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弛：肯尼亚Kakuma难民营的三十天（一）
到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天，是周六。我忽然听说有飞机可以直飞到卡库马难民营，每周五、周日各有一班，网上是查不到的。于是，我当天就到现场买了票，晚上收拾好行李，第二天中午就起飞了。
一架小飞机上除了飞行员以外只坐了六个人，连登机牌都没有，我们直接登上飞机，就一路摇摇晃晃飞进了沙漠里。
瓦斯科在飞机停下的地方接我。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因为在邮件通信时，瓦斯科提到他是来自刚果的难民，而他的长相与身材正具有典型的刚果式敦实。他接过我的行李箱，握住我的手说：“欢迎来到卡库马。”
卡库马难民营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肯尼亚西北角，图尔卡纳地区的半干旱沙漠中央。自从26年前难民营建立以来，这里已经聚集了19万难民，来自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南苏丹、苏丹、刚果、乌干达等，都是肯尼亚周边煎熬在恐怖组织、战争、政治动乱、政治迫害、饥荒里的国家。生活着19万难民、延续了26年的难民营，几乎发展成了一座荒漠里的城市。
我来到这里时是傍晚，驻地的隔壁就是一座穆斯林学院，而时间又正值穆斯林的赖买丹斋月，于是迎接我的便是穆斯林们礼拜时吟诵的歌。
我的驻地每晚7点－10点供电，所以我睡的很早。也是因为正值斋月，每天凌晨四点，我就会被窗外穆斯林的吟唱叫醒。他们的声音空灵又洪亮，吟诵起来时声音的源头似乎就在我耳畔，所以整个驻地都会在天色尚沉的凌晨苏醒。没有电，房间里甚至都感受不到晨光熹微。所以我会走出房外借着星光洗漱，抬起头就能看到上空温柔浅淡的一道银河，以及被歌声与沙漠连接起来的永恒的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瓦斯科和他会骑摩托车的朋友兹班戈一起到驻地来接我。我坐在摩托车后座上，他们就带着我在沙漠里穿梭几公里，到难民营的中心去。在阳光渐强、温度渐升的一片荒漠里，我听着诵经的人群用喇叭传向天际的声音里带着旷远的宁静，开始了这里的生活。
难民营之内的光芒
我决定进入难民营的时候，是三月初。
那时我正上着《批判难民学》这门课，全班18个人里有五个穆斯林、八个基督徒、三个非洲人、四个中东人，一半人学种族与移民理论，一半人学国际政治，还有一个既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基督徒、既不是非洲人也不是中东人，在八杆子打不着关系的建筑系学习的我。
我们带着各自的背景，从不同角度讨论着难民的尊严、潜能和救助道德，每周上课都吵得热火朝天。在完成这门课的期末项目时，我选择另辟蹊径，设计一套住房体系来强调难民的尊严和潜能。这项目越做越激动，所以，在教授的支持下，我开始申请资金，准备亲自前往难民营去现场调研。
那时候，被所有国际组织拒绝的我联系到了一个叫做SAVIC（Solidarity and Advocacy with Vulnerable Individuals in Crisis）的当地组织，认识了这个组织的两位创始人——穆扎贝和瓦斯科。他们都是从刚果逃出来的难民。穆扎贝在16岁时独自一人来到难民营，而瓦斯科独自在坦桑尼亚生活了10年，后来和穆扎贝同一年进入了卡库马。从2010年开始，这两个一无所有的难民开始向美国、英国、瑞士、挪威的国际组织筹款，为同样生活在难民营的同胞改善生活状况。
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是借着发安全套的名义进了难民营。实际上，我是真的敬佩并且相信这个组织的精髓。他们从生殖教育开始，解放年轻女性的思想，给予她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又慢慢开展了扫盲课程、英语交流课程、商业课程，为难民营里来自六个国家、支离破碎的人群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语言，一切都致力于帮助难民拥有独自思考的能力、独自生存的基础商业技能。六年来，这个小小的难民组织逐渐壮大，有了二十几个常驻工作人员，给上万个难民普及过基础课程。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网站，而我也因此找到了他们。
在这六年里，我是找来的第三个志愿者。
瓦斯科说，在SAVIC办公室里工作的人们已经期盼了我很久，有太多话想跟我说。负责生殖教育、扫盲课程、英语课程、商业课程的人都跟我同龄，是一群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难民小伙和姑娘。我对他们是带着敬意的，而他们也感觉得到，所以对我格外热情，走到哪里都要带上我。他们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但是陪我在难民营里穿梭时，又总能讲出最有趣的故事。我来的时候，一个叫苏珊的十八岁女孩正负责为新一轮的生殖教育招生。
“我们都觉得，只有非洲人能在太阳下、沙地里走长途，美国人、中国人都不会有这个体力，这也是非洲人的自豪之处。”出发之前，苏珊这么对我说。
我抬头看看太阳，并不觉得太热，于是回答说：“不会啊，我也能走很远的路。”
“那你要是愿意，我一会儿要在这个区域招生，可以带你看遍这一个区域里所有的学校。”
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机会，自然就直接系上腰包戴好帽子跟她走了出去。她听说我愿意陪她一起，突然激动起来，这一激动，她一连带着我在正午时分的大沙漠里走了将近十公里的路，一直走到我喝干身上带的每一滴水，脱水到快趴下，她还轻快地蹦蹦跳跳。终于到达最后一所学校时，路过一个索马里市场，我跑进商店灌下了整整一升的矿泉水，才觉得自己终于活了过来。
苏珊带我去的最后一所学校，是SAVIC组织借来教英语的地方。这里的学生最小的十几岁，最大的四十多岁，苏珊带我走进一个个教室，每个班的英语老师都听瓦斯科提起过我，要留我做自我介绍，想让他们的学生见见我。初级班的老师会把我的每句话都翻译成斯瓦希里语或是苏丹语，但高级班的学生已经可以自主和我交流。从初级课看到高级课，只是十二个月的时间，难民的英语水平就从一无所知到运用自如。
我每次在难民面前做正式的自我介绍时，总会刻意强调我并不想做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拍几张他们贫穷困苦的绝望照片，放在网络上供人消费。这一次对英语课上的学生自我介绍时，我自然也提起，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相信他们的能力和潜力、并想把他们真实的样子展示给难民营外的人。
但我并没想到，这句话会在每个班的学生里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初级班一位三十多岁的妇人在我讲完后站起身来，用斯瓦希里语说了一长串，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也引得全班同学拍桌叫好。苏珊一边鼓掌一边用英语翻译给我听：“她说，你从中国、美国一路跑到这里来，她真的很开心。她很感谢你相信卡库马难民所具有的潜力和能力，他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学习英语，学习所能触及到的一切技能，从没放弃过等待机会。她希望你能把这里的事情告诉中国、美国的人，告诉他们他们是真的在学习、在努力，她想让更多人来帮他们，让他们能一直拥有学习的机会。”
苏珊说完时，班里的人们依旧盯着我，目光真挚而闪亮。
“那你们介意我给你们拍一张照片吗？”
“完全没问题，完全完全没有问题。”
我双手合十，用斯瓦希里语说了一句谢谢。他们紧紧盯着我，似乎在努力表示他们言语的真诚，然后，我听见他们中的一些人说——“阿门。”
那时候，我觉得我来到非洲的一切决定都是对的。
何去何从
隔壁住了一个在联合国工作的德国姑娘。有一天下午我们回到驻地，一起被锁在了铁门外，于是便闲聊起难民营的生活来。她提起这里最震惊她的地方是，很多难民已经在这座难民营里过了二十几年的难民生活，也种下了深深的习惯。作为在联合国两个部门工作过的人，她跟我抱怨起来，联合国的官僚系统拖慢了太多过程，难民们都已经完全习惯难民状态的生活，在这里繁衍生息，有了一出生就继承了难民身份的孩子，说明这一切实在是拖了太久了。最后，她叹一口气，感慨着：按照如今联合国帮助他们重新安置的速度，他们什么时候能走呢。
这大约是人们在谈起难民时，最难解答的问题。
他们何时离去、去向哪里。
重新安置是指难民们在别的国家找到位置，顺利移民。对于卡库马的难民来说，他们被重新安置时所前往的地方，主要是美国和澳大利亚。
我和瓦斯科也谈起过这个问题。他每天在SAVIC上班，几年里努力为难民营的人建起各种各样新的项目，和邻居、警察、军队、政府都混得很熟，看起来几乎是要永远生活在这里了。我问他，你也在准备申请重新安置吗？他说，他早已进入重新安置的过程中，已经两年多了。他在两年前提出申请，有过了第一次面试，如今还在等第二次、第三次面试的消息。我问，那你未来两年里能离开这里吗？他嘿地笑了一声，摇摇头。
“联合国难民署在处理每个人的案子。太多事情了。”他这么说。
难民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感激着联合国对他们生活中一切细节的处理和把控，感激他们追踪每个获得重新定居资格、前往新国度的难民，以确保难民在离开难民营后获得应有的权利。可同时，在这无限拖长了的时间里，他们又渐渐习惯于这无休无止的等待，和一个几乎永不会完结的梦。
每天骑摩托车接送我的兹班戈，大约就是生活在这个梦里的典型。“如果幸运的话，我明年就能去美国啦。”兹班戈几乎每天都会对我重复这句话，“你再给我讲讲吧，纽约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每天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给他形容纽约的生活，而他似乎永远也听不够。然而，瓦斯科却摇摇头说，太多人都觉得自己马上就能离开这里，每天都重复着一样的话，但这些梦都已经拖得太久了。
一场重新安置，往往需要5至7年的时间。我在这里也遇见过一个已经拿到机票，年底就要飞往美国定居的难民姑娘。她告诉我，她从2009年就开始提交申请、接受面试。如今终于拿到实实在在的机票——她等了整整七年。
加快这个过程的方式其实也有很多。如果在国外有资助人，或是愿意跟负责重新安置的官员打打招呼，付点钱，难民也可以在2年之内拿到机票。但大多数人都是匆匆忙忙逃离国家，没有亲人、没有赞助人、更没有钱。他们要走的路有两条：等待，或是撒谎。
瓦斯科有一次跟我提起，卡库马难民营里有一个同性恋社区，是联合国为保护同性恋难民不受歧视、不受伤害而建起的，不允许任何其他人进入的区域。很多因为国家对同性恋者的迫害而逃到这里的人，联合国都对他们给予特殊保护，还优先考虑为他们寻找重新安置的机会。
我当时说，这很有道理。但瓦斯科却摇摇头：这也成了捷径。很多人在故乡过于贫困，没有出路，就装作同性恋逃来卡库马难民营，以得到被提前定居的特权，早日前往美国或澳大利亚，在那边打工，补贴还在故乡的战乱中挣扎的家人。这群人忍受着歧视，每天都对身边的人重复说同一件事，以增加身份的可信度，然后扮演这个角色，直到远远离开。
提起这件事时，办公室里就有一个住在同性恋区的姑娘。所以，我们陷入了沉默。
那天下午，空气最燥热的时候，瓦斯科在办公室里放起了音乐，几乎所有人都围了过来。瓦斯科告诉我，刚果人最自豪于他们的音乐天赋，这是一首刚果人作的歌，唱歌的是上百个已经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定居的刚果人。他们吹奏着家乡的乐曲，敲着熟悉的鼓点，在异国他乡连接起仍然留在难民营的兄弟姐妹。
“这三个五岁的孩子，他们到美国三个月啦。”
“这个男人是我爷爷！这是他在澳大利亚的第二年。”
“这个人也在澳大利亚，他生活得很好，刚给我寄了一部手机。”
围过来的人争先恐后地指着视频里出现的熟悉脸孔，给我讲他们的故事。
五个人站在瓦斯科小小的三星平板电脑旁，循环播放这首歌、这个视频，看了整整一个小时，指着屏幕上每个熟悉的人哈哈大笑，直到汗水浸透衣衫。
“瓦斯科。”那天傍晚，离开办公室时，我问他，“你什么时候能重新定居？”
“我还在等消息。在等待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会告诉你的。”
“你已经等了两年……”
“我相信联合国难民署，他们是在处理每个人的事情，为我们找寻出路。他们有每个人的纪录，不会忘记我，总会给我消息的。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官僚过程，所以我没办法去催他们，我只能等。”
“我真的希望你能早一点得到消息。”
“周日去教堂的时候，请你为我祈祷吧。”
看不到尽头的等待，大概是作为难民最无力的感受。所以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请为我祈祷。”
就像当你在卡库马的沙漠中行走时，你无法看到这沙漠的尽头，你只能祈祷。
难民营之外的悲哀
我在这里十天，从没有一个难民伸手跟我要过任何东西。我在吃饭时付着和所有难民一样的价钱，而当我掏出手机钱包时，我也有了足够的安全感，可以大摇大摆走在街上。难民营之内，有能力的人们运营着自己的小生意，没能力的人们坐在街边排队领食物。而跟外来的人要钱——他们并没有这个习惯。毕竟在自己曾经的国家，他们都是带着尊严生活的体面人。
跟我要钱的，都是图尔卡纳部落的本地人。图尔卡纳人在三百多年前沿着尼罗河迁入这里，还保持着非洲最原始的模样，女性在脖子上围着厚厚的珠串，手里握着磨得溜光的木杆，赶着一群瘦瘦的山羊，赤脚行走在干裂的土地上。我时常看见她们头上顶着树枝排成一排前进，或是在马路边昏黄的河水里洗澡洗衣。
瓦斯科告诉我，非洲各地难民已经来到图尔卡纳二十六年，可图尔卡纳的当地人依然坚守着他们的部落传统，住在木条和粗布卷成的庇护所里，无法耕作、又不肯上学。所以，我每天看到的那些头顶树枝的图尔卡纳人，都是在去给难民修篱笆的路上。她们需要为难民干活，从他们手里要一些钱去买每日的粮食。
联合国难民署在把难民安置在图尔卡纳的土地上时，尽了最大能力去保护这些当地人的利益，保证图尔卡纳部落人对当地的植物掌有绝对的所有权，难民想要砍树都需要从本地人手里买树枝。联合国又为本地人建立了学校，并要求难民，不能对进出难民营的当地人收取任何费用。
可是，瓦斯科跟我说，给图尔卡纳部落的人建学校、让他们上学几乎就像赶羊一样，你需要不停在他们身后推搡着逼他们送孩子去学校。推急了，他们还会说你不尊重他们的文化传统。他们曾经可以依靠沙漠里的水果和自己饲养的羊生活，而如今，他们只剩下为难民工作这一条路可走。于是，图尔卡纳当地人是比难民生活更困难的种族，所以他们会跟任何看起来富有的人要钱。
这大约是他们最悲哀的地方。因为难民的进入，这片区域有了汽车、摩托车、加油站，还拉了电缆，搭了电线。他们的部落就在公路旁边，每天来来往往的车与人，给这片始终在自生自灭中轮回的沙漠带来了前进的推动力。可他们并不愿意前进，他们只想守着一米粗布、三五只羊、几个孩子，静静地在这里生存。
可图尔卡纳人又是极端固执的民族。二十世纪英国军队进入这片土地时，图尔卡纳人被屠杀伤亡惨重，可他们始终用血和骨顽强抵抗英国的入侵和统治，直到民族几乎消亡。于是，难民们进入他们的土地时，他们也选择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不闻不问，依旧赤脚行走在红色的沙漠上，披着风沙，枕着大地，似乎这些拔地而起的新事物从一开始就完全与他们的生命剥离开来。
而如今，在这个已经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时空里，他们只剩下两条路可以走：有朝一日，他们接受一种全新的生活，被周遭的一切逼迫着发展起来。或者是，他们坐在星空下，等待这个民族逐渐消亡。
最后，一点关于艰苦和高尚的碎碎念
星期日早上，瓦斯科和兹班戈一起骑摩托车来接我去基督教堂。卡库马各处建了几十座教堂，每座教堂都属于一个社区。这里的人们捐出树枝、土砖，凑钱买了铁皮，用这些材料堆出一座土房子，在外墙涂上漂亮的颜色，甚至让小孩子画上耶稣、天使和十字架，就成了一座教堂。这一天，瓦斯科系上了我送给他的那条领带，跟所有男人一起穿着衬衫，还喷了古龙水。教堂里的女人也穿着最鲜艳的颜色，把孩子打扮得干干净净。他们每周日礼拜时都会这么做。
我走进教堂时，台上的人正吟唱着斯瓦希里语的颂歌祷告，像是流行歌曲一样，旋律很吸引人，又富有节奏感。瓦斯科时不时凑在我耳边翻译个大概：他们在赞颂耶稣、他们在为女性唱歌、他们在请上帝保佑孩子们。
和平滑优美的颂歌曲调不同，非洲的祷告方式带着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爆发力，雄浑似呐喊，让人忍不住浑身震颤。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可我能感受到他们颤动的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时而充满痛苦、时而展露希望、时而平和安宁。
在这里，我浑身都充盈了那种我一直在寻找的力量——所谓绝境之中，人类所具有的希望。
有人曾经用“高尚”来形容我的旅途，并且总在描述我在难民营的生活有多么多么艰苦，以此来衬托我不畏牺牲勇于奉献如雷锋般的伟大精神。我其实是有点排斥的。图尔卡纳人诞生在这片土地上，难民们被放逐到这片土地上，几十万人在这茫茫沙漠中生活，而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我微不足道的小小情怀而已。
我想告诉世界他们在媒体之外真正的样子，也想尽己所能让他们的条件有所改善。而仅仅是因为我生而幸运，有资格、有资本选择我所想要体验的生活，我就可以在这同样生活于此的几十万人里被挑选出来，被赞誉为“高尚”——对此，我一直感到不安。
图尔卡纳人深爱他们的土地，难民们即使都挤破了头也想离开，也认真感激着这片土地上他们的相遇。我也享受着难民营的一切生活，和我为他们提供的一切。我只觉得快乐。
所以我并不觉得我的行为有任何高尚之处。唯一值得大家借鉴的，大概就是我走到哪里都抱着这种想要对一切人和事物敞开双臂去拥抱一切的态度。所以，在旅途中，我永远不会是个过客。我珍惜并体悟着一切悲伤欢乐，一切绝望希望，把它们揉进我的骨血里，成为塑造我的一部分。
没有什么艰苦不艰苦，都是生活而已。我选择来体验它，我就是这生活的一部分了。
在图尔卡纳这片大沙漠的土地上，昏黄的风沙之中，部落人如此生活着，难民们如此生活着，我也如此生活着。
有悲伤、有欢乐、有绝望、有希望。
我和瓦斯科离开教堂的时候，瓦斯科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来到我们当中时的态度，所以我带你来教堂。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人和人没有什么不同。”
并无所谓艰苦，更无所谓高尚无辜低贱可怜，都是生活而已。
而我也深爱着我所选择的生活。
（本文原发于微信公众号“小弛”，为系列文章首篇。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