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讲解危机时代的问题单：谈国际传播秩序的转变
一
我至今仍然对三年前曼德拉逝世所引发的全球媒体建制派的极度亢奋记忆犹新。如今看来，那铺天盖地的悼念竟像是挣扎着想要抓住一个时代的尾巴，一个属于这些“世界公民”的光辉时代的尾巴。
从纽伦堡审判到柏林墙倒塌再到“全球化”时代的开启，道德和解、形式正义、身份政治的理念盛极一时，国际主流媒体以及围绕在其周围的文化精英是承载这些政治正确和“同一个梦想”的中坚力量。他们左右开弓，一面拒绝正视自由经济对社会的撕裂，小心翼翼地维系中产阶级脆弱的安全感；一面又坚持着对保守派的鄙夷和拒斥，以自诩的进步姿态看护多元认同的价值观。在对曼德拉、哈维尔，甚至戈尔巴乔夫大力追捧的同时，他们也忘不了对查韦斯和卡斯特罗进行一番恶意的数落。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如今占据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明星突然变成了唐纳德·特朗普、奈杰尔·法拉奇、贝佩·格里洛、马琳·勒庞、欧尔班·维克托、雷杰普·埃尔多安，当然还有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显然是一个自由派媒体精英十分反感的“黑名单”，却意外获得了社会中下层的广泛支持。一直以为脚踏大地、引领众生的世界主义者们，蓦然发现自己竟已是悬置空中、自说自话，淹没在群众（民粹）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查韦斯
世道的变幻让人唏嘘不已。2016年全球政治氛围的转变应该成为国际传播界反思和回应的总问题，它已经被媒体和学者反复界定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点。从全球主流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历史阶段的开端恐怕不是一般认为的1989年的“Falling Wall”，而是1946年落下的“Iron Curtain”。
冷战的开启，以及随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文明秩序面临的危机可以看作是战后文化建制派形成的历史条件。此时“天定命运”的担当者既要对付国际上反殖反霸的民主呼声，又要对付国内追求多样平等的人权抗议，必须找到一个政治正当性的突破口。老牌帝国主义的强权弹压和旧时文明等级的反动观念都无力应对当时的国际传播局面，用“现代化历史观”和发展话语统合西方阵营的外部世界，同时向少数群体做出必要妥协，促成一个身份认同上包容和解的局面，这看上去是一个十分完美的战略选择，也内化成了众多媒体知识分子真心秉承的价值观。
如果要书写一部战后的国际传播历史，那么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就应该是以上这套全球文化秩序方案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实施的历史。建制派媒体是这个国际传播工程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当然还有文化教育领域所涵盖的方方面面。
到了二十世纪晚期，对全球市场经济、世界公民社会和传播技术进步的倡导可以被看作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秩序顺应历史条件变化的延续和发展。这些在我们时代被广泛赞誉的“政治公理”不仅稳固了金字塔顶端的权势集团，创造了经济上的巨大分化，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分裂了社会的中层和下层，使他们产生了政治话语上的深刻隔膜。终于，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这两个发生在同一年的危机事件中，文化建制派与社会底层的全面脱节戏剧性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社会基层群体在全球化中所遭遇的困境无法在媒体和知识精英的传播活动中得到重视，底层不仅自身缺少可以用来发声的传播资源，而且也失去了进步力量的代表。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分裂终究演变为一场对抗。连弗朗西斯·福山也清醒地看到：“真正的问题不应再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在2016年出现，而是为什么它过了这么久才显现出来”。
弗朗西斯·福山
2016年的美国大选集中体现了这些变化。主流媒体在立场上的一边倒并最终尴尬地落败至少向我们证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媒体精英本身是西方政治建制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并不是超然于党派性的存在。这正是我提出“建制派媒体”这个称呼的缘由。他们可以以中立的姿态调节建制内部的争端，却不能容忍对基本政治共识的挑战。
第二，随着这轮保守主义加民粹主义的威胁，全球建制派媒体与他们笃信的价值观一起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如果再补充一点背景，那么传统媒体产业经营模式的衰落和社交媒体平台对内容产品分发渠道的垄断将使得建制派媒体存在的经济基础面临土崩瓦解。而离开这些社会矛盾调停者和政治正确的把关人，全球政治右转的局势很可能进一步加剧。
二
如果说以上危机局面是发达市场经济体内部纵向割裂的社会问题，那么在国际间的横向传播中，割裂的趋势也同样存在。让我们先从导致这个结果的经济基础说起。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2008年至今世界贸易与产值的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二战以来此类停滞时间最长的一次。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的分析结果更显严重：全球贸易的总规模在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间也出现了停滞，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全球产值比例也在金融危机之后一蹶不振，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种种现象显示，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正在发生逆转。有了这个认识基础，我们便不会对孤立主义的突然兴起表现出多少惊讶。很多学者甚至放言：我们的世界正在慢慢告别多样一体、互为补充的全球化融合，重新进入一个区分敌友的时代。
以上趋势在中美关系中已经显示出了蛛丝马迹。随着双边贸易增长的停滞、中国美债减持和美国制造业回迁等方向性变化，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正在逐渐降低。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舆论中“中国威胁论”的全面复苏。沈大伟绘声绘色描述的中国“软实力攻势”，白邦瑞煞有介事揭秘的“百年战略忽悠局”等言论在事实材料的意义上自然显得捕风捉影、莫名其妙，但这些一直以“知华派”、“亲华派”面目出现的美国国际问题专家突然间转变了立场恰也说明一场精英决策圈内部的传播动员似乎已经悄然拉开序幕。
在舆论上把试图遏制的对象从弱小而无害的形象扭转为强大而危险的形象，这是起码的战略传播准备。正如霍布斯所言：“恐惧是敌对状态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南海问题投以持续、紧张的关注，客观上就是不断催促外交决策者重新定位中美关系的性质。同样道理，所谓俄罗斯组织黑客操纵美国大选的论断从没有一个可以拿出来示众的证据，但是当这个故事被美国政界高层和主流媒体严肃认真地重复了一千遍以后，那些想要达成的宣传目标就已经悄然实现了。
就在2016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根据该法，美国国防部将在2017年获得额外预算，专门建立一个反宣传中心，对抗外国对美国的宣传。除了国防部，诸多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学术机构也将得到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和培训开展反宣传相关工作。不管这项法案面对的是真威胁还是“假想敌”，事实是它将以防备的正当理由进行公开资助，把各种战略传播资源成功地调动和组织起来。这预示着国际传播领域的对抗性关系已经走向前台。
无独有偶，在美国《反宣传法》签署前的一个月，欧洲议会也刚刚通过了《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决议案，直接针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决议指出，莫斯科在针对欧盟进行敌对宣传。俄罗斯的诸多媒体、基金会和外事机构已经构成对欧盟及其东欧伙伴的主要信息威胁。在此之前，RT电视台在英国的银行账户突然遭遇冻结，已经引发了这家在西方世界影响力日盛的新闻媒体和俄罗斯政府的抗议。这一次，被指责侵害言论自由的对象变成了欧盟和英国，他们曾经正是信息自由流通的坚定支持者。
将当下世界政治与传播的发展方向说成是对冷战时期的回归，这样的言论已经屡见不鲜了。然而与上个世纪不同，在“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形象模糊的存在难以发声的年代，21世纪的冷战不用对进步意识形态做出太多妥协，它有可能发展成更彻底的孤立主义和极端危险的对抗关系。冷战过后，美国的对外宣传体系已经逐渐衰弱，缺少统合，难觅心理战时期朝气蓬勃的局面，如何通过制造各种版本的威胁论，重新构造这套体系并强化其传播动员能力将是一个值得国际传播研究持续关注的问题。
谈到国际传播中的横向分裂，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RT这类新兴媒体的崛起。在国际传播中，对媒体话语的垄断能力是权力实施灵活性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上，当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平台掌握在一个政治联盟体系中时，国家机器就可能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在危急时刻超越"政治正确"的限制，确保国际舆论的稳定。
正像2003年的伊战时期，原本美国主流媒体中为数不少的反战声音都因为潜在的“宣传纪律”而噤若寒蝉。此时恰恰是这一体制之外新兴的半岛电视台异军突起，扮演了普世价值的守护神。半岛台作为“体制外的明星”并不是西方文化建制派价值观的挑战者，他们只是这种价值观更彻底的贯彻者，彻底到可以不受现实政治策略的干扰。
如果卡塔尔投资的半岛是国际传播领域的“体制外媒体”，那么俄罗斯投资的RT就可称得上“反对派媒体”了，他们在精英气质和价值话语体系上与建制派媒体并无二致，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媒体上提供的反面事实材料和另类分析角度能够对西方公众产生更大冲击。这种趋势自然会引发西方权力精英的高度警惕。
对另类媒体的排斥和驱逐很典型地说明，全球化进程不过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在后冷战时期的延续而已。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媒体口径的相对一律是这一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半岛和RT的涌现证明，这一全球治理体系的宣传中枢或许正在逐渐丧失对主流舆论的全面掌控。
三
相比俄罗斯充满积极行动意识的对外传播体系，在全球地缘政治中占有同样重要地位的中国却有些困扰于“国际传播能力”上的弱势。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热心支持者，中国媒体精英一直以来的坚定立场是积极融入西方文化建制派构造的“同一个世界”。因此，将20世纪革命建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在这些历史经验中得以延续的一些中国特色发展模式搁置在主流传播话语体系之外看来就成了一个必然选择。
近几十年来，习惯于按照全球文化建制派的价值理念来发声，已经让中国的主流媒体失去了自主性的历史坐标，很难再想象和讲述另类的世界秩序图景。而在传媒产业的寒冬中，国家的各种媒体融合和保护政策还在不断给这些体制内机构输血。如今，当中国社会内部与其他市场经济体一样面临各种矛盾问题时，过时的全球化语汇和发展观念恐怕难以有效安抚社会大众，而作为宝贵政治认同资源的近现代历史叙述又面临着虚无主义的挑战。与很多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在社会整合中的传播危机同样存在。
在世界舞台上，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升温，2016年的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经济开放的领头羊。这一年中，G20杭州峰会和APEC秘鲁峰会上，中国领导人都恳切地呼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此同时，意义非凡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实现了与“光明之路”、“两廊一圈”、“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海湾地区等多个区域经济的成功对接，预示着一个新型地缘政治格局的成型。
由中国所带动的这些全球化中的积极因素更凸显了传播领域工作的滞后。面对西方建制派媒体如19世纪“黄祸论”一般的攻击，我们很难找到有理有力的健康回应，更不用说在孤立主义泛滥的局面下如何在整体上阐述一个国际新秩序的远景目标了。
在这一年中，中国传播领域真正让人意外的事件不在庙堂之高，而在江湖之远。
年初“帝吧出征”的威武壮观和年末中国网络文学引发的海外翻译热潮，都让我们见识了90后群体不可小看的跨国传播能力。这些社群所展现出的动员力、组织力和传播影响力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投资甚巨的国家传播工程。不仅如此，中国数量相当庞大的青年知识群体在网络围观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等国际事件的过程中表达了诸多与文化建制派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语汇。这提示我们，主流媒体的聚光灯之外不再是一片鸦雀无声，而聚光灯内的声音也已经显得越来越孤立。
适逢2016年末，当我打开电视和门户网站，映入眼帘的尽是圣诞节的欢乐促销，而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我却不断看到全国各地纪念革命伟人诞辰的各种规模庞大的群众活动。政治生态和传播生态的变化显然是旧体制的危机，而新的政治可能性似乎也正在向我们招手。
（本文发表于《对外传播》杂志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