业的支持和帮助。虽然我国与这些国家至今未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这些过去的友谊瞬间不会被这些国家的人民忘记。在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日渐增强的今天，相比台湾当局单纯的“金元攻势”与政治人物皮笑肉不笑的几次“访问”，既拥有强大援助能力也曾经对这些国家“以诚相待”的中国大陆显然更有优势。随着蔡“政府”的倒行逆施不断加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看见这些“老朋友”重新与当年的战友站在一起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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