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突破“高收入陷阱”，特朗普做得到吗？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朱富强】
当前社会上广为流传着“中等收入陷阱”说，但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源自一国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失误，并且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需求结构转换而得以摆脱，从而不具有必然性。
与此不同，发达国家面临着更为一般的经济增长逐渐下降和收入水平停滞的困境，经济长期衰退不仅已经或正在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常态，而且也反映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经济现象乃至一般规律，这就是“高收入陷阱”。
事实上，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采取积极的和非积极的保护主义政策，试图重建美国制造业进而维持美国的强大，这只不过是对突破“高收入陷阱”所做的挣扎，尽管可能会产生一些短期效果，但长期上根本无济于事。
究其原因，“高收入陷阱”具有很强的必然性，因为它受困于发达国家政策的两难困境。不仅美国如此，其他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在不同程度上转向保护主义，但几乎都无法扭转困局。这里就其中的逻辑机理作一解说。
富裕国家为何趋向经济保护主义
一般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有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而这往往又依赖一个不断扩展的海外市场。这已经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所证实。
当然，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和掠夺中所采取的手段存在不同：
有的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先导，如西欧各国在重商主义时期就是如此；有的则依靠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二战”后新兴市场国家大致如此；有的则依靠两种力量的相互补充，美国目前使用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
不过，在一个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中，经济竞争力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推展海外市场程度主要依据。进而，一国经济竞争力水平又体现为其产品或产业的竞争优势，这由参与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水平决定。
这样，在资本要素就有高度流动性的全球化中，经济竞争力或者竞争优势就主要取决于两大要素：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
一般地，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工资水平之间的比率越大，国际竞争力就越大。进一步地，考虑到全球化下技术流动越来越大，这导致世界各国的生产率水平出现逐渐接近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达国家的生产者试图维持其较高的工资水平或社会福利（甚至试图维持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劳动工资水平不变），那么，就必然会导致其产品或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资本或工厂就会外移。
此时，发达国家往往就只有依赖保护政策才可以维持稳定的工资体系，才能维持本国生产和就业岗位，从而就必然会走向保护主义。
发达国家的保守倾向 历史上比比皆是
关于发达国家的保守主义倾向，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现大量的例子，甚至可以被视为一般规律。
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在建国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地广人稀使得美国的劳动工资比西欧要高很多，几乎是欧洲平均工资的4倍。
究其原因，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获得几乎免费的土地，如果没有很高的工资，人们宁愿到乡下去建立自己的农场而不是在工厂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受到保护，美国制造业根本无法与欧洲竞争。
为此，当时美国学派代表如凯里父子、雷蒙德、约翰.雷、埃弗雷特、汉密尔顿以及富兰克林等人都反对当时主流经济学和高等教育中的自由贸易偏见，而主张实行高关税政策，以避免本国市场受到欧洲低成本的倾销。（参见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事实上，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交给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就提出了一系列促成工业发展和保护制度的纲领和措施，这包括保护性关税和进口禁令、补贴、主要原料的出口禁令、工业投入品的进口自由化和关税退让、发明奖励、生产标准的管制、发展金融和交通基础设施。
汉密尔顿的政治遗产为后来的亚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等充分实施。相应地，从独立建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50多年期间，美国一直都在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工业品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张夏准：《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1页。）
不仅处于落后的美国如此，即使在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地位之后，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开始宣扬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之后，英国在实践中依然实行保护政策。
例如，英国议会在1701年通过的《棉布法案》及其在1721年的修正案，对英国从印度进口的棉纺织产品就征收极高的关税，甚至禁止穿着以印度纺织品（棉布）制作的服装，直到1774年穿着全棉服装才成为合法的事情。
而且，在斯密《国富论》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依旧实行了比绝大多数国家都高得多的关税，见下表。
所以，戈德斯通就指出，“发生工业革命并高速增长的英国，同时也正是欧洲甚至全世界税收最高，关税最高和对贸易、航运管制最为严格的国家。”（ 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关永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事实上，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只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此时的英国经济实力和企业竞争能力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也仅仅是30年左右的时间，英国就开始遭遇新兴经济体德国、美国的严重挑战，乃至又转而回到以前的保护主义政策上。
技术水平优势快速丧失 工资水平成为各国贸易竞争关键
最后，就当今世界现实看，由于生产技术具有较强的扩散性，世界各国的劳动生产率都呈现出快速接近的趋势，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也正快速丧失。
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就越来越成为决定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工资水平依然比发展中国家高很多，因而除非在一些技术水平和生产力遥遥领先的特定行业（如新技术行业），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优势也逐渐丧失，乃至在自由竞争环境中开始落于竞争劣势。
进而，随着国际竞争优势的下降，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就不断扩大，制造业则加速外流，进而导致经济发展的整体停滞。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就越来越诉诸于市场保护政策来来维持其制造业的生存和发展。确实，进入21世纪以来，保护主义思潮在西方迅速崛起，尤其是，在选举期间往往充斥着保护主义论调。
譬如，2016年12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从而维持以市场经济第三国的相似商品价格而非中国商品的实际成本数据为依据对进口中国的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究其原因就在于，欧盟一些企业和工会组织担心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将有更多中国商品进入欧盟市场，从而威胁欧盟企业生存、影响欧盟就业。
同样，美国总统奥巴马领头打造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目的就在于将中国产品排挤出占全球经济40%的市场之外。
问题是，即使将中国挤出了国际市场，发达国家也不能保证自己就能够占有这些市场，只不过以其他发展中国家更贵的产品来取代中国产品，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损害本国国民的福利。
正因如此，就TPP而言，不仅加拿大、日本、韩国、泰国的舆论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甚至最大的反对声音还是来自于美国国内，美国两党准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已表示反对。
当选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反对TPP，在于它不仅要将中国挤出美国市场，而且要让美国自己的产品占领本国市场。
因此，他一方面通过关税壁垒来阻止中国产品的流入，另一方面则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减税政策来吸引制造业回流。
不过，这种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必然会使得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究其原因，它们的产品具有更强的竞争性而非互补性。
相应地，保护主义将使得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壁垒得以不断创设，如德国舆论大幅转向反对与美国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定。
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往往难以形成统一同盟来对抗中国，相反，中国可以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性采取相应对策，从而必然瓦解特朗普的保护政策尤其是针对中国的经济政策。
此外，特朗普振兴制造业的两大措施——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减税——之间也会存在冲突，这最终将会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这已为里根时期的相似政策得到证实。
富裕国家保护主义政策是否有效
上面的分析指出了富裕的发达国家必然会走向保护主义，问题是，这种保护政策在全球化经济中是否行得通？答案是否定的。
究其原因在于，在技术急速扩散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保护主义政策对富人和企业主是很不利的，他们必然会通过各种策略来反对或抵消这种保护政策。
去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不久，跟库克通电话说苹果应将工厂设在美国而不是中国、越南。库克答：嗯，是的，这事我理解。
更进一步的原因在于，在制造业受到政策保护的环境中，尽管发达国家的产品可以免受外来竞争而在国内维持生产，但是，企业主却只能获得低微的利润。
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的普通劳动生产力并不比发展中国家高多少，因为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等具有高度流动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也在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的工人工资却数十倍于发展中国家，如瑞典人的工资几乎是印度人的50倍。
更不要说，如果没有外来竞争的压力，发达国家国内的劳工运动将会进一步高涨；如果资本外流受到限制，那么，发达国家国内的国内资本积累相对于劳动力也会有更快的增长。所有这些都必然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和利润率的不断下降。
实际上，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中，无论是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马克思还是巴斯夏、凯里等，都充分认识到利润率具有下降的倾向。
当然，后来大量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利润率下降并不是一个必然规律，相反，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率长期保持了稳定，甚至还常常呈现上升势头。
如何理解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背反？其实，古典经济学有关利润率下降的论断基本都是基于一国封闭经济而言的，而在开放经济中，对外贸易、资本输出等都会提高利润率。
尤其是，资本的本性就在于追逐更高利润，因而只要一有机会，资本就会努力寻找新的投资点和利润源。
例如，穆勒就曾指出，“一国如果长期以来生产规模一直很大，一直有巨额纯收入供人们借以进行储蓄，因而长期以来一直有能力年年大大增加资本（但不象美国那样拥有大量未耕种的肥沃土地），那么该国的特征之一便是，利润率实际上总是接近于最低点，因而该国总是处于停滞状态的边缘。”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9页。）
因此，在国内利润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情势下，逐利的资本就必然会在全球流动，流向那些资本短缺而利润更高的地区。这意味着，在开放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就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资本输出。
这样，现代发达国家就会遇到一个两难困境。
一方面，在自由开放的经济全球化中，日益激烈的外来竞争将会抑制本国工资水平的上升，至少工资水平长期无法提高，甚至还会出现实质性下降。
显然，这种情形必然会引发广大工薪阶层的不满和抱怨，与发展中国家不断上升的收入相对照更加会强化这种不满情绪，从而会出现不断升级的社会抗议和街头运动。
另一方面，在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的情况下，国内高昂的生产成本必然严重削弱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利润率的下降也会刺激资本外流。
显然，这种情形必然会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制造业的萎缩还会进一步影响就业人数，最终导致经济的全面崩溃。
进而，从社会阶层来看：为稻粱计较的社会大众和工薪阶层往往更关注日常生活，更关注当下的生活水准；相反，为长远谋划的政府官僚和企业家则更关注经济发展，更关注提高竞争力的全球布局。
因此，在民主时代，政府在选择和推行经济政策时也就会面临这种短期和长期的抉择困境：
一方面，基于选票的近视考虑，在野政党往往会发表种种保守主义的锁国政策宣誓，那些争取连任的政府也不得不努力迁就声势浩大的民粹声音。
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在野政党也不得不接受大公司、大商人通过各种隐秘途径所施加的影响，现任政府更是不愿意公开实行会受到大公司反对和抵制的的封闭政策。根本上，这种困境无法彻底摆脱，至多取得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暂时平衡。
美国陷入高收入陷阱 特朗普能否突破?
因此，经济全球化中的发达国家就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高收入陷阱”：一个社会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国际竞争力就会逐渐下降，从而导致高收入水平难以为继。
具体表现为：国内投资低迷、制造业不断萎缩、产业空心化严重、失业率不断攀高、收入不增反降、社会两极分化、创新能力下降、产业升级不畅、出口能力下降，外贸赤字剧增、政府债务膨胀、经济停滞不前。（何自力：“发达经济体或将掉入‘高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8日。）
从现实情形看，欧美和日本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高收入陷阱”。
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就实际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就美国工人的小时工资而言，从1973年到2006年的年增长率为0.4%；就美国工人的平均收入而言，从1983年到1989年的年增长率是0.2%，从1992年到2000年的年增长率是0.1%，从2002年到2007年则根本没有任何增长。（张夏准：《经济学的谎言：为什么不能迷信自由市场主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却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大量利润，这些收益往往为少数大资本家和企业高管所瓜分，这使得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断拉大，进而滋生出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同样，这种情形也出现在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这可以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所爆发出的反经济一体化的民粹主义运动中窥见一斑。
H-O-S定理已经表明，生产要素的价格具有均等化的倾向。这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工资差距也将会不断缩小。
试想：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付出同样甚至更高的努力，并以相近的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同样乃至更大的财富，为何就应一直拿比发达国家工人低得多的工资，享有低得多的福利生活呢？
但是，目前发达国家或地区（也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人们往往将过去所享有的富足和富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而无法正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升的工资和生活水平。
相反，一些激进人士还由此滋生出日益强烈的不平衡情绪，甚至转化为反中国、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运动。
但是，这些行动只会破坏国际社会的分工合作，却无法阻止本国或本地区制造业的外移和经济衰落。
就美国的特朗普主义政策而言，贸易保护政策并不能阻止资本和制造业外流，除非资本所得到的减税足够强，以致资本在本国可以获得与海外相近的利润率，而这又必然以压低劳动工资为代价。
这意味着，特朗普政策将会进一步拉大美国国内收入差距，进而产生更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由此观之，无论特朗普如何推行他的保护主义政策，都无法改变美国不断乃至加速衰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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