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以历史视角全面理解中国平稳转型

把“人口”变“人手”是当年最紧迫问题

建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推进工业化转型与发展。但在工业化、市场化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开始显现。正因这些问题的遮蔽，一些人无法形成对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市场化转型的全面认知，尤其未能意识到在大规模劳动力流动背景下维持社会稳定的难度和意义。

工业化始自西方，但整个西方世界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总量不过十多亿，持续时间长达几百年。在此期间，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等手段为自身创造有利条件，即便如此，很多国家仍然动乱不断。美国算是比较平稳，但前提条件是它通过蚕食土著印第安人领地和“西进运动”等方式，获得几乎无限供给的土地；法国则是整个19世纪都处在政治动荡中，历经君主立宪、帝制以及共和等多个政体后才稳定下来；德国统一较晚，发展速度后来居上，但最终倒向了二战。

较之西方，中国这一轮转型的规模和幅度空前，不仅单个国家人口规模更大，持续时间也只有短短30多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如此快的速度下仍保持了相对平稳。这样的背景比较，有利于我们更清楚全面地认识自身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

转型之前，中国最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沉淀在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如何安置。不要忘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把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就是为了应对人口问题。

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转型实现的一个巨大变迁，就是把“人口”变成了“人手”。3亿多剩余劳动力只要沉淀在农村，基本就成了人口问题。粮票等票证在1992年被废除，使农村劳动力向商业发达的沿海地区流动成为可能。伴随这种劳动力的大规模持续流动，我国农业产出仍持续增长，这说明流动出去的劳动力在农村属于绝对剩余。这部分劳动力以农民工的形式进入市场，正好同国际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结合起来，这就解释了我国过去30多年的增长。

资料图

现在，我们不能因为遇到了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就对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持怀疑态度，因为转型解决了过去国家发展最紧迫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平稳推进工业化转型的原因

为何能在保持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这当然要得益于国际形势，即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除了满足国内需求还能供给国际市场，两个市场都充分大，才使两亿多农民工进入工商业、一亿多进入制造业成为可能。但除了国际因素，还有诸多内部原因。

首先，中国农村文化中包含适应工业化转型的因素。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问题。因为从农耕时代的时间观念和生活习惯，转向以工业为主的时间观念和劳动纪律，容易产生心理不适。另外农村的人伦关系也被城市的货币关系和法律秩序取代，容易引发道德解体和震荡。

这些问题虽然中国也有，但痛苦相对更少。中国农村文化中一直都有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认知，因此中国农民对货币和劳动报酬的反应更灵敏，愿意投入更多劳动以换取财富。赚钱之后，他们要么回家盖房光耀门庭，要么把钱用在供孩子上大学上，这些动机又构成了转型背后的工作伦理。

还有世俗理性问题。伊斯兰国家大都把原有生活信念宗教化了，这削弱了其转型适应能力。但中国农民能适时改变传统以适应新的生活，这得益于中国自孔孟以来的世俗实用理性。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教育系统在全国范围内铺开。除了普及科学常识和国家共同体认知，统一教育系统还要求采用普通话，进而使来自不同地域、使用不同方言的人获得统一语言，这些都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奠定了基础。相反，西方国家尤其欧洲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经常出现问题，因其没能融入统一语言体系并形成统一社会认同，这影响了社会稳定。

第三，中国社会平稳转型还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关。中国政治体制下的权力比较集中，政府重视加之征地相对容易，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速度较快。如果没有这种快速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保障，如此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也会引发各种冲突。比如“春运”过去年年都遭抱怨，但近几年来逐年缓和，这与我国不断推进的铁路建设不无关系。

制造业升级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到了21世纪头几年，中国开始遭遇“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变。过去30多年，中国总的发展方式是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使之与国内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结合，形成强大生产能力。但随着劳动力规模缩小，中国不得不主动进行制造业升级，从中低端到中高端迈进。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攀升，当然会触动西方的奶酪。依靠技术优势占据价值链顶端以获取丰厚收益，这是西方国家强大和富裕的核心要素。正因如此，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中国一定会面临西方以所谓知识产权或其他手段实施的封锁。

因此，中国必须成为创新型国家，这将考验我们的教育和创新环境能否跟上。如果我们顺利实现制造业升级，有能力分享过去主要被西方发达国家把持的那部分中高端产品收益，届时中国中产阶层将进一步扩大，城市化速度将进一步加快。过去的城市化某种程度上只是“贫民窟的城市化”，劳动力进入城市但还无法承担教育和医疗等成本。但制造业进入中高端后，随着工资和税收提高，城市化将变成“体面的城市化”。

实现制造业升级还意味着我国将完成中高端产品的出口替代，这可是西方发达国家奶酪的核心部分。这种被抢走奶酪的焦虑会逼着西方继续往高端走，只是那条路太难了，即便能走也会很慢。当中国快速赶上而西方速度较慢时，东西方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至少会更平等。过去200年来西方对中国居高临下的姿态不会再有，到那时候我们或许就可以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

（本文首发于《环球时报》，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本人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