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霖：“抬棺”都市场化，农村人际怎样维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雪霖】
近年情更怯，不仅仅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城市中产或知识分子的独特体悟，也是在外拼搏的农民工的心理体验。对于返乡过年，期待与害怕的矛盾心情同时袭来。是什么变化让农民近年情更怯？家与故乡是中国人的宗教，春节返乡就是一场集中的情感与价值的仪式展演。伴随着乡村巨变，村庄社会关系的撕裂，春节不再仅仅是亲朋邻里欢聚的甜美，还伴随着苦涩的焦虑、负气的争吵以及悲痛的眼泪，共同构成了当下皖北乡村的春节图景。
一、婚姻与住房的痛
故事1 学习（注：文中的人名均采取化名）今年春节未到腊月就早早返乡，焦虑地张罗大儿子相亲的事，因为大儿子过了年就23岁，小儿子过了年19岁。可是这个春节大儿子接连相亲一二十个，依旧没有成功，依旧单着。在村里没有上大学的男孩子，结婚都比较早，一般十七八岁就开始相亲，20岁左右结婚。眼看着自己的大儿子就要成为光棍，学习真是急白了头。除了因为两个儿子的家庭在现行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之外，乡亲们认为学习为两个儿子建的楼房没有出路，是相亲屡次不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学习和良子家是前后相邻，且都是两个儿子，需要建两栋楼房为儿子娶媳妇，由于良子只有5间宅基地，所以和学习商量把学习往后的出路占了当做1间宅基地，这样良子就可以建6间两层楼房，学习也可以同样建设6间两层楼房。至于学习家的出路，则可以向左经过锯子家门口，由良子负责去协商做工作。在一切都协商好后，邀请村庄中七八位比较有面子的权威人物出面见证，并拟定协议书，由各方签字画押。
但是后来由于锯子因家门口的宅基地边界争议而反悔签订的协议，不再让学习从其门口经过，那么学习家就没有出路了。学习就开始给良子施压，良子去和锯子沟通不畅矛盾深化而打架。期间生产队长和村干部也都介入调解过纠纷，一次未调解好，就陷入了僵局。但是作为无辜受害者的学习却沉不住气了，自家没有出路，不仅影响出行，还影响两个儿子的婚姻大事。
良子只好让学习从其自家屋里穿行，但是这也只能走人，无法通车，不是长久之计。在给学习的儿子介绍相亲时，女方家一打听其家楼房没有出路，就不愿意了，这让学习陷入深深的焦虑中。学习只能再给良子施压，毕竟良子占自己的出路建房子，条件就是给其找好出路。但是良子和锯子两家的矛盾陷入僵局，良子也没有进一步行动的表示，学习就要被堵死了。在
大年三十那天，良子把自己的车停在穿行的门口。学习就问良子这是啥意思，是不是故意堵着不让从其屋里穿过。良子和学习尚在发生口角时，学习的大儿子和良子的大儿子两个年轻人就开始撕扯扭打起来。见状，良子和学习也打起来。有人打110报警不久后，警察下来将参与打架的都“抓”到派出所讯问，直到大年初一早上才放回来。这次打架虽没有造成重伤，人未被拘留或罚款就释放了，但是矛盾并没有化解，反而越积越深，乡邻议论认为这迟早是要出大事的。
故事2 燕子今年不到40岁，大儿子今年16岁，小儿子今年9岁。随着乡村娶妻成本越来越高，燕子每年都害怕回家过春节，害怕走亲戚。大儿子眼看着就到了相亲结婚的年龄，燕子却愁得天天失眠。到底是在家建楼房还是在城里买房？大儿子放话说：“你在家建楼房，我不要，你给我在城里买房。”因为不管他的堂兄弟，还是他的表兄弟，都是父母为其在城里买的房，在心理暗暗比着。但是燕子没有做生意的本事，只能靠劳力一年整个几万元，拼死能够在城里买一套房。现在我们市好地段的房价在6000多元/㎡，次之的在四五千元/㎡，一套七八十㎡的小户型房也要三四十万。给大儿子在城里买房，就意味着也得给小儿子在城里买房。可是怎么买得起两套房？更何况为儿子娶媳妇，除了住房外，还有高额的彩礼、三金，以及举办酒席等各项费用。两个儿子的家庭，女方索要的彩礼会更高，彩礼在华北地区早已成为提前转移家产和透支父母的机制。
故事3 去年父亲给村里毛子的小女儿说媒，男方是邻近村和我爸一起干活的老韩家大儿子。老韩家里有2个儿子，家境较好，去年见面时毛子的小女儿和老韩的大儿子双方都比较满意，以为今年春节就可以定亲和择日子结婚，没想到出了变故而眼看着要告吹。老韩在毛子没有提出要求时，就对作为媒人的父亲说，打算给女方在城里买一套房，家里花18万新买的车也给大儿子，另外还拿10万的彩礼。这在乡村中属于婚姻条件很好的了。
为子女张罗婚姻大事，是农村父母的人生责任之一。（资料图）
而女方却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因为老韩为大儿子在城里买房，登记的是自己的名字，因为小区还在建设中，房产证尚未办理，老韩打算等两个人结婚后，就将房产过户到大儿子和儿媳的名下。但是女方却担心结婚后公公食言，万一不过户怎么办。于是就要求先把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再结婚，另外还要20万的彩礼。这在一般乡邻看来，女方提出的要求太过分了，未结婚就把房屋过户到女方名下，万一女方反悔不同意结婚了，不是“骗”了一套房嘛，这下惹恼了男方家庭。
而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女方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当房屋登记在父母名下，法律上产权归属父母，而不是属于老韩的大儿子及未过门的媳妇，小儿子和大儿子具有同等的继承权。特别是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父母为儿子结婚出资购买的房屋，属于婚前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也加剧了女性的不安全感。
因为房屋过户的问题，双方谈不拢，男方家庭觉得女方不讲道理，就有点不愿意和想放弃。但是老韩并没有直接说退婚，而是春节后老韩的儿子一直未去毛子家拜年，而且对作为中间人的我父亲说，房子婚前不可能过户，车子现在也不给了，只给10万的彩礼。其间的逻辑为：在双方见面定亲后，如果男方反悔退婚，那么之前送的见面礼等礼物，女方就不用退还。而如果是女方反悔退婚，则要把收受的见面礼等礼物，一概退还给男方。自两家定亲后，老韩送给女方的见面礼等礼物加起来有约2万元。老韩如果直接提出来退婚，则之前的花费就不能要了。而现在老韩还在打着精明的算盘，通过故意减少婚姻条件，意思是倒逼女方提出退婚，好把之前的礼金要回来。
二、白事抬棺的市场化与人际理性化
白事在村庄是公共性最强的仪式，我们村一直实行土葬，虽然曾经政府大力倡导火葬，最后的妥协是人去世后进行火化，但依旧是放进棺材里再进行土葬。由于本家的人都是孝子，需要守灵，在白事中就不能干活，因此白事的互助圈就比较大。
我所在的村为张大庄自然村，约1000人口，分为东头和西头两个生产队。一直以来白事，东头和西头是一个互助圈，抬棺的忙人（帮忙的人）是全村轮流担任。一般忙人帮忙抬棺，不用送礼，免费吃酒席，事罢主家还要回敬烟和毛巾。每个家庭的男性户主，在被请去抬棺时，都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因为每年都有老人去世，也都需要别人来帮忙。
但是由于打工经济的兴起，中青年大多都是春节时才会回家，但是人死却是世事无常。如果家里有老人在非春节时去世，村里的壮劳力都不在家，举办白事就比较麻烦，请人回来抬棺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被请者内心也多不情愿，在家附近打零工的还好说，出远门打工的，则不仅要支付一大笔路费，还要耽误工时。但是不回来又不好，毕竟自家都有老人，还要长期生活在村里。
前年村里志伟的母亲去世，同样请了很多抬棺的，但是由于棺材制作得太重，人抬不动，最后雇请车辆拉运棺材下葬。由于这个偶然的契机开了先河，此后村里再有人去世，帮忙抬棺的人都不愿意抬了，倒逼每家办白事现在都是花钱用车辆拉运棺材下葬，而不再是人抬着棺材下葬。请车辆拉的花费在2000元左右，现在村民议论的是既然花钱请车拉了，那还请抬棺的干嘛呢？请抬棺的人，不用抬棺，啥活都不用干，还免费吃酒席，最后还得送烟和毛巾，这不是又花去一大笔钱嘛。
因此这两年村民都传着东头和西头白事要分家，各搞各的。今年春节，终于敲定分家，东西两头的生产队长坐在一起商量好后，就分定了。红白事的酒席在早几年就已经市场化了，主家定好酒席标准，实行一条龙服务。白事上在早些年也流行哭丧（花钱请专门的哭丧队来表演哭），再加上抬棺的市场化兴起，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联也随之大大弱化和松散化。
一个偶然的事件带来的用车拉棺材下葬为什么会迅速被接受和推广？因为这恰恰迎合了家庭发展与竞争的理性需要。在经济分化日益加剧和社会竞争的压力棒下，核心家庭是村庄竞争的最基本单位，每个家庭都在优化劳动力和时间资源的配置，以实现家庭财富积累的最大化。
农村抬棺场景（资料图）
在前打工经济时代，劳动力是富余不值钱的，在人情的互助中实则是将劳动力的投入储蓄起来，以使得在将来自家办事时可以兑现。而在打工经济时代，因为劳动力有了外出务工的就业机会，劳动力的投入就有了机会成本，劳动时间就有了价格，就可以即时兑现为货币。
而且在前打工经济时代，劳动力因为没有机会成本，劳动时间就无法表现为价格，因此不同劳动力相互帮忙的劳动时间就是等值的，此时你来帮我，下次我去帮你，人情就还了，长期来看能实现相对均衡。但是在打工经济时代，劳动时间的价格化，使得不同劳动力的相同劳动时间不再可能是等值的，那么这在人情互助中就会产生失衡，一旦长期失衡就难以持续。
抬棺的市场化，恰恰就是农民应对分化与失衡的一种实践理性和功能机制。通过抬棺的市场化服务来替代人抬棺的人情互助服务，在东西两头分家之后，下一步想必就是不用再请抬棺的忙人了，也就不会再面临着请与不请，回与不回的纠结选择。抬棺的市场化是实践中自然内生出的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功能替代机制，当然存在进一步瓦解村庄共同体的风险。
三、谁来守护乡村正义？
故事4 村里的小马、小搭和麻子是亲弟兄三个，小搭不会为人，不仅和小马和麻子兄弟俩闹矛盾断交，而且和近门以及再远些的同一个大门的人都闹过矛盾，不来往，基本上快成为村庄的独来独往者。父母的生养死葬，小搭从未尽过孝心，连父母去世时都未露过面，更别说披麻戴孝。
麻子年轻的时候娶过媳妇，由于婆婆不满意而将媳妇休掉后，一直就一个人生活，直到晚年在外打工时认识一个四川婆婆，带回来一起生活。前年麻子生病去世，也是作为侄子的小马的儿子来披麻戴孝发的丧，小搭一家也是没有过问和参与的。麻子有一处老房屋和宅基地，生前并没有立下遗嘱。在小马一家和乡邻眼中，他的孀妻可以继续居住，但由于没有子嗣，待孀妻去世后，麻子的房产理应由小马的儿子继承，因为他为叔叔养老送终。麻子去世不久，小搭就想来抢夺这份宅基地，就开始在那片老宅基上撒上玻璃碎片，不让其孀妻居住。小马在麻子之前的几年就因病去世，小马家就儿子一个男劳力，当时为争宅基地差点和小搭打起来。
今年春节，小马的儿子去那座老房子上贴春联，他刚贴上，小搭就给其撕掉。他再贴，小搭就再撕。为此，小马的儿子就打110报警，但由于双方并未打架斗殴，警察也就下来问问就走了，用村民的话说“没有把小搭抓走”。一个门头的人在一起议论时，都群情激愤，对小搭早就看不惯，都想好好收拾下他。但问题是无人伸头。小马的儿子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去年也生了一场大病，骨瘦如柴，走路都颤颤巍巍，现在势单力薄，而小搭和其儿子都健在，打也打不过，无人为其撑腰。
村庄中的血缘关系是分亲疏远近的，一个门头内部的亲疏远近也是分明的，小马和小搭是亲兄弟，在血缘上就是最近的，亲兄弟或叔侄之间闹矛盾，远亲不会随便干预，拼的是他们自己的力量。但由于小搭不会为人，几乎把本门的人都得罪过，看到他现在这么嚣张地欺负小马一家，都群情激愤，想要教训他，但是毕竟不是自家的事，谁都不愿意伸头组织。大家都寄希望于和小马属于血缘关系次近的堂兄弟关系的伟叔，来伸头。
伟叔亲弟兄四个，他排行老三，在城里做生意，家境较为殷实，且能说会道，是家族里公认的精英。但是伟叔并不愿意伸头管这个事，门里的人议论说不知他这次怎么这么怕事。伟叔常年在城里做生意，也居住在城里，对村里和家族里的事不愿意多掺和。作为堂兄弟关系的不伸头，门子里更远关系的，就更没有人会伸头了。
小搭之所以敢这么霸道，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麻子去世前没有立遗嘱。因为未立遗嘱指定谁来继承，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小马一家和小搭一家就是同一顺位继承人，小搭是有资格来继承麻子的房产，这是一种法律程序正义。但是这违背了乡土正义，因为小搭一家不孝，不仅对自己的父母未有尽过半点生养死葬责任，对作为哥哥的麻子也未有尽过半点责任。小搭就是看到小马去世了，小马家里只有他儿子一个男劳力，就敢欺负他，待麻子去世他的孀妻还在的情况下，赶走他的孀妻（那个四川婆婆），从而霸占他的房产。门子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对小搭如此欺人太甚的行为激愤，不过也只是背后发发牢骚，家族里没有人愿意伸头“管闲事”。
人际关联的松散化和村庄共同体的日趋瓦解，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边缘人的崛起和乡村正义危机。一旦抬棺的市场化兴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度就会进一步降低，村社共同体的公共性就会不断弱化，从而就会逐渐丧失内生的治理边缘人的手段和能力。小搭有一儿一女，女儿出嫁和儿子结婚都没有在家里办婚礼，只是在集镇餐馆上象征性地请了两桌客，当时他尚未和我家闹矛盾，全村去吃酒的也就我父亲和二伯。后来小搭的媳妇在我家里向我母亲抱怨，谩骂小马的媳妇（小搭的媳妇和小马的媳妇属于妯娌），我母亲不让她骂，她就开始对我母亲不满，此后和我家也发生了矛盾，不再往来。一个门子里，没有一户和其家来往，而且她和娘家父母也断绝了往来，这种社会性死亡，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在现在却可以横行乡里。
四、派性斗争与村庄政治
我们村分为三大门头，其中一个门头较小，且没有能代表本门头的精英人物，因此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就没有话语权，无足轻重。张建国担任村书记（1992年至2002年）时，我们村是比较团结的，但由于他在做村务工作时不注意方法，经常骂人，而他在村庄中辈分又较低，由此就得罪了很多人。另外一大门的人通过私下协商公推门子里的张立富带头到北京上访告状，先后三次到国家信访局告状，终于把张建国告下台，并被开除党籍。此后张立富就担任村书记（2002年至2012年），曾经参与起事的小牙本想捞个副职，最后啥也没当上，加上他上台后对村庄没有啥贡献，还被村民视为专门“整治”自己门子里的人。2012年因为他在医院将人打成重伤，而被判刑2年半，并被开除党籍。
自从张立富带人到北京上访告状后，村内就自然分为两大派，以张建国为首的一大门头为一派，以张立富为首的一大门头为一派。一大门头里面还会根据亲疏远近细分为若干小门头。如我们家是和张立富为一大门头的，这一大门头里面又分为八大家，这个“大家”是以共一个爷爷的祖孙三代为基础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在上访告状形成派性之前，除了本门头内部会人情往来以外，不同门头之间关系好的也可以人情往来，每个家庭根据自家情况进行自主选择人情圈。自从村庄派性斗争产生后，村庄人际关系就被分类为两大派，本门头的人如果和另外一个门头的人关系过于亲密，就会被本门头的人骂为叛徒，此后两大不同门头的人之间也不敢互走人情了。村庄政治与派性斗争是以村庄关系结构为基础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割裂村庄社会关系，渗透进村民的日常生活。
在张立富担任村书记时，张建国从未回老家过过年，觉得这是自己非常丢脸和屈辱的事。今年春节回家过年，村里出现一个新动态，两大门头之间的关系开始打破冰冻状态。张立富被判刑后，新一任村书记是从另外一个自然村产生的，2016年张立富刑满释放。今年张建国回家过年了，因为他虽然觉得自己丢人，和张立富比的话，自己至少没有被判刑，羞耻感就相对减少了。
由于两派都下台了，两大门头之间划清界限和对立紧张的关系开始缓和。一个表现就是年前我到家后，几乎每天父亲都被别人喊去喝酒，出于礼尚往来，我父亲定在大年初一晚上请他们到我们家吃饭。我看一起喝酒的人大都不是往日里和自家有人情往来的人，饭毕就问父亲他们一起喝酒的原委，方才了解到这是自村庄分裂之后的第一次门头之间互动。不是一个门头内部的，一起喝酒吃饭，实际上就相当于村里玩的关系好的，以后红白喜事就会相互走人情。如肖海的儿子大年初六结婚，以前我们两家是没有人情往来的，但这次父亲就会去走人情。村庄政治消退后，社会关系从亲疏远近的边缘处开始修复，但是原来两派各自的核心关系之间尚是有裂痕的。
五、人心与政治
今年春节回到家乡，最直观的一个新的感受，村庄比较冷清，甚至略显荒凉。过年了，期待的本是万家灯火辉煌，看到的确实星星点点的灯光，很多院落是大门紧锁，黑灯瞎火。记得2014年写回乡记《农民的城市梦和中国的城镇化》，当时统计了我们村200多户，1000来人口，就有约一半（100来户）在城里买房，但是在城里居住的不过20来户。而今年村庄过年之所以显得特别冷清，是因为有更多的家庭选择在城里居住过年，只有大年初一拜年和为祖先上坟时才回村。
有的年轻人觉得麻烦，或者没有车，甚至都不回来给村里的长辈拜年，拜年也没有往年一拨一拨从家里来热闹了。儿时熟悉热闹的乡村场景已逝，乡村越来越冷清，但同时这也潜藏着流动的希望和另一片繁荣，即城市的繁荣。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的冷清和城市的繁荣是城乡关系巨变的辩证图景。
这种千年未有之巨变一定会带来阵痛，就呈现为结构的混乱、规则的混乱以及价值的混乱，这种混乱会让在村农民的行动无所适从、心灵无所皈依，带来的是人心的混乱。因为平日里村民外出务工，村民之间的关系是时空分离的，很多家庭、邻里和村庄矛盾都处于潜伏或抑制状态，而过年回到村里，再次聚集到同一时空下，很多人际关系就不得发生关联，矛盾就会被激活。
在传统华北小亲族地区，村庄内生秩序的形成是以私人暴力为基础的，所以就要强调生儿子。因为家族大拳头硬，就没人敢欺负。但是家族之间暴力的使用，是有村落共同体的公共规范和价值认同来约束，因此能够实现基本的乡村秩序和正义，虽然此类秩序中隐含着等级和不平等。而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规范与价值趋于瓦解，私人暴力的使用就失去了公共规范的规制，村民就可能生活于残酷的丛林法则之下，演变成赤裸裸的竞争，甚至欺压，正如故事4中小搭对小马的儿子一样。
面对着这些巨变，特别是生活在村庄中下层的农民，面对着规则混乱与价值混乱而无所适从。要不要生儿子，要不要生两个儿子，面临这些选择，他们内心很挣扎，很煎熬。“生两个儿子哭一场”，因为天价的彩礼与婚姻，父母为儿子娶不起媳妇，那就不能生两个儿子。但是生一个儿子，万一被人欺负，一辈子不敢还手，只能忍辱负重苟且活一生，还不是哭一场。生与不生，是个问题。
再如，《物权法》将农村宅基地规定为用益物权，由于地权利用带来的外部性，物权法是试图通过相邻权来解决的，即相邻地块之间要相互提供通行等便利。但是邻里之间发生矛盾，一方就是阻断道路不让同行，另一方如何实现救济？正如故事1中复杂的案情乃至酿成恶性事件。村民通过打官司起诉的司法救济方式，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成本过于高昂，农民也只有过年几天有时间在家而已，而且即使法律判决了也难以执行，反而会恶化矛盾。而故事3中《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法律进村却加剧了村民的不安全感。法律如何回应农村现实秩序需求？法律又该如何进村？
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乡村的人财物是不断流出农村的，乡村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会日益稀薄化，试图依靠传统的乡贤来治村无疑是一种乌托邦，正如文中的伟叔那样也越来越不愿意多管闲事。人心即政治。如何收拾人心？如何在城市化的趋势下保证乡村底线的秩序和正义？这是最大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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