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一唯：中国人当研修生，首先是被日本政府出卖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尤一唯】

高压、受虐待、性骚扰。——这是近日东京电视台披露的中国研修生在日本遭受的处境。另外，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2011年至2016年的五年间，“失踪”研修生人数不断增加，“失踪”的中国研修生已累计超过一万人。

而与这些悲惨遭遇并行不悖的，是两个让日本社会颇为担忧的数据：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2016年日本新生儿人数为98万1千人，相比2015年减少了2万人以上，这也是日本政府自1899年首次进行全国人口统计以来，该数字首次跌破年度100万人次。考虑到20世纪前期日本的人口基数远小于当下，便可知该数字的震撼性了（1900年日本人口约为4300万）。

另一方面，由于苦于劳动力短缺，即使是在反移民情绪席卷全球的形势之下，在日本的外国劳动者数量仍突破了100万人大关。2016年10月底的外国人劳动者数量达到108万3769人（日本厚生劳动省），增幅达到19.4%、连续四年刷新了记录。

而在日外劳这个群体也渐渐被日本媒体和社会所关心，那么实习生的不幸遭遇以及失踪，和日本的外劳政策之间又存在什么联系呢？

中国研修生被曝在日遭压榨 干脏活还被性骚扰

在日外劳的“金字塔结构”

由于日本禁止以单纯劳动为目的的签证，政府担心民众对于移民的反弹，也不敢公开承认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外国人在日本国内工作必须获得工作许可的资格，而工作资格的种类便界定了外劳的地位所在。我们也可以从日本政府对该制度的设计，推断出日本对于外劳问题的真正看法。

2015年起，日本政府创设了参考学历、年收入等项目进行评分的“高度专门职”资格，若被外劳认定为“高度专门职”，便可以携带家属永久居住于日本，等同于持有永住权。原本外国人在日本取得永住权原则上需要十年以上的工作时间，2012年起缩短为5年，而此项制度更是将时间缩短到1年。

到2016年10月，持有该资格者已经达到了6298人（其中65%为中国人），日本政府的计划是在2020年之前将这个群体扩大到1万人以上。由于这个群体可以在政治以外享受一切与日本人同等的待遇，数量也是凤毛麟角，因此被看作是外劳群体金字塔的塔尖。

而塔尖之下便是所谓的“专业·技术领域在留资格”，该类资格持有者占外劳的比例约为18%，达到15万余人。日本大学毕业的外国留学生每年在日本国内就业的人数约为1万7千多人（2016年的统计数据），也是第二等级的生力军和第一等级的预备军。虽然这其中规定资格限于艺术、宗教、报道、医疗、研究等表面上看起来近似于白领的工作，但也不乏部分实质上从事着低阶体力劳动的人群。

鉴于该群体中在未来能晋升为高度人才的群体极少（若考虑日本政府计划的2020年以前1万多人的计划，其中除去现有的高度资格持有者，能晋升至塔尖的不超过该群体人数的5%），因此也难以被认为是外劳中的白领。

而上述之外资格持有的劳动者，无不例外地隶属于低阶劳动力市场。

过去日本政府为了避开社会对于移民的反感，开辟了所谓的“基于身份的在留资格”。也就是针对巴西、秘鲁等国日本移民的后裔，他们可以基于自己的身份（国际）在日本工作。由于日本移民的后裔被日本视为“自己人”，因此在日本社会受到的反对声音也相对较小。日本移民的后裔曾经是日本制造业的生力军，在2012年一度达到外劳总数的45%；但由于虽然同为“日本人”，因后天生长环境不同导致文化差异，以及子女的语言、教育问题而无法融入当地社区。日裔劳动者正在纷纷离去，近年来这个数字下降到38%，并有可能持续下降。

而增幅最大的工作资格是所谓的“资格外活动”。在2016年同比2012年数量翻倍，接近24万人，在全体的比例也由15.9%上升到22.1%。（近年来仍保持快速上升，2015、2016年的增速分别为31.1%和24.6%）该资格的持有者大部分是留学生，其中不仅包括正规大学的在籍学生，也包括专门学校和语言学校的学生。由于留学生表面上持有的是留学签证，因此在日本工作被称为“资格外”的活动。虽然法律规定留学生每周只能工作28小时以内，但该规定形同虚设，实质上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以上规定的学生也为数不少。

根据笔者经验，日本政府对该法宣传的不足以及出于对人手的需要，导致多数经营者对遵守该法的意识淡薄；此外即使工作现场老板严格遵守该规定，但若学生打多份工的话便可以巧妙地回避以上规定；另外许多小型服务业经营者通过现金发放以及不走正规的报税程序，也可以逃离到政府的监管范围之外。

在日外劳之中，越南人、尼泊尔人持“资格外活动”工作的比率最高（分别为43.3%和61.2%）。因此日本居酒屋、便利店中曾经中国留学生的面孔也正在为越南、尼泊尔人所取代。可以推测其中应该有不少假借“留学”名义来日本工作的案例。

鉴于每年能从该留学生资格中脱身进入在日工作“白领”阶层的人数不过1万多人（比例在10%以下，而由留学资格转为白领的60%以上是中国人），对于其余大多数人而言，回母国工作或继续充当低阶劳动力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而近来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的实习生制度，虽然表面上声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和“国际贡献”，但实质上实习生大多从事着俗称“搬砖”的体力活。出于业者的呼声以及对劳动力的需求，去年11月日本国会正式决定扩充外国人机能实习制度（简称实习制度）。除了在职业种类中加入“护理”之外，还将期限从3年延长为最长5年。但由于该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21万人的实习生数目在近年来并未出现明显增长，占外国劳动者比例的19.5%。

“不便宜”的实习生及其背后利益

2017年1月18日，日本的NHK在“聚焦现代+”（クローズアップ現代＋）节目播放了题为“潜入报道‘不法拘留网络’~持续不断消失的外国人~”（潜入ルポ“不法滞在ネットワーク”~次々に消える外国人~）节目。“聚焦现代+”是NHK的老牌节目之一，此次节目主要采访对实习生的监管部门，并实况报道了追查一个印度尼西亚实习生失踪后潜居于日本的事例。

NHK在其官网上对该节目进行了宣传：“我们对揭发不法居留者的现场进行了紧密的采访。在此，从居住的斡旋到工作的准备、伪造再留卡的发行等，让失踪成为可能的‘不法拘留网络’正在暗中扩大，并加速实习生失踪的实情浮出水面。”

“不法拘留网络”给人一种组织性犯罪的印象，但实际上失踪的实习生依靠的不过是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日本的不法居留者人数在2016年约为6万人，和1993年峰值时的30万人左右相比，已经有了极大幅度的下降。

事实上在加速实习生失踪的责任之中，NHK此次采访的所谓实习生监管部门也难逃其责。有日本学者便激烈指责了NHK此次节目是故意将责任推诿给外国实习生和外国人，忽视甚至是掩盖了从实习生制度当中以各类名目的中介费抽头的监管部门，才是实习生失踪真正元凶的事实。

充当填补低阶劳动力需求的重要生力军——实习生，实质上对于企业一方而言绝对称不上是廉价劳动力。

NHK此次采访的实习生监管部门是日本公益财团法人“国际人才育成机构”（International Manpower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Japan;简称アイム・ジャパン，IM Japan）。该机构每年大约参与2500人左右的实习生斡旋工作。由于民间企业无法参与实习生的中介工作，因此该组织在名义上作为公益部门进行活动。

考虑到IM Japan不干不净的出身，我们很难不怀疑它是从实习生制度中获利最大的特权团体之一。IM Japan创立于1991年12月（原名“中小企业国际人才育成事业团”），由原日本劳动省（现厚生劳动省）出身的古关忠男（被称为实习制度之父）创设。

1996年，古关忠男向多名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提供非法政治献金获利的丑闻被揭露，根据事后的调查，发现古关忠男总共向自民党提供超过20亿日元的献金，并接纳许多劳动省的高级官员退休后到他的企业任职领取高额薪水。通过他积极地对当时被称为“参议院的陛下”——原劳动大臣、参议院议员村上正邦的工作，最终实习制度在1993年得以创设。

古关忠男虽然在2000年被定罪逮捕，但他催生的实习制度和IM Japan却保存了下来。在古关忠男被逮捕之后，IM Japan被日本法务省和厚生劳动省的退休官僚所占据。现任理事长坂本贞则出身法务省，专务历史坪田一雄出身厚生劳动省，而法务省和厚生劳动省正是最积极推动扩大实习生制度的政府部门。

IM Japan的年度事业收入达到23亿日元以上，光是银行存款便达到约8亿日元，从业人员为220名。支撑IM Japan事业经营的是从接受实习生的企业方所索取的种种中介费。

希望接受实习生的企业，需要首先向IM Japan缴纳10万日元的入会费，此外每月还需缴纳1万日元的会费，在实习生就业前还需要为每人垫付14万8300日元的研修费。实习生开始工作之后，需要根据实习生工作年数向IM Japan每年每人义务缴纳5万-6万不等的“事业奖励基金”（入会引导全部源于IM Japan的官方网站）。

虽然美其名曰在实习生回国时会进行一部分的返还，但实质上只是为了防止实习生逃跑而支付给中介公司的人身保障押金。这对于接纳实习生的主力——中小企业而言，可谓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或许IM Japan可以对外解释他们向业者索取的费用中包含交通费等基本花费，但IM Japan利用介绍实习生的机会赚取巨额中介费的生意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考虑到从IM Japan这样名曰监管而实质将其作为生意的监管团体到业者的层层克扣，可想而知最终到实习生手里的工资不过是些许残羹罢了。

政府相关利益团体、经营者的层层克扣，加上无法更换工作地点的限制，以及工作现场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因此才出现了层出不穷的不惜沦为“黑工”的实习生铤而走险的现象。

虽然日本政府近年来在吸引外国人才上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仍没有将对外国劳动力的政策进行过认真讨论。从上述制度设计中我们可知，日本政府实质上只承认自己对于低端、低阶劳动力的需求，无论是实习生、留学生和日本移民后裔都难逃“临时性”救济的性质。鉴于绝大多数外国劳动力被限于低阶、低端的制度设计，以及他们在该制度下难以在日本获得晋升空间的事实，大多在日外劳难逃被用之即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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