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思杰：到西方国家不再能靠技术吃饭的移民，你们现在过的还好吗？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邓思杰】
上世纪90年代以降，近20年间，国内的技术移民，如过江之鲫来到新大陆。泊岸之后，大多数技术移民，用生活经历领教了一句良言，“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移民路上，我看到了另一个西方社会
时光流逝，移民生活如潮起汐落，那些能重回本专业领域，一展平生所学，或徐图稻粱之谋的，已是幸运一族。
对于许多不太走运的移民来说，不再能够吃上技术饭，或者，不再能够坐进明亮的办公室，如何生存和养家，立即成为严峻的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组移民风景：深入工厂到机器流水线上弄饼干压模具的，到赌场发牌到农场择菜的，半夜潜到各家餐馆杀蟑螂抓耗子的，或者，自闯天地开杂货店电脑店理发店的，又有中年返校当读书儿郎企图重新调整再出发……许多移民，不得不为基本的生活而转战。
移友们，喜欢回首移民路。
一个技术移民朋友，谈及移民得失时说，在他看来，到加拿大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的儿子不用“拼爹”了：“儿子可以在一个相对公平和有序的环境里，寻找自己的出路”。当然，这是相对的，他强调。
而他自己，也可以“藉此逃掉负疚感”。儿子将来，“不必埋怨父亲没用，埋怨父亲手里没有一份权势或者成为一方土豪。”“这样，也让一份可贵的亲情，保持了它的纯洁性，避免被社会环境污染。”
但一番移民生活，弱化了他过去的慷慨激扬。
作为男人，他有养家糊口的使命感。在多伦多找不到工，他曾经西去阿尔伯特省寻工。为节省一点旅馆费，坐在埃德蒙顿的街头，在满天星斗下，思绪杂乱，吸了一晚上的烟。
上面这个移友年轻些，还有心劲，去闯出一条未来之路来。而年龄相对较大的老高，却只想防守在已有的生活线上。
老高，总是给人感觉他在努力挺直腰板，让人觉得他还手脚伶俐。但脚下，屡屡穿着沉重的劳保鞋（劳保鞋有铁片镶嵌，那是在工厂做工必须自备的），还是让他显得有些拖沓，毕竟已过六十岁的年纪。
他曾是国内一家大型建筑设计院的建筑设计师，这说起来令他自豪。我们都替他可惜，说他错失了国内房地产经济的Gold Rush——淘金潮。黄金年代啊，那是最好的时代，实在可遇不可求。
老高却洒脱地说，设计院的事，是十多年前的陈事了。“不提当年。我要面对的是当下。在加拿大工作才十多年，过去退休金积累的不多，政府给的退休金补助就会相应减少，这是关键。”
只好在工厂“活到老，干到老了”！ 他摊开粗糙的手，无奈地说着。听着这种耳熟能祥的旧话，我们都笑起来，一边想着如何说一点祝福他的话，让他感觉热乎些。
我在一家眼镜厂的流水线上干过labor 。那个工厂，有七八个中国工友，包括清华毕业的，大家做着性质类似的工作。
在机器流水线上，我使尽全力提取和放置制作眼镜的铁胚，还被印巴工头叫嚷“快点，快点”。而那时那刻，我觉得自己已经力气殆尽。（这么说，并非矫情）
按照加拿大法律规定，每两小时，有15分钟休息时间。喝口水，填点肚子什么的，但我们又不能在车间干这些。所以，大家非常“警惕”，一到休息时间，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快速赶到吃东西喝水的地方，路上需要三分钟；热一下东西，需要一点时间；找位置坐下立即吃东西喝水，还没有等到消化的感觉上来，又得连忙赶回流水线。
在那样的环境里，我的中国工友们，大家习惯了倒计时。还有三小时下班了，还有两小时，还有一小时……
什么叫度日如年，就是这种现场的倒计时。
为了一份温饱，我们成了工作机器，精疲力尽还不敢放弃。在加拿大的许多工厂，实际上许多移民成了现代工作制的奴隶，被现代化流水线绑架着。
那时，我经常想到上海杨浦区纱厂的“包身工”， 夏衍描述的三十年代工场。
我至今记得，一年夏天，在一家纸盒厂，一个南开大学高分子化学的研究生——她是努力奋斗的中国布依族女孩——对我说准备参加一个护士学校的入学考试，却因为在流水线送料时，中指没有及时收回，而被机器无情地碾断……
我经常想，在工厂里，我看到了加拿大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社会阶层，不幸他们大都是移民。
他们拿最低的工资，工时保障、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也不容乐观；繁忙的流水线，容不得人身和心灵的自由；文化背景观念身份异样纷呈，人际关系也缺乏西方文明所谓的尊重和尊严……过着最低微的人生，一不小心，还会失去安全和健康……
我想，那里存在着另一个加拿大社会，主流社会永远看不到。
我们的技术移民，因为加国市场的容量有限，或者，因为年龄，因为技术断层，因为运气，因为语言……许多人行走在职场和人生的边缘，生活产生很大变动，人生道路也由此变得非比寻常。
被裹挟着走上移民路上的孩子们
在移民路上，我看到了相濡以沫，一起勇敢面对新大陆的夫妻；也看到了在移民路上很多的劳燕分飞；更看到了那些家庭里的孩子们，他们被不同的家庭裹挟着，走上不一般的移民路。
我曾经看过一段有关伊朗移民电影的文字和图片。一个伊朗小女孩被父母带到加拿大，站在雨天的窗口，想念远方的外婆，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一个小女孩，被父母带到外国，她跟母系文化断开以后，实际上跟过去的联系已细若游丝，非常脆弱。
我们这样的成年人，还有朋友，高中、大学同学和单位同事等旧关系在那里搁着，可以随时畅聊，对加拿大喜笑怒骂，发泄感情， 或者，干脆走进到教堂，在那种屋顶下寻找新慰藉。
可是孩子们，小小的年龄移民，遇上很大的事，实际上可以倾诉的对象很稀缺。而且，她们根本不懂得怎么寻求帮助。
刚移民到加拿大，我的女儿想念外婆。可她也到了一定年龄，不想让外婆为我们担忧。另外，她自己心中也有很多的事。而那时候，我猜想，父母在她的心中，可能也不是什么好的聆听对象。
一个傍晚，她站在阳台上问我，“中国在哪一个方向？” 我答：“在西边，太阳落山的地方。“太阳在加拿大落山了，就去了中国的天空”。
自此黄昏时分，有那么一段时间，经常看到她站在阳台上，透过楼群，眺望西下的夕阳。余晖里，脸上有泪。
孤独和寂寞，不是成人世界的专利。
于是，她那时写日记，半掩着门写，诉说着小小的心事，写给远方的小表姐，一个尚处懵懂年龄，在遥远中国的小女生听。过去，她和这位小表姐，经常围着外婆的炉灶要好吃的。
事实上，她唯一的倾诉对象根本就听不到。主动写日记，是为心中不能承受之负荷，寻找出口。那时，可惜没有微信这么方便的交流手段。
于是，她想在同学间找朋友。如果有同学疏远了她，她放学后回家，会站在窗口，不时撩开窗帘，露出一丝缝，她在那一丝窗帘缝里，观看放学路过家门口的同学们，心神不宁地。如此敏感，其实反而更容易受到一些内伤，来自同龄人的。
而移民生活的这些痕迹，多少刻在了她以后的性格和成长路上。
又有一些孩子，在移民路上，还要亲眼目睹父母变成怨家路人。遭遇一场严重的家庭情感撕裂，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更多。
我认识的一位熟人，一家三口从中国移民来加后，夫妻都曾在工厂努力做工。但不幸的是，夫妻都在工厂里先后受伤。因为生活的巨大压力，也因为他们的同学从劝慰者忽然变成了第三者，夫妻关系已到存亡之秋。
在这么一个飘零的家庭里，在满头烦恼丝里，她的儿子还是很争气，顺利从大学毕业了。奈何加国容量有限，工作不是辗转难觅，就是三个月四个月的零时工。一切如此不顺利，让她青春正盛的儿子，再起心灰意冷之感。
想到移民后丢失在中国的亲情，已经入籍的儿子，暗暗下定决心，他要回去，一个人回去，回到那出生的地方，回到童年温暖的中国，他要在那里工作和生活。
记忆里的温馨和呵护，那是中国的长辈亲友们过去带给他的，一直萦绕着他，挥之不去。
而他的母亲，却已觉得，回头路难走，因为现实明摆着。
她如今，唯一可做的，是祷告。
移民啊，移民
有一年冬天的傍晚，我曾遇到一位铁路华工的后代。他还记得，当年祖先在加拿大筑过铁路，在落基山里风餐露宿。但谈起他曾经的故乡故土，他除了西式笑容，一脸惘然。
那时那刻，我忽然也觉得一片迷惘。
为了生活和希望，我们一步跨出，远渡重洋，移民他乡。从此，仿佛回头无路。
而这一步，也把我们的后代，永远留置在一片不属于我们的土地上。
那么，终有一天，我们的后代们，会与我们离开时的母国，在文化上彻底地断开。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移民客的旅程，是让自己的后代一步步消失母国记忆，文化上渐行渐远，最后失去归程的旅途。
念此，不免若得若失，想起李煜的一句“起坐不能平”。兹以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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