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远：转折年代中的“二二八”，我们都无法身处其外
二二八事件发生至今70年了，事件的本质却没有随着时间的前进而廓清，反而愈形简单化、机械化与图腾化。2月8日大陆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安峰山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指出，大陆相关部门将会举办二二八事件70周年的纪念活动。消息传回台湾之后，引起了普遍的惊讶与批评：“大陆凭什么纪念二二八？”政治斗争的阴谋论也随之而起，有人认为大陆借此与民进党抢夺话语权以“反台独”；有人则认为大陆要利用二二八，彻底抛弃软弱无能的国民党。
而在台湾内部，综观几种主流的二二八论述：“与大陆无关论”、“大陆屠杀论”，以及继承、变形自早期国民党史观的“皇民造反论”，再加上其他的诸如“文化冲突论”、“省籍对立论”、“台独起源论”等等，共同表现了当前二二八论的特点──以“反共”为最高前提，从而将台湾的历史一岛化与特殊化，一方面放大了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将地域差异的表象不断上纲，巧妙地掩盖并取代了二二八的本质。
官为何逼？民为何反？
二二八事件发生在台湾光复、复归祖国后的第二年，台湾的社会性质经历了关键性变革：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岛民原有的汉人认同再转变为实质的中国人身份，而统治阶级则是来自于大陆即将被推翻且惯用暴力手段的国民党政权及其官僚集团。在此背景下，二二八事件无论如何都无法自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中抽离来看。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主观愿望的悖离和客观阶级位置的相互矛盾，使得二二八事件的爆发成为必然，而在1947年前后整个中国大地上，许多省分都发生了类似台湾二二八的“官逼民反”事件。
“官逼民反”是对事件现象上的描述，但战后台湾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在1987年《二．二八的省思》一文中进一步提醒我们，在探讨二二八事件时应加以深挖“官为何逼，民为何反”的结构性因素。
刊载于1947年9月《新台湾丛刊》第一辑的《台湾四天地》组诗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香港新台湾出版社发行的《新台湾丛刊》第一辑（1947年9月）中，刊载了《台湾四天地》组诗，其中之一的《陈仪四天地》：“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欢天喜地。贪污劫收，官僚发财；花天酒地。物价飞腾，抢劫杀戮；黑天暗地。陈仪垮台，贪污仍在；怨天咎地。”即形象地描绘了台湾光复之后一直到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台湾人民在政治、经济与社会中的处境，比起冷冰冰的数字更令人理解当时的背景。
事件发生时人就在天马茶房内的《中外日报》记者周青（台湾台北人），在回忆其所亲历的二二八时指出：“人们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一股巨大的潜流正在涌动，正在寻找机会喷发”，“‘二．二八’暴动的原始图样，它是自发的，不是什么‘叛乱’。”因此，查缉私烟只是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导火线，事实上台湾人民与当时全中国人民都面对着一个如林书扬先生所分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战时政权”的压迫与掠夺。“打倒贪官污吏”是当时人民最为素朴的主观愿望，卷进了无数人民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进而提出“民主自治”的诉求，在客观上就与中国大陆上风起云涌的反内战民主运动接轨。
省内外的声援与合作
事件发生后不久，台湾民主联盟发出的其中一份《告台湾同胞书》即言：“三天来，我们表现了无比的英雄牺牲，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在全国范围内不分省域，正和反动封建独裁政府作殊死战，六百万同胞所受的痛苦与压迫，就是少数的反动巨头的贪污独裁枉法横暴所造成的。”显然事件参与者也意识到自身处境的解放，必须与大陆同胞联系结合为一场大规模的人民运动。
与此同时，事件随即引起大陆的普遍关注，例如中国学生联合会在1947年8月10日发表《学联告台湾同学书》，明言：“全中国人民正和你们站在一条战线上战斗”，并鼓舞投身其中的台湾青年：“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为着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民主派人士李济深，也发表《全中国人民的出路》，声援经历二二八事件的台湾人民：“台湾同胞必须与各地同胞联成一片，互相呼应，以从事于反抗独裁政府之征兵征粮，反抗独裁政府之苛捐杂税，反抗独裁政府之贪污黑暗，同时反抗美国政府的援蒋政策。总之，争取民主和平，独立自主而反抗独裁政府之支持者，是中国人民的出路，同时也是台湾同胞的出路。”由此观之，当时刚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在历史与现实上虽有其特殊性，但不应该忽略站在人民立场的普遍意义，也就是当时两岸人民都为着“新中国”与“新台湾”而斗争着。
省内外人士合作的情况，并非二二八事件之后才开始的。在文化上，为了克服殖民经验带来的隔阂，创刊于1947年1月的《文化交流》，由本省作家杨逵与外省记者王思翔合编，目的就在于促进省内外文化界的交流与合作；第一辑刊载了著名美术家陈庭诗（笔名“耳氏”）的漫画《交流乎？绝流乎？》，其中的意象就是希望省内外人士能团结合作，“咱们都是苦难的中国人！”1947年底《台湾新生报》“桥”副刊所展开的一场文学论争，也是以文学讨论为形式，目的在于突破民族长年分裂而造成的误解；例如杨逵的《“台湾文学”问题》，就有力地澄清、破除部分省外知识分子对于“奴化教育”的迷思。
陈庭诗（耳氏）发表在1947年1月《文化交流》第一辑的漫画《交流乎？绝流乎？》
在政治上，1946年以来台湾发起了几场学生运动，呼应大陆学生所展开的民主运动，例如1947年1月台北学生组织的声援沈崇、反对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在一万余人的队伍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喊“美军滚出去”等口号。除此之外，更遑论许多二二八当事人回忆文章都提到的情形，就是事件之中虽有不明就里的闹事群众，但更多的是同样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本省与外省民众，相互保护的“终生难忘的情谊”（借用二二八亲历者曾重郎先生回忆其当时与新竹中学校长辛志平交往的文章标题）；也有许多外省记者与知识分子在事件发生后，不断将事件的真相传播回中国大陆。
透过事件前后实际情况的澄清与还原，二二八事件的性质将更为清晰。首先，在内战态势压碎了人民和平期望的局面下，光复之后的台湾无法置身事外；其次，不应该将省籍或地区差异的表象无限扩大，将外省与本省视为绝对冲突的两种群体，取消或混淆了当权者与受支配者之间的阶级关系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主要矛盾。1947年在彰化亲历二二八的张克辉先生，曾回忆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从北部开始大逮捕，他到亲戚家中避风头，附近乡镇的武术队来到当地表演，领班在开场时讲话提及：“要练好祖国武术，消灭贪官污吏”──出自庶民口中的这两句话虽然简洁，却高度概括了事件的内涵，说明了二二八参与群众的目标是针对贪官污吏，并非今人套用当代概念而扭曲的省籍、族群或国家认同冲突。
无法自外于转折年代
二二八事件爆发的1947年，大陆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金冲及称之为“转折年代”，他认为这一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力量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同时人心向背也出现了翻转，对于中国而言是“历史性的转折”。简言之，在此“转折年代”之中的中国人民，必须在战争与和平之中做出最后的抉择，而台湾人民当然也无法例外。从1945年昆明的“一二．一”事件，到1946年北平的沈崇事件，再到1947年南京的“五．二○”事件，预示着历史将中国在不断的流血代价中，引领走向了歧异的现代化路线之争，中国人民则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反独裁的信念加以回应。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也是在此转折年代之中不能回避的关键一环。
拉高历史的视野来看待二二八，可以说是台湾人民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抵抗来自祖国的脆弱政权及其官僚，以胜利者的姿态对于原有失土的巧取豪夺；同时也是拒绝台湾被国民党强拉进内战的漩涡之中。1947年3月二二八处委会处理大纲即已指明此点，尔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组织、建立与发展，也是循着这个方向前进。
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部分参与二二八的当事人，在失败后流亡到香港，先是成立新台湾出版社，发行《新台湾丛刊》（著名的《台湾二月革命》一书即是丛刊之一）；以香港为阵地，积极联络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国内民主派人士，后于1947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正式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春天，台盟主要领导人与大部分盟员北上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投身筹建民主联合政府；同年10月1日，台盟代表台湾人民，参加了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1987年2月参加纪念“二．二八”起义40周年纪念会的部分亲历者在北京台盟中央机关前合影。前排左起：江浓（当年在北京）、叶仁寿、周青、蔡子民；二排左起：陈炳基、叶纪东、叶庆耀、林文启；三排左起：林东海、潘渊静、王彪、蓝运树；后排左起：周明、吴克泰、郭水烟
台盟是二二八事件的直接产物，也是现存历史最久的台湾人政党，其代表台湾人参加建国前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反映了台湾人民当时选择民主和平的路线，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也体现出新中国建国后的政权性质。
然而，今日许多台湾人由于失却了民族历史的视野，以及历史整体的高度，而抱持着二二八“与中国无关”的论调，对大陆即将举办的二二八纪念活动充满质疑和不解。事实上，自1949年以来，大陆几乎年年纪念二二八，不但比台湾岛内的纪念活动还早，而且主要由台盟主持纪念活动（1973至1979年则是由全国政协主办），非由中共主导，可以说合情合理，具有历史正当性。
大陆历年“二二八”纪念活动一览（整理：张方远；制图：W.B.）
另一方面，将二二八曲解为“皇民造反”或“台独起源”的说法，同样也不符合事实。1950年代国民党政府仗势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开启了对于认同社会主义、追求民族解放的台湾青年的白色恐怖肃清与镇压。许多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都指证，二二八事件使得当时的台湾青年“对白色祖国失望”，从而“寄希望于红色祖国”。自日据时代以来延续下来的台湾爱国左翼传统，经历二二八事件后号召了更多理想主义者，投入地下党斗争，例如台盟成员林正亨就是1950年第一位仆倒在台北马场町国民党刑场的台籍人士。
参加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台盟代表，左起：田富达、杨克煌、谢雪红、李伟光、王天强、林铿生（候补代表）
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
70年后回过头来重新省思二二八事件，是希望在厘清事件前因后果与性质的基础上，发现对于当下的现实意义，借用陈映真先生的话──“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探索出路。在当前的政治现实中，台湾与70年前面临着类似的处境，再度进入了转折年代，历史又为我们出了一道“战争或和平”的选择题：是要跟随外来强权走上冲突与战争，还是戮力于区域的稳定与和平？
历史是复杂的，但复杂并不能与多元划上等号，否则很容易就沦为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历史是由多条线组成的，其中具有合理性的线会形成主线，而其他的线则成为支线，或者慢慢退出历史之外。因此，看待70年前做为民族悲剧的二二八事件，更应该掌握其中的主线，回到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与世界格局的视野中看待二二八，才能以“温情与敬意”去理解二二八事件的复杂面貌，破除被冷战与反共意识形态所禁锢的史观。与此同时，跳脱蓝绿依其各自政治需求为二二八设下的逻辑圈套，回归人民的立场，正视台湾人民在事件中的能动性与主体性，避免为当时的执政者擦脂抹粉，也避免为延续仇恨加油添柴，永远跨不出蓝绿对立的框架。
70年前，经历了殖民与光复的历史变迁过程，包括台湾在内所有的中国人并没有在那个充满动荡与转折的年代中，回答好“如何再做中国人”这个问题，也就不可能避免二二八悲剧的发生。这个思想上的严肃课题，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如何直面殖民经验在台湾社会中的复杂性，弭平长期的历史断裂与民族分裂所带来的伤痛，在二二八事件70周年之际，兴许是两岸人民都应该诚恳回答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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