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公元人”的分化与“人心秩序”的重建 ——《三体》的政治视野
《三体》三部曲对人类社会可能发生的文明冲突图景及其悲剧根源的科幻式深描，宛若一幅多维的现实镜像，深刻无情地折射着现实世界的残酷，这或许是其宏大叙事的最大魅力之源。
在即将到来的地球文明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面前，在技术与伦理、个体与整体的复杂冲突面前，“公元人”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与重新整合，看似人道主义的选择却导致了文明的覆灭。在终极的文明冲突背景下，这场浩大的“公元人”的大分化，既是对已经发生的、正在经历和意欲建构的内外政治秩序的现实主义透视，也是对“后公元时代”政治共同体人心秩序重建之道的严肃探寻。
一 、现实的镜像：“公元人”的分化
《三体》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公元人”分化的全景画像，精英与大众、英雄与庸人、和平分子、暴力分子，逃亡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和胜利主义者，在文明冲突的宏大背景下，个体命运前所未有地从属于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命运，个体的悲欢离合从属于人类共同体的生死存亡。在这样的时刻，个体的选择愈加重要，尤其是在忠诚与背叛之间的抉择，不仅关乎个人的品质德性，更关乎共同体的生死存亡。
在文明冲突的终极危机面前，生存与死亡，忠诚与背叛，一切看似奇幻却又那么现实，一切都似曾相识恰如身临其境。地球人和三体人之间即将在四百五十年后，以当下无法预知的方式相遇，按照地球人的科技发展速度，届时完全没有能力抵抗武力入侵，面对这一两大文明之间的终极危机图景，地球人内部产生了分化，滋生了有组织的反叛力量。
“人类文明自身缺陷产生的异化，对更高等文明的向往和崇拜，让子孙在终极战争后幸存的强烈愿望”，又导致叛军内部很快又分化为拯救派、幸存派和降临派三派，“降临派要借助外星力量毁灭人类，拯救派把外星文明当神来崇拜，幸存派的理想是以出卖同胞来苟且偷生。”[1]
降临派的背叛来自对人性的彻底绝望和仇恨，他们的座右铭是“我们不知道外星文明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人类怎么样”。
拯救派是一个主要由高级知识分子、知识阶层组成的宗教团体，他们极容易对人类以外的另一个文明产生美好的幻想，但是，“人类文明一直是一个孤独行走于宇宙荒漠的不谙世事的少年，现在她（他）知道了另一个异性的存在，虽然看不到他（她）的面容和身影，但知道他（她）就在远方，对他（她）的美好想象便如同野火般蔓延。
渐渐地，随着对那个遥远文明的想象越来越丰富，拯救派在精神上对三体文明产生了宗教感情，人马座三星成了太空中的奥林匹斯山，那是神的住所，三体教由此诞生。”。[2]拯救派的最终理想是拯救即将失去栖息地的三体世界，因此可以牺牲人类世界。
幸存派的存在是因为，“当入侵太阳系的外星舰队的存在被确切证实后，在那场终极战争中幸存下来，是人们最自然的愿望。战争既然是四百五十年之后的事，那就和自己的此生无关，但很多人希望如果人类战败，自己在四个半世纪后的子孙能幸存下来。现在就为三体侵略者服务，显然有利于这一个目标的实现”。[3]
叶文洁经历了那个为理想献身的壮丽而激情的年代，在目睹了父辈的悲剧之后，精神彻底绝望：“还有多少在自己看来是正常甚至正义的人类行为是邪恶的呢 ”，于是她选择了永不妥协的背叛：“也许，人类和邪恶的关系，就是大洋与漂浮于其上的冰山的关系，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物质组成的巨大水体，冰山之所以被醒目地认出来，只是由于其形态不同而已，而它实质上只不过是这整个巨大水体中极小的一部分……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就像他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借助于人类之外的力量。”[4]
因此，她决定脱离文明母体，背叛所有人，背叛人类，为了消灭人性之恶，投身于他者的拯救，走上了彻底的不服从，知识与理性的思想大厦在她这里铸成了人类无法理解的疯狂，那就是一定要将宇宙间更高等的文明引入人类世界，这成了她坚定不移的理想。
张静初在电影《三体》中扮演叶文洁一角
“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5]“我找到了能够为之献身的事业，付出的代价，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不在乎。同时我也知道，全人类都将为这个事业付出史无前例的巨大牺牲，这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6]“地球三体组织的最终理想和目标，就是失去一切，失去包括我们在内的人类现在的一切”。[7]这种经过计算理性的疯狂，为了拯救人性而牺牲全人类，为了拯救全体而牺牲一人，这让叶文洁成为基督教式的西方文明皈依者。
史强是经验丰富的刑警和反恐专家，几十年“就学会了看人”，他的粗犷令人抵触，他的敏锐直达人心，是他发明了古筝行动，终结了地球叛军的有生力量，也是他给了科学家丁仪和汪淼前进的动力。他多次救了罗辑的命，给他找到了梦中情人，还帮他理清了宇宙社会的政治哲学。他始终坚持一个工作原则：“从不进行道德判断。我要对付的那些主儿，成色可都是最纯的，我要是对他们婆婆妈妈：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啊？你对得起社会对得起爹妈吗……还不如给他一巴掌。”[8]看似漫不经心、玩世不恭，却从不徇私情，从未选择背叛，他甘愿做人民的忠诚卫士。
罗辑最初是个玩世不恭的青年学者，他醉心男女情爱，对诸如逃亡主义、技术公有化、ETO、战时经济大转型、赤道基点、宪章修正、PDC、近地初级警戒防御圈、独立整合方式之类的各种时代主题全然不感兴趣，他排斥史强所代表的国家力量，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浑然不觉，“是不是弄错了？”“为什么选择我？比起他们三个。我没有任何资格。我没有才华，没有经验，没见过战争，更没有领导过国家；我也不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只是一个凭着几篇东拼西凑的破论文混饭吃的大学教授；我是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自己都不想要孩子，哪他妈在乎过人类文明的延续……为什么选中我？”[9]
在无尽的怀疑和拒绝之后，他选择了逃避，用一场完美的爱情逃避面壁者的命运和责任，“面壁者真有从怪圈中脱身的可能吗，如何打破这铁一般的逻辑枷锁”。这让政治社会最终不得不动用了控制手段，让他的妻子和女儿冬眠，他们只能在四百年后解冻相见：“想想四个世纪后，在末日的战火里，她们见到你时的目光吧！她们见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把全人类和自己最爱的人一起抛弃的人，一个不愿救所有的孩子，甚至连自己孩子也不想救的人。作为一个男人，你能承受这样的目光？”[10]在终极的忠诚与背叛面前，他最终选择了担当。
《三体》粉丝cosplay罗辑一角
他开始了孤独而深刻的思考，从猜疑链和技术爆炸开始，在“一瞬间”顿悟了宇宙文明秩序的奥秘。“在坠入冰湖的一瞬间，他感觉自己跃入了黑暗的太空”，“就在这死寂的冷黑之间，他看到了宇宙的真相”，[11]这神奇的一瞬间，这思想家们钟爱的一瞬间，恰如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神圣的一瞬间。[12]就在这一瞬间，他完成了从面壁者到执剑人的转变，他成为宇宙正义的主持者，成为超级文明的代言人。
他也曾被同胞赶下公交车彻底抛弃，在看似颓废的伪装下，他精心设计并完成了终极拯救方案。罗辑完全放弃了小我，成了两个文明命运的终极威慑者，他的目光“带着地狱的寒气和巨石的沉重，带着牺牲一切的决绝，令敌人心悸，使他们打消一切轻率的举动。”[13]作为地球文明的代言人、执剑人，罗辑以一己之力与三体世界对视了五十四年，从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变成了“一位面壁五十四年的真正面壁者”，变成了“一位五十四年执剑待发的地球文明的守护人”。
叶文洁、史强、罗辑是“公元人”在终极危机面前的几个镜像。
文明冲突的悲观前景的拯救方案遥遥无期，让大众充满疑惑和恐惧，即使获得了暂时的救世主般的安慰，仍有可能随时发生转向，这样的大众看起来就像是一群乌合之众。这的确非常现实主义：德性败坏的叶文洁之母，发战争财的史强之子，忧虑血脉传承的张援朝，只关心当下生活不考虑长远的杨晋文，商品交换逻辑的狂热信徒山西煤老板苗福全，看上去都是现实的反映。而对逃亡主义高度敏感又反覆无常的大众，对面壁者、执剑人从迷信到憎恨迅速转换的大众，很容易简化、分化与两极化的“公元人”，成为普罗大众及其所身处的现实世界的一种真实镜像。
二、“后公元时代”的人心秩序重建
《三体》以科幻的方式，通过预示未来而回到过去，又通过回到过去而预示未来，宏大深远的文明视野，透露着浓郁的中华文明底蕴。
科学边界、幽灵倒计时、恒纪元、乱纪元、脱水、浸泡、人片、宇宙闪烁、孔子冰柱、墨子烈焰、秦一号人体计算机、三体网聚、三体叛军（拯救派、降临派、幸存派）、古筝行动、太空监听系统、宇宙监听员、思想全透明社会、面壁计划、面壁者、破壁人、技术公有化、思想钢印、钢印族、水滴、黑暗森林、咒语、“MD”（military democracy）、“只送大脑”、“我们的星星”、阶梯计划、智子封锁、智子盲区、执剑人、王国的新画师、饕餮海、深海王子、长江童话、文化反射、双层隐喻、二维隐喻、掩体计划、黑域计划、慢雾、歌者、质量点、隐藏基因、清理基因、坐标广播、弹星者、时间颗粒、底墒体、二向箔、维度打击、二维化、地球文明博物馆、“把字刻在石头上”、二维世界的扁片文明、降维、规律武器、归零者、重启者、小宇宙、责任的阶梯，这些眩目撩人、四两拨千斤的终局与破局方案，无不散发着强烈的中国气息。无论地球文明的叛军领袖，还是人类社会的毁灭者和拯救者，都是中国人，他们的选择又都和几十年后国家、世界和人类整体的未来生死攸关。
如果生存与死亡不再是一个问题，不再构成强大的外部压力，那么个体的选择也不再关乎忠诚与背叛。对于现实世界面临类似情境的政治共同体来说，人民内部也就可能随时出现裂痕，不再是一个整合团结的共同体。因此，那些真正关心人民生存境遇的政治共同体，总是希望能找到一条恰当的识别外部压力、重建“人心秩序”之道。
现代国家把再造人民的可能性提升至政治共同体生死存亡的高度，这是现代文明与前现代国家的一大差异。换言之，现代文明国家掌握了重构生死境遇并由此整合人民的能力，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沟通渠道的革新。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力大大扩张了，这是一种集体性、渗透性和弥散性的权力，同时也高度依赖组织、后勤、控制和沟通这些权力的基础作用机制，它们让文化领导权变成了一项基础权力。
沟通渠道的革新改变了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机制。在冷战格局下，同意被制造出来，共识被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社会同样依赖也最先建构了润物细无声的“文化霸权”生产机制，商品交换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控制法则。[14]价格规律、供求关系、自由买卖、市场经济、消费社会、资本主义等等，都变成了这一套生产体系的必备构件。这套“文化霸权”机制把市场原则变成了自然法则，用经济领域的自由选择交换政治领域的被支配、被统治地位，从政治手中接管了真理，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政治的正当性。
在美国，“文化冷战”和“文化内战”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文化冷战”是内战的一部分，行为主义、先锋艺术、好莱坞等等都是这种“文化冷战”的一部分。[15]
美国原本没有宣传部，好莱坞与国防部的密切合作，让美国拥有了一个更有效更强大的宣传机器。军人、警察、司法、战争、国家，对于国家力量的宣扬成为好莱坞作品的重要主题。在这个意义上，科幻文学影视作品的繁荣，也可以说是冷战的产物。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变成了科幻作品构想未来的现实参照。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被反复宣扬，永恒的敌人在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和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霸权的生产机器一旦开动，就全力以赴，轻易不会停止，直到这个敌人彻底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冷战”的同时，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内战”也全面展开。[16]这场“文化内战”从五六十年代的民主化运动开始，对少数群体的保护，比如女权运动、环保运动、黑人解放运动、正当程序革命、自由支配身体权、同性恋等等，变成了重要的文化权利议题，变成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和政治纲领，而它们对“法律与秩序”的破坏，又给了保守主义主导民主时代政治舞台的充足理由。
保守主义更善于操纵文化权利议题，给民众设置虚假的选择，看上去越来越多元、宽容、自由，但需要个体深思熟虑而做出的最终选择，往往都被政治正确化了。在意识形态极分化面前，选择越简单，越容易获得支持，意识形态化的虚假选择变成了“文化内战”的主要遗产。
1989年，美国国务院官员、日裔美国人福山在《国家利益》上发表“历史终结论”[17]，一时风头无两，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知识界到处都弥漫着这种极端乐观的政治浪漫主义，人类社会的“公元时代”似乎终结了。
弗朗西斯科·福山
然而，福山的老师、向以冷峻坦率著称的西方至上主义者亨廷顿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1993年，他给福山当头猛浇了一盆凉水：苏联阵营与美国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峙虽然结束了，但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不同文明之间的残酷竞赛只完成了上半场，天下不会从此太平，这是因为，虽然美国所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本质上非常独特而非普世，但它却有着强烈的普世主义扩张倾向，它始终绷着继续踢下半场并最终赢得比赛的弦，势必在不久远的将来，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文明的冲突”[18]。
萨缪尔·亨廷顿
历史已经证明，姜还是老的辣，福山并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师亨廷顿的余音仍在绕梁之际，美国所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就与以原教旨主义为表象的伊斯兰文明交上了火，以反恐战争为名，“文明的冲突”敲响了新世纪的钟声。
“在反恐战争面前，所有国家，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美国为新世纪国际秩序的路线斗争划了一条旗帜鲜明的红线，沿着这条光辉灿烂的大道走了没多远，整个西方文明就再次来到了十字路口。仅仅六年后，美国就相继爆发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导致失业率高涨、国债上限反复提高，并很快让美国普通民众意识到：美国的分化已经完成了位移，从黑白种族两分变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美国现在是1%的寡头在统治99%的大众。
看来好日子是过到头了，愤怒的人们再次走上了街头，发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类似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也在欧洲各国展开，多元主义宣告终结，“福利国家”遭遇财政困境，人道主义成了作茧自缚，政府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经济活力迅速下降，和平主义、“高福利”的欧洲梦在财政重压、整合困境和经济停滞冲击下支离破碎。
政治家们再次试图把国内压力向外释放，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表现得更加同仇敌忾，攻陷阿富汗、伊拉克，搅动非基督教的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北非国家政局，处于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阿拉伯国家相继遭遇西方文明的饱和炮火，“新丝绸之路”上的东欧国家也陷入外来强力煽动的内乱，难民危机成为文明冲突的新恶果。
于是，世界秩序加速重组，政治经济、地缘政治、国际格局都出现令人目不暇接的新变化。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密切合作，联手向美国这个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要求更为广阔的国际活动空间，乌克兰和叙利亚成了世界秩序重组的新战场。任何政治体的内部党争往往都有外力影响，对于乌克兰和叙利亚来说，这个外力就是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角力。
信息技术革命让美国建立并控制了全球金融市场，进而具备了影响他国实体经济的能力。国际金融秩序的新变化，让整个西方世界回到了一百年前，[19]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催生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全球化”。
由此，中国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再次成为恢复中国文明自觉的自然起点。“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中国文明能否在与西方文明的两百年遭遇战中彻底扭转颓势，走向真正的全面复兴，不宜以学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蓝本，而更应以他的师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镜鉴。
美国例外论的倡导者、政治学者哈茨把英国模式的成功归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杂糅混合，当然，事实上，还应该补充另一种独特的西方传统：殖民主义。但是，殖民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的未来选项，重建人心秩序，需要另辟蹊径，向传统要智慧，向先贤要德行，向贸易要空间，向技术要时间。在未来世界秩序中，人民共同体本身可能产生巨大的分化和分裂，面对持续的弱化和分裂，人们将被迫思考如何重建有效的整合机制，把分散的个体整合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上更同质化的人民。
对于中国而言，“人心秩序”的重建，所面临的环境当然还不是“新冷战”，但越来越具有文明冲突的意味。因此，既有必要避免回到“文化冷战”的老路，也有必要警惕危险的“文化内战”。如果人民在社会阶层、意识形态和思想情感上高度分化，发现人民进而整合共同体就会变得愈加困难。
换言之，“人心秩序”的重建，不仅需要在意识形态上从融合两个三十年到贯通三个三十年，还需要在文化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层面，准确界定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共同需要。如果我们把同意的生产体系视为一根封闭的链条，当前体制内媒体与市场化媒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对立分歧和不同导向，表明这根封闭链条已经出现了不小的裂痕，所带来的风险也并不是绝对安全可控的。
同意的发现与生产也许有必要借助市场的机制，需要科学的设计理念，需要官方媒体与依托互联网而生的市场媒体、旧媒体与新媒体、学校的互相协调，但是，也更需要经济民主、产业民主，需要具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主动参与。如果生产者和消费者消极不合作，整个机制就可能停止运转。因此，“人心秩序”的重建，需要真正把握多数人的普遍忧虑、情感、意愿和选择机制。但是，政策方向、基本路线不应该是经济的，而应是政治的、社会的，如果只消费不生产、只购买不出售、只被动回应不主动设置议程，就会加剧分化而不是走向整合。
就此而言，《三体》的启示在于，“人心秩序”的重建，首先需要回到生存与死亡的抉择当中，去理解个体在忠诚与背叛之间做出选择的内在机理、尤其是深层根源。意识形态分歧与选择的分化，往往只是文明冲突在国内的反射和投射。在人民的故事中，生存与死亡是永恒的主调，忠诚与背叛是永恒的副歌。一旦生存与死亡被遗忘了，忠诚与背叛就失去了意义，疯狂与偏执也就将在人民内部异化出毫不妥协的反叛，从而将一个文明再次推向毁灭，只有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可能免此厄运。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在“后公元时代”的文明终极冲突面前，“竟然有这么多的人对人类文明彻底绝望，憎恨和背叛自己的物种，甚至将消灭包括自己和子孙在内的人类作为最高理想，这是地球三体运动最令人震惊之处”。[ 刘慈欣：《地球往事：黑暗森林》，第231页。]这个人心秩序崩塌的图景，无疑是《三体》镜像现实的最引人深思之处[ 刘慈欣：《地球往事：三体》，第230页。]：
“伟大的三体舰队已经启航，目标是太阳系，将在四百五十年后到达。
叶文洁脸上仍是一片平静，现在，没有什么能使她震惊了。
伊文斯指着身后密密的人群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地球三体组织的首批成员，我们的理想是请三体文明改造人类文明，遏制人类的疯狂和邪恶，让地球再次成为一个和谐繁荣、没有罪恶的世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1]刘慈欣：《地球往事：三体》，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第236页。
[2]刘慈欣：《地球往事：三体》，第232页。
[3]刘慈欣：《地球往事：三体》，第234页。
[4]刘慈欣：《地球往事：三体》，第68页。
[5]刘慈欣：《地球往事：三体》，第199页。
[6]刘慈欣：《地球往事：三体》，第208-209页。
[7]刘慈欣：《地球往事：三体》，第181页。
[8]刘慈欣：《地球往事：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第97页。
[9]刘慈欣：《地球往事：黑暗森林》，第97页。
[10]刘慈欣：《地球往事：黑暗森林》，第182页。
[11]刘慈欣：《地球往事：黑暗森林》，第194-195页。
[12]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页。
[13]刘慈欣：《地球往事：黑暗森林》，第132-135页。
[14]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15]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3.
[16]E. J. Dionne,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The Death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中文译本，小约瑟夫·尤金·迪昂：《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赵晓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7]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p. 3–18.
[18]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pp. 22-49.
[19]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