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萨克斯：特朗普千万不可与中国为敌

【翻译/ 观察者网 孙予聪】

对于深信美国理应独霸世界的美国人来说，今天的中国使他们猛然醒悟到大事不妙。唐纳德·特朗普似乎把自己算作了新保守主义者，中国恰好是他们对最忌惮的东西。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为对付其主要竞争对手，实施了一套“大战略”：一旦某国试图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就会想方设法削弱对方，用实力迫使其臣服。如今特朗普种种谋篇布局，都是在根据这套传统照章行事。一段时期以来，可以说美国的大战略获得了成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奏效的。

然而近年来，这套战略却遭遇了失败。在面对中国时，如果美国还试图故技重施，必将一败涂地，世界也将承受灾难性后果。美国追求超然地位的大战略，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当时英国是美国的盟友。当英国首相丘吉尔恳求美国从希特勒的魔爪下拯救欧洲“旧世界”时，罗斯福爽快地答应了，但他却毫无拯救大英帝国（或法兰西帝国）的打算。为打败希特勒，美国用放贷的方式向英国提供资金与武器，却在战时以及战后对其加急催逼，确保其在金融上依赖美国。众所周知，制定战后全球金融规则的是美国而不是英国，它正是靠这样巩固了自己世界最大债权国的地位，在与诸多债务国（英国、法国以及二战战败国）的往来中牢牢占据上风。

与罗斯福在一起，丘吉尔的心情是复杂的

二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百废待兴，无力应对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因而逐渐从海外撤回国内。此时，美国正摩拳擦掌与新的竞争对手苏联一较高下。从冷战开始的那天起，美国就在经济与科技领域远远领先于苏联，但苏联的体制使其随时可以把国家大部分资源倾注到军事工业混合体当中，因此它能在军事上与美国分庭抗礼。两国随即展开军备竞赛，差点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把全世界拖去陪葬。

在冷战过程中，美国与苏联都曾错失终止军备竞赛的机会，在双方好战分子的挑唆下，两国差点把全世界变成焦土。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和平倡议，并推动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缔结，可谓终结冷战的最佳契机。然而此举导致美国右翼分子强烈不满。有人认为这正是肯尼迪遇刺的真正原因，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

最终，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军备竞赛给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苏联人民理应过上更高水平的生活。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声称，正是因为里根总统在80年代前期致力于建设新的军事实力，戈尔巴乔夫才被迫接受了苏联军备竞赛必败的现实。不论历史上真实原因是否如此，戈尔巴乔夫决定解除武装，对国内不满情绪未加以镇压，最终导致苏联于1991年底走向解体。

新保守主义者从冷战中汲取的历史经验是：既然拥有了举世无双的实力，只要美国认为自身利益可能受到威胁，随时能够把自身意志凌驾于他国之上。由此，美国的大战略开启了两条分支：第一，推动北约向俄罗斯边界东扩，先把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纳入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接下来就是吸纳接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第二，推翻或试图推翻中东地区（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威及美国利益的国家政府。

然而事与愿违，这两条策略都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2008年前后，北约试图拉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举动最终在格鲁吉亚引发了战争，并导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自1990年以来，美国为推动中东政权更迭而发起的战争未能达成战略目标，不但没有建立亲善稳固的政权，反而激发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和恐怖主义。

俄罗斯打碎了某些格鲁吉亚人的“幻想”

上世纪70年代有一段时期，日本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如临大敌。二战后，日本以惊人的速度复苏，60年代其晶体管电子技术高度发达，到了70年代许多企业与经济学家都预测，未来世界的经济命脉将掌握在日本企业和资本手中。我还记得80年代早期，有些学者看到日本经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高储蓄，便天真地推测这些趋势将持续下去，美国将在长期竞争中输给日本。

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把日本列为了制衡目标。一开始是指控日本进行不公平交易、操控汇率、政府对企业不正当资助等等——这些指控显然是美国添油加醋，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接着，美国开始实施新的贸易壁垒，强迫日本同意“自愿”限制出口，以此压制日本对美出口贸易。1985年，美国坚持迫使日本大幅度调整（增加）日元汇率，以削弱日本的竞争力。日元汇率翻番，从1985年的1美元比260日元变至1990年的1美元比130日元，结果就是日本被美国活生生挤出了世界市场。到90年代，日本出口增长停滞，进入长达20年的停滞期。1990年之后，我曾在各种场合询问过多名日本高级官员，为何日本不让日元贬值以重新刺激增长。他们给我的答案里，我认为最可信的是：美国不允许日本这样做。

接下来轮到了中国。美国至上主义者对中国胆敢挑战“美国世纪”感到抓狂。《时代周刊》的著名编辑亨利·鲁斯曾于1941年提出“美国世纪”这一概念，事实证明这个精明的说法对许多美国人深具吸引力。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很好地运用了自身实力和财富，创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开放的贸易关系，创立了国际援助与和平队等志愿服务组织，为对抗艾滋病贡献了资金力量等等。

然而如今“美国世纪”尚未满百年，中国便已似乎开始威胁美国的首要地位。中国虽然缺席了20世纪数十年的全球竞争，但这个后起之秀的崛起势头着实让美国至上主义者寝食难安。举个例子，198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的GDP仅占全世界总量的2.3%，远远落后于美国的21.9%；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也仅为美国的2.4%。37年之后的今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测，中国经济产出在全球占比18.3%，超过了美国的15.4%；中国的人均产出现在也已升至美国人均水平的39%。

许多美国至上主义者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人声称中国经济是个巨大的泡沫，很快就会像当年的苏联一样破灭。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苏联经济基本上是和美国主导的贸易系统脱节的，因此最后无法赶上世界经济的步伐。而中国则不一样，自1980年以来，它通过消化吸收全球技术、融入全球经济，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另外，中国也已成为高度创新的经济大国。

美国至上主义者认为，决不能坐视中国赶超美国，必须阻挠中国的经济发展，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甚至破坏中美双边关系的基础——“一个中国”原则。他们希望如此一来，中国就会经济收缩，重蹈英帝国、苏联和日本的覆辙。有种传播甚广的说法是，特朗普希望与普京联手，正是图谋削弱中国。

我认为这种对华思路受到了巨大误导，极其危险。它错误地假设了全球经济是成王败寇的战场，而中美必有一战。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过，世界各国可以通过贸易与科技进步达成互利共赢。另外，将中国逼入困境的做法既不明智，也不可行。

特朗普把美国工人大量失业的困境怪罪到中国对美出口之上，却不明白也不承认中美贸易给美国带来的种种好处，比如美国外贸出口公司享受的高利润和高工资，以及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的低成本。如果特朗普真的想帮助美国工人，他应该增加富人的税负、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不是向中国挑起贸易战争。

更何况，美国任何削弱中国的企图都必将遭遇失败。当年美国迫使英国放弃全球帝国时，英国正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而且其人口只相当美国的三分之一；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给日本施压时，后者的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更别提日本的军事安全还得仰赖美国。

而现今中国的经济规模远超当时的英国、日本，人口数四倍于美国，还是美国的债权国，而非债务国。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了日益紧密的贸易、投资、外交关系，而且由于美国的穷兵黩武，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非但不会减弱，反而有望进一步巩固。另外必须铭记的是，自秦灭六国以来，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骄人历史已达2250年，比美国的225年长10倍。

除了夸大其词甚至凭空捏造汇率操纵国、不公正交易等罪名构陷中国，最近又有美国人给中国扣上了“列强”的帽子，指责中国奉行扩张主义。然而在这方面，美国哪有资格批评中国？美国在全球70多个国家建有军事基地，而中国仅在吉布提有个小型军事基地；美国的军事支出远超中国两倍；过去几十年，美国接连不断地参与海外战争，发起政权更迭行动，而中国极少卷入海外冲突，就算有，持续时间也很短暂。总之，中国绝非一个奉行扩张主义、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反倒是美国一直在试图建立天下无敌的全球霸权。

不过，美国虽无法控制中国，却也没有必要惧怕。的确，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这种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但按人均经济指标来看美国人远远比中国人富裕，这种情况很可能持续整个21世纪。另外，中国的增长速度已显著减缓——这并非因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而是因为它开始走向成熟。增长率放缓正是中国“追赶先进国家”取得成功的标志。在此之外，中国社会正在快速老龄化，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的中位年龄将超过50岁。这样一个成熟的、老龄化的、增长放缓的经济体，其人均财富水平又远不及美国，根本谈不上对美国的安全造成什么巨大威胁。

相反，如果特朗普试图挑衅中国，将其拖入新一轮军备竞赛或贸易战争，结果会是美国遭遇惨败，同时对世界安全造成威胁。美国的福祉取决于政府能否做出成熟的判断，与中国这一负责任的世界大国进行合作，共同承担增进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重任。通过联合国，中美完全能够——也应该——彼此合作、与各国合作，预防和制止地区性战争，消除恐怖主义，攻克全球变暖和新疾病等人类共同的难题。

（青年观察者孙予聪译自《波士顿环球报》，观察者网杨晗轶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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