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宁：除了发贺信打电话，中美还应咋沟通

【大年正月十二，特朗普发贺电，恭祝中国人民鸡年大吉；两天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通电话。在这个电话中，特朗普一改以往要重新评估“一中原则”的态度，表示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特朗普政府上台即将满月，在经历了“川菜通话”、指责中国是“货币操纵者”的迷雾和低潮之后，新总统的对华政策开始展现出走上正轨的端倪，两国高层之间的沟通也逐渐顺畅，为未来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打下基础。

本文为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俞宁1月在香港一个内部会议上的发言，讨论了未来中美政府沟通的可能性。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众所周知，特朗普当选后通过YouTube网站公布了野心勃勃的任期前一百天计划。然而，综合各方资讯，我们不难定论，特朗普政府之“百日维新”势必成为“百日维稳”，维护新旧势力的稳定过渡与协作，特别是弥合政治任命公职人员Political Appointees与永久性职业雇员Career Employees之间的裂痕。就职典礼前，特朗普的团队自行其是，在未与国务院、财政部等部门沟通的情况下，做出了许多让官僚系统大跌眼镜的决定，为将来的摩擦埋下了伏笔。这些关系处理不当，“政令不出白宫”将不会是天方夜谭。

特朗普团队并未被胜利蒙蔽双眼。他们在一口咬定百日计划不变的前提下，为妥协埋下了伏笔。例如，特朗普本人表示，他在推翻奥巴马健保计划后将保留部分条款；他在谈及将中国定性为“货币操纵者”时，也并未说明是否以及如何使用制裁手段。

在大背景下，中美政府间沟通，尤其是在早期的沟通，显得尤为重要。早期的沟通，很容易为未来多年的竞争与合作定下基调；早期的不沟通，则会带来危险的不确定性。

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对于未来中美关系良性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把沟通渠道简单归为三类，单边，双边与多边。

单边的沟通，便是单方以不直接针对对方的言行，向对方传递讯息。特朗普接受蔡英文的通话请求是最好的例子。因为中美双方各自为政，两国间的这种互动可以用非合作博弈来描述。在非合作博弈中，言，很容易沦为空谈cheap talk。为什么？举例来说，特朗普在《交易的艺术》一书中教育大家谈判中一开始要价必须不合理的高，才能最终得到一个好结果。然而，当人们知道他用这一策略之后，只会忽略他最初的要价。因此，这种言，便成了空谈，例如他声称的要将“一个中国”问题也拿回谈判桌上。

那么通过实际行动来单边沟通呢？扩充军备需要资金，课征惩罚性关税为别国的报复行动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单方的“行”，有直接或潜在的成本。若是擦枪走火，这种成本将是巨大的。

多边的沟通，对中美两国来说，主要渠道包括联合国安理会、G20峰会和APEC峰会。在涉及多个利益相关体的情况下，合理有效的决策机制是不存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早已给出了这一结论的严格数学证明。想要让各方都完全满意的最终结果便是一事无成。这在WTO谈判的泥淖中彰显无遗。

双边的沟通，则少有上述缺陷。很多人认为，谈判学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待人以厚，待事以实”（soft on the person, hard on the issue）。良好至少是不差的关系是双方合作共赢的基础，而关系改善最直接高效的方式便是直接的对话。首脑互访，必是当务之急。最高层级的沟通，往往比沟通直接取得的成果更加重要，它能为未来中美合作奠定坚实的人本基础，垂范政府部门间合作。在多边场合的双边沟通是次优选项：时间限制容易使会谈流于形式；况且，若有第三国，很难避免厚此薄彼而最终互相猜忌的局面。

首脑外交之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涉及许多部级以上单位，在过去，是重要的双边沟通渠道。2006年12月，胡锦涛主席与小布什总统倡议的首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在北京主持。值得一提的是，保尔森放弃高盛高薪入阁，向小布什提出的条件便是这一对话的展开。此后，2007年5月在华盛顿，2007年12月在北京，2008年6月在华盛顿，这一对话进入常态。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由于希拉里·克林顿要求其领导的国务院在中美对话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一对话改名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并于2009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首届。其后六届分别于2010年5月、2011年5月、2012年5月、2013年7月、2014年12月和2015年6月在中美间交替展开。

这一形式的对话，在未来是否能够展开、以什么形式展开，在无规律可循的特朗普团队作用下都成为了值得深究的问题。如前所述，我们预期特朗普团队与现有官僚体系的磨合期将相对较长。传统上美方主导对话的国务院与财政部，不出意外，将由毫无政府工作经验的蒂勒森Tillerson和努钦Mnuchin分别领导——这与职业生涯始于政府工作的保尔森不同。攘外必先安内，所以要想在7月或之前开始，十分困难。

此外，保尔森时的高盛正在高调开拓中国业务，而现在的高盛则因种种原因将亚太业务的重点放在了日本与香港。这是否会影响到满是高盛毕业生的特朗普团队的政策倾向，我们将拭目以待。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负责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部门，必然会全力说服新老板们该对话的重要性。这也是事实面前无法辩驳的真理，因此，不将这一对话进行下去，并不明智。

与战略与经济对话相比，中美商贸联委会则专攻商业贸易问题，对接分管副总理与美国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其他政府部门的对话，也因其专业性，我们在此略过不谈。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双边沟通，过去在中美关系的维护与提升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将来也不应放弃。

海森堡提出不可测定理时的依据是，观察者会影响到被观察的系统，因此我们无法准确度量。学术界、智库、媒体等都是中美关系的观察者但又能直接或间接施加影响，所以预测是不明智的，明智的是为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将以此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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