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娜·哈尼克：中国兵马俑受古希腊启发？别逗了

【翻译/观察者网 马力】

中国的考古发现很少引起全球关注，但最近在中国西部省份新疆对一具远古干尸DNA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早在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10年）的时代，就已经有西方人到达了中国，这一发现已经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上述发现公布之后，有人对中国陕西省秦始皇陵墓附近8000个真人大小的兵马俑来历做出了新奇而令人惊讶的解释。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一位名为李秀珍的中国考古学家表示，在秦始皇陵墓附近发现的兵马俑以及其他乐师、舞者、杂耍艺人等雕塑都是“受到古希腊雕塑艺术启发才获得的灵感”。BBC还报道称，甚至很可能古希腊雕塑家秦朝时曾到中国指导工匠制作兵马俑。

这种中国兵马俑具有古希腊特征的言论像病毒一样扩散开来，但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都对这一观点表示质疑，甚至十分不屑。这一言论扩散两周之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张卫星（音译）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能证明古希腊人与制作兵马俑的工匠之间有任何关系。

但在接受中国最大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采访时，李秀珍却表示自己的观点被BBC断章取义了。李秀珍表示，她虽然认为秦始皇陵兵马俑或许受到古希腊雕塑艺术影响，但她更强调兵马俑具有十分厚重的中国文化底蕴，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制造”。而所谓的古希腊雕塑家秦朝时期到中国培训工匠的情节却只存在于想象中，“没有一点证据”。李秀珍对新华社记者表示，自己的话还被和持相反观点的专家的言论拼接在了一起。“他们把我的观点放在前面，然后卢卡斯接着补充，明明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在文章中看起来我们两人却像一个团队一样”。据了解，李秀珍所说的这位考古学家卢卡斯·尼克尔（Lukas Nickel）来自英国。卢卡斯认为，古希腊雕塑家秦朝时曾到中国指导工匠制作兵马俑。

为什么李秀珍的发言在英国BBC和中国新华社两家媒体上看起来是前后矛盾的呢？几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以及艺术史专家们都非常渴望能在世界各地发现古希腊对当地艺术与建筑曾产生影响的痕迹。这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除西方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不可能具备创造出体现高超技术能力与美学价值的艺术品的能力。

西方文明影响是最佳且唯一的解释吗？

希腊雅典的帕特农神庙使用了多利亚圆形石柱（资料图）

在西方，古希腊建筑及艺术通常是作为杰出的西方文明成就受到尊崇的，而且古希腊艺术形式与技巧被西方人认为大幅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古希腊人在帕特农神庙等建筑上使用了多利亚圆形石柱，从上到下刻以凹槽，这堪称天才设计。这种石柱采用了高超的建筑技巧，从下到上逐渐收缩、下粗上细，但收缩不是简单的直线式，而是在中间略微膨胀，形成一条可以感觉到的曲线，这样的石柱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又高又直的印象。

而事实上，所谓的“多利亚圆形石柱”在更早的时代就已在世界各地得到应用。可即便如此，19世纪早期，一些欧洲人在日本庙宇中发现类似廊柱时，他们便认为这是日本建筑受到古希腊影响的证据。

在亚洲，还有其他一些艺术品也被强行打上了古希腊烙印。西方人为了解释古代犍陀罗（Gandhara）雕像（现存于巴基斯坦——原注）中体现出来的完美人体比例和优雅仪态，便创造出了“希腊式佛教艺术”（Greco-Buddhist Art）这一概念。欧洲人认为，古代犍陀罗雕像是如此精细复杂，是因为公元前4世纪晚期，亚历山大大帝以及随行的古希腊工匠曾到达过犍陀罗国（公元前6世纪已经存在的印度半岛国家，为当时印度大陆16大国之一。犍陀罗国的核心区域包括今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其地处兴都库什山脉，人口多居于喀布尔河、斯瓦特河、印度河等河流冲击形成的山谷地区。这里不仅是印度大陆文明发源地之一，而且由于地处欧亚大陆连接点上，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影响——观察者网注），并对当地的艺术形式与技巧产生了影响。欧洲人认为，这是古代犍陀罗雕像何以如此精细复杂的唯一解释。

古代犍陀罗佛教雕像（资料图）

艺术史学者迈克尔·法尔瑟（Michael Falser）最近向我们展示了“希腊式佛教艺术”（或者“具有希腊精神的佛教艺术”）这一概念是如何被英国殖民者引入印度的。在西方，此类东方艺术作品（大多为佛像）基本被认定受到了古希腊的影响，并暗示是欧洲人对东方人进行早期教化的例证。

世界各地的文明成就并未获得应有的认可

其实，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探险家和人类学家们都是通过古希腊文明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和解释其他异质文明的。他们发现，与古希腊的风俗类似，中国人也将死者亲友奉献的祭品在死者葬礼上烧掉，便将这一习俗解释为受到古希腊人的影响。同样的，他们看到在黑海东北海岸聚居的切尔克斯高加索人（Circassians）的家庭组织形式与古希腊人相似，也将此解释为受到古希腊文明的影响。

此外，旅行者和考古学家们也落入了“直接外部影响”（direct outside influence）理论的窠臼，并以此来解释所看到的东方文化现象。他们认为，除此以外便无法解释那些“原始低等的社会”（primitive societies）是如何掌握如此复杂高超的艺术技巧的。

1871年，德国探险家卡尔·毛奇（Karl Mauch）深入非洲内陆，希望能找到《圣经》中记载的盛产黄金与宝石之地——俄斐（Ophir），他们发现了津巴布韦王国首都大津巴布韦（Great Zimbabwe）的废墟，这个王国从11世纪到15世纪曾经兴盛达几百年之久。毛奇当时非常确定，非洲当地人不可能建造出如此宏大的建筑物，于是便自信地宣称津巴布韦王国的都城大津巴布韦是由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示巴古国在阿拉伯西南，即今天的也门——观察者网注）建立的。他宣称，大津巴布韦就是圣经中记载的俄斐，示巴女王不但建造了这座都城，而且还将这里的黄金献给了所罗门王，用于建造耶路撒冷圣殿。

一个世纪之后，一些学者又出来质疑奥梅克人（Olmecs，生活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古印第安人，其文明诞生于3000年前——原注）可能并非靠自己的能力制作了墨西哥中部那些巨大的石质头部雕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解释那些石质头部雕像的来源，这些学者们又假设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当地人曾与努比亚人（Nubians，非洲东北部苏丹的民族，另有部分分布在埃及南部——观察者网注）或其他非洲人有过接触，却并没有提到古希腊人或其他《圣经》中的民族。

非洲津巴布韦王国都城的废墟（资料图）

虚幻的“西方影响论”代价高昂

无论我们何时谈起其他社会的文化成就，我们总认为那是受到距离当地遥远而发达的西方文明的影响，但这样的错误观念是有代价的。

在上面谈到的中国秦始皇陵兵马俑以及津巴布韦都城的例子里，欧洲学者们如果不将其与古希腊影响联系起来，似乎就很难理解为何一个欧洲文明以外的地区可以孕育出如此发达的建筑和艺术成就。这一思维定势也使欧洲人在欣赏中国及非洲古迹文物时戴上了有色眼镜。古希腊的雕塑当今是博物馆和私人藏家追求的热门藏品，而欧洲人却认为，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也许也很渴望能将有古希腊特征的东西放进自己的陵墓吧。

这种对古希腊文明对全球造成巨大影响的幻觉是有代价的。它会使我们忘记世界各地文化的多样性，以及这种多样性可以为我们提供无尽的灵感和启发。在古代世界，中国人已经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跨越亚欧大陆的旅行，他们曾到达古罗马的帕尔米拉（即今天叙利亚境内的帕尔米拉古城——观察者网注）。但你能说这座古城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建立起来的吗？

我们可以做个思想实验，将这种常见的文明偏见颠倒一下。1668年夏天，一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历史学家到达了雅典。就像德国探险家卡尔·毛奇在大津巴布韦那样，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当地居民都是异教徒，大搞偶像崇拜。这位奥斯曼土耳其历史学家认为，希腊人不可能建成如此宏伟的城市。他在《旅行日记》中会这样写道：雅典这座城市的建立都应归功于先知所罗门和示巴女王。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有两位读者留言如下：

如果原始种族不能靠自己创造或发明任何东西，只能被动依赖更先进文明的教化，那么没人能从远古人变为一个文明人，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从类似大猩猩一样的动物进化而来的。也许“早期人类进步来自于外星文明”这一猜测可以为种族主义提供一些支持，同时还不至于过度种族主义。当然，这只是解释了当时的先进文明何以先进，却并没有解释该文明的起源，所以问题依然没有获得解答。这个问题唯一的答案是，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

两个同样的想法有可能同时存在，谁也没受到对方的启发。是不是很像无限猴子理论（即“如果许多猴子任意敲打打字机键，最终可能会写出大英博物馆所有的书”——观察者网注）的有限版本？如果一种文明有粘土、大理石这样的材料，以及同样的创作主题（例如人或天空等），在各种使用材料的方式中，他们难道不会采用与拥有同样材料的另一文明同样的创作技法吗？在我看来，下面的情况是很可能出现的：两种文明互相独立于对方，其中之一在艺术和艺术技巧上并不会产生相对于另一方的垄断。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如此美好的原因。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6年11月18日美国THE CONVERSATION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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