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一唯：二战结束，整个日本都忙着销毁证据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尤一唯】

如果不是两位在东京旅行的大学生制作的一段视频，估计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日本APA酒店。也正是这段视频，让中日两国关系在2017年年初重新雪上加霜。

这段视频显示，在日本APA集团下属酒店的客房内，放置着宣扬集团代表元元谷外志雄极端政治主张和历史观的《理论近现代史学II》，其中存在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东京审判等刺激中国的内容。这样荒谬的史观在中国国内引起了网民们的极大愤慨，中国外交部也表态希望日本正视历史问题。

消息传回日本国内，酒店方面表示不会迫于中国舆论压力将书籍撤走。酒店的态度得到了日本国内一部分网民和保守媒体的声援，对此日本政府也做了“日中两国不应过分关注过去的不幸历史，应更多着眼未来”这样不痛不痒的表态。

但是在下个月即将开幕的2017年札幌亚洲冬季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却在19日表态希望APA酒店集团能够“消除政治、文化等歧视、偏见上合作”，希望作为本届运动会官方合作酒店之一的札幌APA酒店撤下相关书籍。虽然对于亚冬会组委会的请求，酒店方面暂未表态，但可见此事的余波仍将继续。

APA集团与“真的近现代史观”征文

APA集团代表元谷外志雄(笔名藤诚志)于2008年利用企业集团名义,创办了“真的近现代史观”征文活动来扩大自己在舆论界的影响力。其中最高奖——“最优秀藤诚志奖”的奖金高达300万日元（约为人民币18万）。

先不说以自己的笔名冠名最高奖的自恋之处，要知道在日本学术振兴会中，一个科学研究助成事业的基础研究立项的总资金也不过300-400万日元，而且时间跨度一般为2-3年，研究成果合计字数可达数十万字。而区区八千字左右的征文，报酬可与日本国家级学术立项等价齐观，可见元谷外志雄在栽培“极右保守派学者、政治明星”上的不遗余力。

元谷外志雄

2008年该奖创办之初的获奖论文便在日本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最终到了逼迫政府表态的地步。原因是论文获奖者田母神俊雄是现役的日本自卫队航空幕僚长（相当于上将），但他在论文《日本是侵略国家吗？》中，除了主张国防自主、美化日本殖民历史之外，还否认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认为二战是共产国际的阴谋等与政府意见相左的观点。在日本让人联想起了战前那支不断就政治问题进行发言的“昭和陆军”，因此引发了舆论的极大关注和对日本“文官治军”的担忧，最终田母神被日本政府更迭，在辞官后他成为保守阵营的英雄人物之一（目前已是征文评委的一员）。

从事情的经过来看，不得不让人联想APA集团和田母神之间是否是相互利用，以借舆论的发酵来宣扬自己的观点。至于该论文的质量，即使是身为日本保守派知识分子的秦郁彦也深不以为然地认为：“田母神曲解了自己的意见。（秦郁彦认为七七事变是中国29军开的第一枪，但田母神认为七七事变是共产国际制造的阴谋。）这种充斥着阴谋史观的论文，即使是在普通征文的落选文章之中都称不上优秀。”

此后的年度征文虽然没有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但在论点主张上却是一以贯之，宣扬爱国精神、否认慰安妇问题、否定象征天皇制、宣扬中国威胁论、主张自主防卫、日本核武装等。到了2016年，获奖论文《破坏美学国度的明治维新》走得更远，作者西锐夫直接将现代日本的原罪上溯至明治维新，试图全盘否定明治维新。作者认为明治维新破坏了日本文化的核心——成熟的美学和道德心，明治维新不过是一场欧美列强尤其是英国操纵的阴谋，坂本龙马这位最受日本人民喜爱的近代人物也被认为是英国侵略日本的“爪牙”、躺着中枪。

考察“真的近现代史观”获奖者的经历，很容易发现他们不少与APA集团代表元谷外志雄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而且获得该奖已经是成为极右保守阵营政治、言论明星的终南捷径。但是不得不承认，相比“历史修正主义者”，日本现代极右保守阵营的知识水平并没有得到什么提升，甚至发生了退步。无论是元谷外志雄，还是“真的近现代史观”征文包装出的极右明星们，他们主张中的一个基本论调便是“阴谋论”。不是将一切归罪于已经不存在的共产国际，便是归罪于战后盟国占领军（GHQ）对日本人的洗脑云云。相比“历史修正主义者”倾向于采用学术论证的方法来进行观点主张而言，不得不说是一个智识上的退步。

日本保守阵营不断挑起历史问题的原因

日本部分学者和保守人士在否定日本战争犯罪时，经常言及任何证明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都是来源于受害者一方（中韩）以及亲受害者的第三方（欧美各国），而缺乏日本一方的官方档案证据支持。但殊不知造成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正是战前的日本政府自身。

1945年8月15日起，日本举国上下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说来奇怪，在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后，盟军已经停止了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为何停战后的日本国土似乎仍处于战争的火海之中呢？事实上这是一场由日本政府、军部、警察全体对历史发动的战争。

从8月15日日本天皇播送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结束战争，到8月28日盟军正式进驻的两周左右的“空白时期”里，由于在波茨坦宣言中盟军声称要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深怕被追究的日本各级政府，对一切不利于自身的公共档案进行了彻底、系统的销毁。

尤其是在军队之中，证据得到了最彻底的毁灭。例如现在保存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进行南京战役的华中方面军的正式记录，仅有原有档案的三分之一左右。日本外务省行动更为迅速，早在日本尚未投降的8月7日便下令烧毁所有机密文件。当时在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馆中保存有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告，还有世界各国对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抗议、批判，但都被付之一炬。日本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在翻阅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时发现，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外务省官方文件只剩下封皮，内容已经全部被烧毁。在日本政府所在的霞关地区和军部所在的市谷地区，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甚至让整个东京城消失在了烟雾之中。

因此在盟军进驻日本之后，日本早已完成了对自身历史的完美隐匿工作，日后的东京审判在举证上困难重重也正是出于此原因。在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上，即使有无数受害者一方的证据以及中立的第三国的证词，但由于缺乏加害者一方来自官方的决定性证据，反而为日后日本保守阵营不断挑起历史问题争论提供了便利。

日本APA酒店里放置的右翼书籍

相比于注重语境、性别、东方主义等后现代命题的欧美学界，日本历史学的主流仍是古板的实证主义。这与日本的历史学界承袭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兰克的衣钵（日本近代史学的源头、东京大学史学科的创办人人之一李斯便是兰克的弟子）不无关联，因此尤其注重对史学证据特别是政府档案的搜集和举证。由于日本政府在空白时期对政府官方档案的彻底销毁，导致日本一方的档案、材料缺失，不得不在此方面依靠当事者的事后回忆（常被反对者认为是迫于战后盟军压力下说出的伪证），就实证史学角度而言存在部分缺陷。

这种史学举证上的缺陷相比实证主义史学的祖国德国尤为明显。写出宏篇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写出有关纳粹德国、希特勒的洪篇著作，并非是因为自己天赋异禀，更多的是取决于盟军缴获的德国政府及其各个部门的大多数机密档案。由于这批数百吨中的机密档案是盟军在不知情之下意外缴获的，其完整度和可信度堪称完美，因此成为了后世历史学者论证德国战争罪行和责任的一大宝库，任何历史修正主义者若想进行任何美化纳粹德国的言论，这批档案便是一座无法推翻的大山。

即使无法还原历史的全貌，但无论日本政府如何隐蔽自身的罪行，就日本的战争犯罪而言，仅凭借第三方以及日方事后的证词也是铁证如山。例如当前的日本政府也在其官方网站上承认“南京事件”的存在，虽然对于其具体的死亡人数存在与中国不同的看法。

但是这种纯粹的学术上的争论一旦被政治势力所利用便瞬间变味，他们将历史学家的只言片语进行歪曲式引用，进而宣扬阴谋论和自己的政治观点。但这种观点在日本社会实际上并非主流的观点，在历次的舆论调查中，即使否认对英美的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不同意南京大屠杀中具体的死亡人数，承认对中国、亚洲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观点仍占据压倒性优势。

APA集团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意味深长的回答或许道出了真相，他们声称来自中国的顾客大约只占APA酒店集团营业额的5%左右，因此根本不会对企业经营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显然，APA酒店事件带给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恐怕不止5%。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