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中国道路不具有普世性？说反了吧
谈到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20世纪90年代时我们习惯叫“中国经验”。后来按毛主席《实践论》，就用了“中国道路”这个词。“中国经验”更强调探索性，“中国道路”是指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不是只有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模式、概念呢？其实国际上也有尼泊尔模式、丹麦模式，印度南部也有个Kerala model（喀拉拉邦模式）。
从最基本的事实看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的实践是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
第一，最快的经济发展。这个事实全世界都承认。虽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现在已经开始放缓了，但我们进行纵比会发现，过去30年是中国1840年以来发展最快的，或者说是最顺利的，基本平均保持在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增长。
第二，最大规模地减少贫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老少边穷”地区进行帮扶工作，我自己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扶贫研究。所谓“老少边穷”，老区像井冈山、延安，“少”是少数民族地区，边是边疆地区，穷就是贫穷地区。一些边疆地区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贫穷地区。30年下来，我们实现了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减贫。
如果用统计计算，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主要是中国完成的。按每年计算，如果把中国拿出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在增加的；但把中国加进去，贫困是在减少的。从80年代开始就是这样，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中国就完成了联合国千年目标计划的90%。2002年以前，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进入新世纪，地区和县这两级，包括西部的县域经济发展也起来了。所以，中国的减贫脱贫速度，是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和各国际组织都公认的。
从1978年到1998年连续20年的时间，中国10亿以上的人口，实现了连续两位数的持续增长。3亿人口脱贫，2亿人进城，1亿人实现了中等收入。当时我去日本，日本人说你那一亿人就是一个日本。我说我们还有10亿人处于贫困，只有1亿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那时候统计得比较保守一点，说的是3亿人脱贫；现在世界上的统计，中国已经实现了6.5亿人脱贫，但这主要是农村绝对贫困，而未计城市人口。1977年改革开放之前，城市还处在相对贫困、物资短缺的状况，现在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观。
第三，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既包括农村劳动人口到城市的流动，也包括城市人口本身的职业流动、社会地位的流动。中国人口的流动是世界上最频繁的。每年仅春节春运就达到三十几亿人次，还没有包括旅游、探亲和因公出差的旅行。
第四，最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国的社会结构，在1949年的时候基本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社会。当时城市人口比例不足5%，到1979年也还不到20%。最近这35年基本是一年一个百分点，现在城镇人口已经达到55%，这只是社会结构中的城乡结构。如果你看工农业结构，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工业总产值就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当然还有年龄结构、教育结构，社会人员中服务业的比重结构等等。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走过了西方300年的道路，这不只是经济发展，最重要是社会结构的变迁。
本世纪初，我在欧盟做了一个发言。我说，中国在20年（现在叫30年）中实现了10亿（这时已经超过13亿）人口平均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最大的减贫、最快的人口流动、最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且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部动荡或动乱，我们是以相对平稳的社会变迁走过来的。
2016年 人口流动地图
而在300年中，比如英国、法国等国家内部则发生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乃至起义、动乱和内战，还有对外的殖民、侵略和战争。而中国在30年实现了四个“最”，却没有以这样的代价换得这样成功的发展。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确实走出了一个比较平稳、社会代价相对少而成就显著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的普世性特征
现在有很多争论，认为中国特色仅仅是个案，没有普遍性；只有英国道路或西欧的道路（也被称作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加上美国，才是具有普世性的模式，而中国只是个例外。这让我想起，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当时俄国《祖国纪事》的编辑给马克思写信：“你讲的那个西欧，在《资本论》里的西欧，所描述的这个模式，好像我们觉得俄国不是这样。”
马克思在给他回信里写道：“我只不过是分析了西欧尤其英国的发展模式。一切民族不管它的历史、文化和经济有多么大的差距，都一定要像西欧这样做，这给了我马克思过多的荣誉。其实我没有这么伟大把全世界概括完。”但他也加了一句：“同时也给我了过多的侮辱，这是给我戴了红帽子啊！戴得太高了！”所以，我自己试图用一种比较科学的分析，想看看这到底是中国式个案经验还是模式。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余永定，在总结改革开放20年时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成功的最大秘密，就是没有听经济学家的”。确实，如果按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经济已经崩溃无数次了；按政治学家的预测，中国也早就崩溃了。所以，我试图用一个偏中性的命题，不说中国还是日本，欧洲还是美国，也不是说谁是代表。如果有任何的一个方式，任何一个东西，如果它跨越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强。
我自己总结，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1949～1979年），是奠定基础的时期，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那个时候完成的，我们的健康率和识字率也大多是那个时候完成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也说，中国是以最低的物资条件完成了这么高的健康率和识字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用的是人类发展指数(HDI)，而不只用人均收入测量社会的进步。
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用HDI测量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1949年5月，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7岁左右，1979年是67岁，已经超过了很多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人均识字率和健康率，包括婴幼儿与产妇死亡率的降低，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鼓励外商投资，外商包括华侨华人的投资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大，与我们劳动力的素质、能力和组织化程度是分不开的。
建国前的30年，就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基本是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也就是不再“挨打”的问题，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在建设自己基本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也走了一些弯路。改革开放解决了我们不再“挨饿”的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习总书记在党校也提到了个问题，下一步要着力来解决。
习主席有个讲话谈到，中国道路是30年改革开放走出来的，是60年来我们社会主义探索走出来的，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寻求独立和解放走出来的。最后他说，（中国道路）实际上是几千年来东方民族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走出来的。今天的这个中国，是延绵不断的文明走到今天，它跨越的时间很长。如果这样来讲，三千年、五千年，至少它是没有中断的一个文明形态，覆盖的空间至少相当于整个欧洲，我们的空间是个大陆，是一个大陆型经济体。
当然，一个13亿人口的大陆型经济体，和一百万、一千万人的经济体的发展，是很难进行比较研究的。当然小国有很多经验应该学习，但我们看到小的经济体面对的治理问题也相对少一些。
中国发展要妥善处理好利益格局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肯定有经验、有教训，也有失误，也有挫折。今天事后看，也有人说这些事搞急了，那些事早搞就好了。比方说放开第二胎，有人就说早放开就更好了；环境问题早点儿抓，今天空气质量会更好。回过头来，问题和错误能说出很多。第一个30年更是如此。其实，两个30年是不能互相否定的。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几年，凡是成功或比较成功的地方，它一定是与我们比较妥善地处理利益格局有关，尤其是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中下层基本利益诉求。有好多政策，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国营经济改革从拨改贷到利改税，诸如此类，一步一步进行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小平南巡以后，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加快推进，这里边有一个连续性问题，继承与发展问题。
今天，改革的深化和连续性成为重点。任务很明确，朝着2020全面建成小康目标前进，包括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以户籍为指标的城镇化（目前在城镇居住就业人口比例是55%），我们还要实现所有人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的均等化。精准扶贫是另一方面。但它确实又有连续性，这个连续性和共同性也和处理好利益格局、处理好中下层的利益有关。
农村改革最先是承包责任制，接着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工大规模进城，或者就地就近的非农化，以及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成长。长三角、珠三角的大量地方，那里的“村”、“镇”实际上已经不从事农业了。邓小平总结说，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这不是我们靠脑袋想出来的，是农民用自己的实践搞起来的。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提出了要协调城乡关系、区域间关系、经济与社会、发展与环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等“五个统筹”。我们免除了农业税，提高了农村医疗养老幅度。我们目前正在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发展。
新发展理念、普惠式分配、共识式理念和共享式未来
新的发展五大理念。首先是创新，不能再沿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路子，要更加注重提高创新能力，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出高效健康发展的路子。
新的发展理念还强调“共享”。凡是比较成功的发展，一定是能够比较妥善地处理好利益格局，尤其是中下级的基本利益诉求。包括我们周边的乃至更多的国家也要共享我们的发展成果。
第二，普惠式的分配特别重要。发展的成果，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发达地区可能多获得一些，而“老少边穷”地区可能少一些。要推进县以乡村普惠式的分配模式，让人人都能享受发展成果。
第三，形成一个全社会基本的“共识性理念”。1977年全社会最大的共识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发展，这在当时确实是整个社会的高度共识，称为共享式的未来。有了基本的社会共识，大家面对未来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愿景，而不是各自为政，最后撕裂社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讲，不发展社会就不能叫社会主义，因此要一心一意搞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小平也讲了一句话，以后发展起来了，比不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多。
今天我们社会确实要面临很多的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有些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也不是简单地一刀切下去就能解决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社会越来越有整体性。有人说，第一个30年（1919年到1949年）叫做“推倒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民族解放；后来有人说我们面临新的“三座大山”，这个有点夸张，但确实面临着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压力。
工资可能比30年前涨了几十倍，但对老人来说，只要把医疗费用打进去，压力就很大。教育孩子也是一样，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希望孩子能够获得好的教育，而好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大城市住房也成为了问题，不仅中下层的农民工进城买房困难，连博士也买不起房子、生不起孩子。
就业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压力。当然，金融危机以后，相比欧美国家，我们的就业还是令人羡慕的。其他国家毕业20年的博士还在找工作，美国一些黑人、拉美裔，包括一些亚裔，干脆放弃了寻找工作的登记。现在美国统计局公布的就业率，没有包括这些放弃找工作的人。
上面提到，凡是成功或比较成功的经济体，一定与比较妥善处理利益格局、尤其是处理好中下层的基本利益诉求有关。什么叫“比较妥善处理”？就是渐进式增长、普惠式分配、共识式理念和共享式未来，并且继续按照渐进式增长，财富的分配相对是比较普惠式的。虽然多少不同，但一定都能受益的帕累托增长。社会要有基本的共识，发展增加、社会稳定等等。就像1977年改革开放初期，高度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样，大家对未来有一个共享式愿景。
包括就业、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问题都很严峻，再把环境问题加上，这些都要处理好。社会矛盾是要靠社会政策处理的。说到底，就是怎么处理中下层的利益需求。不能有效处理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社会就无法保持稳定，无法发展。所谓社会政策，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社会公正。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重视社会公正？从过去高速增长到现在的新常态，今后长期发展就不能再保持两位数。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我们有充分信心，一方面要维护经济的基本增长，同时要确保社会公正。
中国改革发展，要确保下层不受损、中层有所得
现在学术界争论以市场为主还是发挥政府的作用。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假设命题：第一，社会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第二，人都是自私的；第三，自私的个人追求私利最大化，可以实现社会的最佳均衡。这样的命题要用历史去检验，不应停留在理论的争论，所谓西方以个人为本，东方是集体主义等等。
其实，西方也不仅是以个人为本，亚里士多德就说人类是社会动物，这才有社会、社区、社群，才有后来的共和。比如说社会契约论的前提是以个人为单位，那契约算什么？所以，社会事务要看以什么为单位。有些事以个人为单位，有的以家庭为单位。处理国际关系就不可能以个人为单位。美国在对外关系上从来以国家利益为单位。
所谓“人都是自私的”显然不能概括人类所有的动机和行为。“自私的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实现最佳均衡”，这是零和游戏。人们互相拼得两败俱伤，但资源就那么多，公共产品就这么多，机会就这么多，每个人只顾追求私利，那就是穷的穷，富的富。所以必须回到政府作用，重视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社会治理问题。一个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利益的分化是在所难免的。
有的人批评说改革开放后，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事实。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越要关注，而不在于政府大或小。关键是要实现政府的精干和高效，遏制官僚主义的膨胀，关键是政府的责任和作用，确保在改革开放发展中平衡好各方利益。
我提出的发展底线，是社会政策要“确保下层不受损、中层有所得”，上层任何时候都处于优势。要实现“帕累托改进”，让人人受益，不能越发展反而越受损；中等收入群体要感到随着经济发展逐年有所得，这才能支持发展。
中国由于是后发型的，我们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辛勤劳动，这就叫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
中国道路的发展，既包括环境的代价，也包括发展低端产业承担的巨大代价。外商投资包括华人侨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有正面的作用。西方老批评我们“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但是他们的企业在中国建工厂，利润和廉价产品是他们在享受，污染则要由我们承担，牺牲了我们劳工的健康；利润让他们拿走，生态环境税要我们缴纳。我们被迫“代人承担，代人受过”。作为一个后发型的巨大的农业社会，十几亿人口的规模，这么短的时间要向现代社会转型，付出这些代价，是时代使然。
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所以，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秉承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这是历史的选择，在这个时代再也走不起战争的道路，走不起侵略殖民的道路，人们也不允许走这样的道路。掠夺的时代过去了。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道路，其实就是共享。怎么处理好与周边的关系，与发达社会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处理好财富增长与利益格局的关系。
当今我们面临的是整个世界格局的新调整、再分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后的民族国家和民主体系，并没有防止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架构是东西方对峙的表现，是敌对情况下的所谓稳定。
但其实在亚洲是热战不断，包括抗美援朝、越南战争等等，但是冷战结束以后，有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美国“一超独霸”、单极世界的时代其实最多只有十年。随着反恐战争的出现、金融风暴的出现，今天的整个全球格局正在重组、重构之中。中国不是要另起炉灶，更不是完全取代现有的秩序，而是正在探索新格局。
“天下无他”：中国追求合作、协商、共赢
中国道路的特色有很多不同的总结。我认为它具备如下几个特色。
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什么叫承担责任？中国减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这是很大的责任。我们要是出现难民、移民，就不是今天北非和叙利亚难民流向欧洲的概念了。1979年中美建交前，卡特总统搞人权外交，拿了一个23人的名单给小平同志，卡特说要让这23个人拿护照来美国。邓小平跟他说，你要多少人？两千万够不够？两千万也只是个零头。所以，我们的治理要非常负责任。包括各级政府是高度尽责的机构。
第二个特色是要灵活。我们如此之大的国土，若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制度，是比较麻烦的。由此，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
第三个特色是协作。我们社会管理是合作型的。有人觉得大一统的意思就是由上至下的，就是压制型的，这是误解，其实是协作式的。
最后一个特色是协商。政策制定，还要不要持续，怎么实施，都是商量着办。
过去即使有那么多的成功，但当前我们也面对很多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其实也是全球层面的挑战。
从全球层面来说，世界正在重构之中。这个重构有三大中心。北美以美国为首，它现在的问题尽管很多，但它的科技、经济、军事、教育实力等等还是世界第一，它的综合国力还是世界第一。因此中美关系也是最重要的。欧洲第一个搞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在要超过这个体系，正在向“一体化”努力。现在“一体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金融、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到地缘危机，从乌克兰事件以来，难民、恐怖主义再到所谓“伊斯兰化”，以及现在整个治理能力都面对挑战。
中国提出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赢，这不仅是一个目标美好的愿景，实际上也是依靠这些理念来行动的。
第一就是创新。现有的国际秩序需要创新，但中国不是用革命的途径崛起。中东、非洲、拉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亚洲虽然是人口最多、发展最快、势头最好的地区，但毕竟亚洲的整合程度是最低的，连我们国家也没有完全实现统一，那么就要走出一个创新的国际秩序。
第二是全面性。全面建设小康，不仅是收入水平，兼有生态、文化、政治等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为了全面建成“小康”，就一定要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改革开放，这样才能实现“全面性”。“改革开放”作为国策还是需要坚持下去。
改革开放是解决市场机制问题，公平交易、自由贸易、竞争择优，公平分配。因此，要有法制保证，全面依法治国。中国从1949年以来，很成功的经验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包括这么大的力度反腐败。
第三，就是民主，有人说是协商式的民主。这不只是政治层面，也包括社会服务。政府功能就要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
最后，它一定是包容性的。中国自己也好，中国与其他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好，包括我们现在把非洲叫做“命运共同体”。其实“一带一路”也是带有包容性质的，共赢共享。
今天的世界要改善不合理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但并不是用革命方式打碎它。我们不是制造麻烦的一方。正如周总理说的，要和平共处，不同国家，尽管有着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但我们共处在同一个世界上。
要通力合作。现在“一带一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具体的实施方案，涉及投资、贸易，乃至包括“人心相通”。先从地区性的合作开始，可以做很多工作。
基辛格有一位年轻的助手叫乔舒亚·库珀·雷默，上次他参加我们的一个研讨会，他的发言叫《北京共识》。对抗也好，对峙也好，冷战也好，包括理念上的分歧，共识就是通过合作改变自己，通过共同合作来进步。
现在美国人和欧洲人提议全球治理，但还是共同治理好。亚洲的声音，非洲的声音都要有表达的机会，当然我们也是其中的利益诉求之一。奥巴马的想法是“现在由中国制定那个规则不行，要由我们美国人制定”。我和美国人讨论，问题不在于谁制定规则，而是规则合不合理；同时，规则制定过程应该大家共同来制定。所以G20应该是比G7更好的一个机制。
（文章发表于《经济导刊》1月刊，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