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笛：大陆为什么要纪念“二二八”？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晓笛】

在台湾，“二二八”是一个敏感的存在，它会在每年的二月末，将人们的悲伤和恐惧都拿出来曝晒。形形色色的人会在这一天表达各种各样的诉求，不仅代表本土势力的民进党及其绿营支持者，要罄竹难书地声讨国民党的暴政，表达对受难者的哀思，代表外省势力的国民党也要低声下气，表示要尊重人权，崇尚和平。

现在的“二二八”等同于国民党的暴政，以及本省人的伤痛和苦难，俨然成为蓝绿恶斗中的经久不衰的政治议题。台湾前卫政治漫画家老培，曾调侃“二二八”是台湾“一年一度的姨妈日”。虽然话语略有些直白，却道出了“二二八”泛政治化的本质。若无意外，今年的“二二八”又会惯例地在一阵对国民党的喊杀中“愉快”地开始和收场。但国台办要纪念“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的表态，又让今年的纪念日别有不同。

这其中的用意十分简单，即积极参与内涵建构，防止在所谓“转型正义”的风潮下，“二二八”概念进一步滑向“台独”话语。

台北2·28纪念馆

被放大的族群对立

1947年2月28日，因缉查私烟不当而引发的全台暴动，是台湾“省籍矛盾”的肇始，也是国民党原罪的起点。出于维持统治的需要，“二二八”被定性为“共产党的阴谋”，成为一个禁忌的话题，曾一度绝迹于大街小巷，战后出生的台湾学者也是到了海外之后，才了解到“二二八”的存在。台湾解严后，本土思潮从地下状态转向蓬勃发展，在过往岁月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群众越来越多地站出来讲述自身的悲剧，“二二八”成为争取本省人和受难者选票的最好话题，也成为了民进党、绿营和台独势力打击国民党的一大利器。

二二八事件的内涵错综复杂，交织着殖民地遗留问题，战后社会生产力不足，族群冲突等多重含义。但在政治操作和话语宣导下，其中的族群悲剧被刻意放大，进而成为“台独”意志的重要体现。“二二八”的史实被别有用心地择选和包装。表面上看，人们在凭吊受害者，提倡民主与人权，但这样引导性的卖力宣传，在潜台词中会同时告诉人们本省人的受难，却对外省人被本省人报复和虐待选择性忽略。

尽管有不少学者质疑台湾现有的纯政治目的意义的舆论导向，强调外省人也背负的受害经历，以及“皇民”在其中的挑拨离间，他们不断主张客观公正地看待“二二八”，但这些呼吁对“二二八”的话语解读并没有带来实际的冲击和改变。民进党“立委”甚至通过连署，要对“粉饰”二二八事件的人判刑。

在这样的话语经营下，族群仇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据新闻报道，一位国小老师在做“二二八”的画面教学时，出现了学生看到本省人打外省人就欢呼，对外省人的受害则冷漠和质疑的情况。这位老师感叹：“任何人在‘中华民国殖民政权’这堵高墙上添了一块砖，我们都要花极大的力气把它拿下来。”

台湾艺术家创作的2·28事件版画

话不能只由蓝绿讲

在民主化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二二八”的话语定义主要在绿营的控制之下，族群对立被泛化为对“中国”成分的仇视，“二二八”逐渐向“台独”框架发展。而国民党的原罪负担，以及自身本土化的压力，很大程度上纵容了“二二八”的“台独化”。在国民党落败，并因“党产”等问题无力还手的当口，大陆的挺身而出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意识形态中的人民史观，早先大陆将“二二八事件”称为“二二八起义”，将其视作是反抗国民党暴政的人民运动，这对一些反感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人具有极大的感召力，甚至直接促使他们来到大陆效力。但随着国民党在台湾执政地位的巩固，两岸对立拉开序幕，大陆的声音也在岛内受到压制。

从上世纪末开始，由于“二二八”的“台独”倾向化，“二二八”的议题一时间变得鸡肋起来，后来随着国民党重返执政，出于笼络国民党的需要，大陆对“二二八”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对“二二八”的宣传相对低调，并随国民党统一口径，将其称作为“事件”。

直到近年，中共有意提及这段往事，并从自身立场出发寻求对事件的解读。尽管在“二二八”中，共产党的参与程度有限，但终归是参与者，理该享有对事件的解释权。这是弥补过去在“二二八”中的话语缺位的努力，遏制对“二二八”的过分解读，同时也为台湾民众提供了另一个了解真相的途径，间接强化大陆在岛内政治中的角色存在。

其实大陆对2·28事件每年都有纪念活动

竞争性介入，提供第三条道路

众所周知的是，近年来台湾内耗不断，政治空转，推动了两党政治之外的第三方势力的兴起，这其中甚至包括不少红统组织。尽管现在的第三方势力仍无力翻转传统政治规则，但却深刻反映了台湾百姓对政治推陈出新的渴望。

由于一些主客观的原因，大陆在台湾事务中一直处于缺位状态，这并不符合大陆谋求国家统一的角色定位，大陆不可能也不能长期置身岛内事务之外。纪念“二二八”就是一种启示，即在台湾重大的议题中，表达大陆的立场，及时发声，树立岛内政治参与者的形象。大陆若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就应该充分了解台湾百姓的所思所想，在百姓关心的重大政治及公共议题方面，提供恰当和及时的建议和行动。毕竟失去话语，就等于自废武功，无力招架四面八法汹涌而来的别有用心的指责。更重要的是，一旦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比较优势，就能够在蓝绿政治结构之外提供另外一种选择。

对抗战话语权的强调就是一例。无论是气势恢宏的七十周年庆典，还是对抗战“十四年”的修订，一方面在台湾与抗战文化渐行渐远的状况下，为那些认同抗战史的台湾百姓提供了情感依托，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大陆的领导地位，也是在塑造台湾百姓对大陆的政治认同。

不得不说，以往对台湾事务的介入，总会显得投鼠忌器。一怕对“中华民国”的态度不当，引发国民党和蓝营反弹，二是怕被抓住干涉台湾内务的口实，影响社会观感。笔者以为，过于迁就“中华民国”派会变得束手束脚，过于依靠国民党，反倒会承担国民党的政治债务，拖累自己，和“中华民国”派的合作可以继续，但要以能实现大陆意志为前提。

至于社会观感，大陆的统战本就是“阳谋”，只要有统一的目标，无论做与不做，在台湾舆论中都是入侵者形象。因此莫不如我行我素一些，步子大一点，竞争性地参与台湾的政治博弈，这才是对台湾人心的争取，也是大陆的在两岸历史重任前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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