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波：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史告诉我们 应对特朗普就靠以牙还牙！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彭波】
美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同时期的内外条件不同，贸易保护政策给美国带来的利弊也不同。有时候带来巨大的利益，有时候造成很大的损害。当贸易保护给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的时候，美国就会长期坚持。当贸易保护给美国带来损害的时候，美国就会很快放弃。贸易政策对于美国来说是一种利益，而非信仰。
美国从贸易保护中获得的利益
美国在独立之前是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其经济发展受到英国政府的严格控制。当时的英国实行的是重商主义，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英国限制北美殖民地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也限制北美殖民地内部制造业的发展。
美国独立以后，制造业依然极为依赖英国。1801年美国的326家股份公司中，只有8家投资于制造业，仅占总数的2.4%。 由于北美丰富的自然资源，美国工人的工资平均比英国高1/3到1/2。在与英国的贸易当中，美国逆差严重。
例如，从1784年到1786年，美国从英国进口的货物总值约为760万英镑，而同期美国向英国出口则仅为249万英镑。贸易逆差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国内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商人、农场主纷纷破产，债务链条断裂，社会剧烈动荡，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在美国史上，1781年至1789年被称为“危机时期”。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 - 1804
面对严峻的形势，以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北方工业集团极力推动制定贸易保护措施。但是，汉密尔顿的主张不符合南方种植园主和北方大贸易商的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只是因为1812年英美战争原因才导致美国提高关税水平，战争期间关税税率达到25%左右，较战前提高1倍以上。关税水平的提高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幼稚产业的发展，美国尝到了贸易保护的甜头，因而在战争结束后，高税率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逐渐提高了。
到1820年，美国制成品的平均关税税率达到了40％。1828年，国会通过新的关税法，把平均关税率进一步提高到45%。1830-1832年间，棉纺织品的进口关税率甚至提高到71%。但高关税再次遭到南方利益集团和部分北方大资本家的强烈反对，他们把新关税率称为“可憎关税率”。
从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的关税水平有一定的降低。但是南北战争再次提高了关税水平，北方的胜利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得以顺利实行。1866年，美国平均关税率已提高到40.3%。
《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进一步把平均进口税率由38%提高到50%，税率之高为美国历史所仅见，由此一些外国产品被完全拒之美国国门之外。1875年美国的关税率为42.5%，而同期欧洲主要国家中最高关税率仅为17.5%(奥地利)和20.0%(法国)。 同一时期的中国，由于受制于列强侵略，关税率还不到5%，长期仅有2-3%的水平。
高关税有力地保护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内战以前，美国还是个农业国，但内战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这一切完全改变。1879年到1884年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倍多。1900年时，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实行了世所罕见的高关税保护主义政策，正如托马斯.K.麦格劳写到的，“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
因此美国经济是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1897-1901年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利也承认：“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
二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真正确立了世界工业霸主地位，才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尤其是关税水平有了很大的下降，但是与此同时，各种非关税壁垒却层出不穷，并成为阻碍国际贸易的主要障碍。从二战后国际贸易发展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又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实施者。
美国因为贸易保护主义而遭受的损害
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贸易保护主义都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也有因此而遭受严重损害的时候。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国力已超越欧洲其他国家，崛起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对于这时候的美国来说，自由贸易比保护主义更加有利。1913年，威尔逊总统大力倡导《安德伍德关税法》，把关税降到1860年内战前的水平，但是为时不久。
随着一战结束，欧洲国家经济逐渐复苏，美国产品逐渐被挤出欧洲市场。从1919年-1920年美国农业净收入下降了24%，从1920年-1921年接着又下降了40%。 农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严重过剩，价格下跌。为了迎合企业家和农民的需求，美国重新祭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法。
1921的《紧急关税法》通过，1922年9月《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进一步迎合了加强贸易保护的需求。
美国这次试图重走一遍在19世纪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时的道路，却没有考虑到到20世纪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一，而欧洲则因为一战遭受严重的损失，已经带不动美国的大船了。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迫使欧洲国家从世界经济中撤离，日益内转。
1925年前后，欧洲也先后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农业萧条，在美国的榜样下，法国、德国等政府都行动起来保护国内农业生产，逐渐以高关税将本国市场予以隔离。在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后，国际贸易迅速缩水，进而打击了全球经济的稳定。
1929年3月胡佛刚刚正式入主白宫，10月份纽约股票市场骤然崩溃，世界经济大萧条骤然到来。
大萧条时期，以美国为榜样，全球扛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最终美国经济受打击最大
大萧条到来之后，美国试图进一步加强保护主义以保障本国的利益。1930年6月，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约有900多种工业品和70多种农产品提高了关税率，其中农产品平均的关税水平从20%提高到34%，应纳进口关税税率从38.2%抬高到55.3%。
美国大幅抬高关税的行为严重危害了世界经济的稳定。1931年时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大比例提高关税，这同时也给美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则进一步诱发了以邻为壑的各种贸易战，关税战等等。
因为美国率先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以很多国家釆取的保护行为主要针对的就是美国，如加拿大首先采取了提高美国商品税率的报复行为，法国对从美国进口的汽车增税60%，意大利撤回了给予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瑞士则公开抵制美国商品。一向高呼自由贸易口号的大不列颠帝国也加入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队伍。
“一个月之内，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和古巴纷纷提高了美国产品的进口关税；一年之内，总计有26个国家给来自美国的进口产品制订了新的数量限制。” 特别是英国通过1932年夏签订的“渥太华协定”，与其自治领及属地结成帝国特惠体系，一致对外设置关税壁垒，此举严重危及美国的商业利益。
在大萧条期间，各国的保护主义壁垒日益坚固，国际市场由此缩小，世界贸易出现螺旋式收缩，从1929年-1933年，世界贸易额从350亿美元下降到120亿美元。全球贸易量在1929年到1933年间降幅达25%，且接近50%的降幅是由贸易保护导致的（Madsen，2001）。
在大萧条与高关税及其多重后果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从1929年的13.8％下降到9.9％，“进口额从1929年的44.0亿美元降到了1933年的14.5亿美元，出口则跌得更惨，从51.6亿美元降到了16.5亿美元。”
贸易保护带来的恶性竞争助推了全球经济的下行。美国以及12个西欧经济体名义GDP增速在1930年、1931年分别下滑5%、7%。美国1929年-1933年间物价下降了 33%，失业率上升到25%，并在整个30年代一直保持在15%以上。
1929—1933年间，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工业生产分别下降46.2%、40.6%、28.4%、16.5%、8.4%，其中美国的下降最为严重。这一次，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为了摆脱困境，罗斯福上台后，美国于1934年出台《互惠贸易法案》，试图重新进行贸易自由化。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就在国会通过。该法授权总统与外国谈判并履行有关减让关税的条约，借此授权，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就把任何一项美国关税最多降低50％。这一授权以后分别在1937、1940和1943年得到延续。
如此的结果是，“到1945年，美国与27个国家共达成了32个这类双边贸易条约，对64％的应税进口商品作了关税减让，使税率平均降低了44％。” 但是为时已晚，世界经济仍然深陷泥沼而无法自拔。包括美国自身，也迟迟找不到出路所在。
直到二战，美国的经济才因为战争繁荣而最终走出困境。正因为这个教训，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力推行自由贸易。
应对特朗普：那就是以牙还牙！
美国在国际贸易问题上一向是抱实用主义的态度，哪种贸易政策对己有利，就采取哪种政策，不同时期形势不同，政策及其利益也就不同。
也就是说，历史经验表明，假如美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可以给自己带来持久的利益，就一定会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假如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遭到他国的反制，因此而遭受到严重的伤害，美国就会倾向于放弃贸易保护，转向自由贸易政策。
现在，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大力推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他国应该如何应对？
总结美国的历史经验，世界各国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应该如何应对特朗普：那就是以牙还牙！
假如他国对于美国的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退让态度，让美国从中获利，美国的保护主义就会一直维持下去。假如他国对美国的贸易保护采取反制，固然也会受损，但是因为美国得不到利益，并且同样遭受损害，就可能会很快改变政策，转向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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