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曲折与希望——东欧苏联旅行纪实
【继2月23日媒体报道郭树清或将出任银监会主席的消息后，这位焦点人物便引发刷屏之势，其以往操刀金融改革的政绩也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上世纪80年代末正值苏东剧变的前夜，时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助理研究员的郭树清，利用从英国访学回国的机会，对民主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和苏联四国进行了实地探访。他在1987年发表的长达万字的游记中，分别描绘了四国的社会情况和经济改革状况，让人深感剧变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感。文中提到的一些情况，如“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危险可能是在进入或停留在一种间接的或非中央直接控制的行政协调模式”在今天看来仍颇具现实意义。观察者网特此刊发游记全文，以飨读者。】
郭树清
从西德进入东欧后高速公路突然变得狭窄起来。但车辆减少，汽车的速度反而加快了，大雨使路面上泛起白烟——1987年8月3日，我终于踏上东欧的土地，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在随后的四个星期的旅行中，莫名其妙的矛盾和困惑紧紧纠缠着我，一切好像是在预料之中，一切又好像是在预料之外。我庆幸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游客，因而能够走到任何一个对外国人开放的角落。所见所闻自然零散而且片面，但因其是亲身体验，又显得生动、具体和富有力量。
民主德国：德国没有“童话”
按照朋友的建议，我们先去西柏林。从英国过来，西柏林显得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就城市建筑而言多少还有点破旧之感。次日，我们从西柏林乘地铁到东柏林——民主德国的首都。
根据官方估计，民主德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劳动生产率超过英国和意大利。1963年曾提出“计划和管理国民经济的新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是60年代东欧改革中动手最早的国家。分散化导致经济混乱，加之外来压力增强，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全面恢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那时以来，只谈完善，不提改革。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它的现行经济体制是改进了的传统模式。经济近十年来似乎不错。这个事实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解释传统体制的合理性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西方研究东欧经济改革的专家们一时也无像样的分析论证。
然而，现实对我的这些知识和了解简直是一个嘲弄，出国以来我第一次在东柏林感到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撼。即使一年前从中国到英国时也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差别是意料之中的。之所以震撼，恐怕还和这一事实有很大关系：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本是同一民族，东柏林、西柏林本是同一座城市。
城市建筑，除少数门面之地外，比西柏林破旧得多，环境卫生也很差。马路街道平淡得出奇。市场、商店的货物品种、色彩和样式，都显得单调平庸，缺少变化，尽管多数商品价格还便宜。如有什么新鲜物品（特别是进口商品），要么价格高的无人问津，要么柜台前就排起长龙。奶制品和肉制品都有出售，但是品种质量无法和西欧相比。我们买到了巧克力，但一口下去，竟然撕出一团羊毛。香肠则又咸又硬。买到一条高级香烟（据说是民主德国最好的），但包装不如中国的一般香烟。在一家中档餐馆进餐，菜单上看到“牛排”，叫了一个，得到的回答是“牛排无货，要不要换成猪排？”猪排很不新鲜，但邻桌一个12岁左右的小朋友却比我更感兴趣。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的盘子，以致于他的母亲不得不从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糖果，这也无济于事。他的母亲只好匆匆喝完杯中的饮料，起身带他离去。
人们都知道民主德国机电工业发达。很遗憾，我没有机会去工厂参观。但我们乘坐的火车和汽车都显得非常原始和落后。马路上也有不少小汽车，样式统一，没有光泽，个个喷吐出团团黑烟。我知道这样的汽车在西欧是不允许开的。出租汽车能够看见，但却是坐不上的。
汇率不是根据购买力平价确定的。但是黑市汇率高过官价七八倍，大概是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差距的一种标志。看到印有马克思、恩格斯头像的粉红色民主德国马克，在西柏林银行和东柏林的车站、墙角被人廉价拍卖。不能说不是一种强烈的刺激。
更糟糕的是，街上的行人一律面无表情。大家似乎都若有所思，又似乎若无所思。然而没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一点比英国要好一些。我们问路，总是能得到礼貌的回答。德国人不愧是有纪律有教养的民族。
不应该从这些表面现象引出过多的结论。但是，人民生活水平与统计数字所显示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是极不相称的。1976-1980年，1981年-1985年，这个国家的净物质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4.1%和4.5%，而同期匈牙利的数字分别是2.8%和1.4%。南斯拉夫则处于停滞或下降的状态。而且，后两个国家一直在忍受着通货膨胀的折磨。据此对比，东西方都会有人赞成这样的话：“经济改革不是出路。小改小问题，大改大问题，不改反倒没问题”然而，后来的考察表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民主德国。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恐怕更高一些，至少就市场消费品供应而言是如此。
民主德国当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很有点不以为然。据说他们自认为是“最成功的社会主义样板”。这颇有点我们当年夜郎自大的劲头。民主德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的、相对而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恐怕与以下因素有密切关系：（1）联邦德国的存在，使得民主德国始终在特殊的压力之下，这会产生特殊效应，加速经济增长。（2）民主德国与苏联分工合作较好，经济专业化程度也高。（3）联邦德国在技术和贸易上大力扶持民主德国。（4）国内经济政策特别重视“加速技术进步”战略。（5）集中计划体制得到最大限度的完善和强化，因而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其长处。民主德国之所以不接受改革，可能也与这些因素有关。面对日益激烈的内外局面，民主德国能否继续沿着以往的道路走下去，恐怖也是值得怀疑的。
诚然，并非宣布改革或者着手改革就能很快解决全部问题。恰恰相反，改革中还有一系列麻烦和困难，处理不当，还会出大的乱子。有些国家的改革政策协调注意得不够，没改革的国家可能还做得好一点，例如民主德国在结构和技术进步方面颇有一些成就。然而，民主德国并没有创造出不改革而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
匈牙利：改革需要改革吗？
我们从民主德国乘火车穿过捷克斯洛伐克，直抵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确实名不虚传，美的让人惊奇。多瑙河上的桥使布达和佩斯两座古城连在一起。上个世纪这里显然有过一段繁荣的历史。城市中最古老的一条地铁，据说也是欧洲大陆最早的地铁。站立在布达一座小山上的解放女神塑像是这个城市的标志。
从市面上看，很难把这个国家的经济与危机联系在一起。但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却提供了非常令人不安的信息：通货膨胀率正在持续上升，积累率已下降到9%左右，平均名义工资增长持续多年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居民实际工资呈现下降趋势，外债高达200亿，等等。
我的匈牙利朋友带我们在城里转了几圈，介绍了各种情况。对于自己的国家和首都，他无疑有骄傲感，然而他的批评似乎更多一些。在我看来，市场很丰富，东西也很便宜（西欧相比），他却说物价一直在上涨，他的妻子每天都要去采购，听说物价还要大涨。正当我对漂亮的旅馆、酒吧赞不绝口的时候，他却说，匈牙利人享受的不多，多半是为了外国人开的。我很欣赏前几年建起的高层住宅区，然而他告诉我布达佩斯的建设资金现在还不够维修老房屋。我们和他的家庭住在一起，因而也看到了他们及其邻居的实际生活水平，我告诉他这是很不错的，他却说，匈牙利人十年来没有提高。有一点他是同意的，布达佩斯的交通大概是欧洲最好的，至少也是最好的之一。其实，他或许知道，匈牙利的官方汇率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接近市场汇率的。
我和几个青年人（大学教师和学生）谈天，他们都十分坦率而真诚。我问到改革，他们说“改革”这个词在匈牙利己经用滥了。政府总是在说“改革”，可是多年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后来见到的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鲍威尔也告诉我，他认为匈牙利只有过一次真正的改革，那就是在1968年。我提起生活水平，他们承认，在东欧匈牙利恐怕是最好的。但与西欧相比，差距仍在扩大。关于前景，大家都表示不容乐观。首先是世界市场保护主义抬头，其次是国内成本上升，再次是争取不到外资和先进技术。政府已经告知百姓，准备好应付更严峻的困难，经济好转最快也要七八年时间。党的第一书记这次也公开发表讲话，要人民采取理解和合作的态度。明年起，要实行更紧的货币财政政策。
早在英国，就听说匈牙利正在开展一场“对于改革进行改革”的全民大讨论。争论之激烈，意见分歧之大是多年末有的。党内思想不统一，爱国民主阵线与党中央看法也不一致。其中在全国引起广泛注意的是财政部所属研究所几名青年经济学家有关改革和转折的报告。此报告迟至今年6月才公开发表，同时也传出研究所行将解散的消息。按照报告作者的意见，匈牙利以往的改革是不彻底不完全的改革。现在，进行全面彻底民主放权和市场性质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只有将经济改革与社会、政治、组织、机构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扭转局面，走出困境。他们认为，坦率现实的改革政策在短期内不可能带来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暂时倒退，但却是有前途的，要通过加强公开性，增加劳动者发表意见的机会，以及实行利益代表的多元化和民主，使社会成员能对市场经济和国家的活动进行监督。
然而，党和政府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终于制定出一份《经济一社会振兴计划》。尽管仍有不少批评，但是向纵深推进改革却是这个计划的基调。9月，政府将向国会提交明年的具体改革方案。
我第二次到布达佩斯多住了几天，这使我有机会去拜访了专门研究和实施匈牙利改革的专家们。
这些知情者们对于过去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1968年的改革没有能依照预想进行下去。改革事实上多年来处于停顿和倒退的状态。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国际市场的波动是次要因素。1980年的价格改革，预期很高，但现在证明是失败了。主要问题是：所谓“竞争价格”，虽然与国际市场挂钩，但并不反映国内的供求和竞争，更重要的是它一开始就设立在人为的繁琐的税收和补贴制度之上，对买得起的企业征税，对买不起的企业补贴，即使价格水平再接近国际市场，制度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变化。1983年对建筑业实行招标的合同制度，然而却没有出现竞争。据说投标单位常常会联合起来对付招标单位，因而工程造价依然持续上升。其它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似乎都不太有效。
站立在布达一座小山上的解放女神塑像是这个城市的标志。
现行经济体制并没有摆脱传统模式的巢臼。虽然市场机制引入经济，但是行政协调顽强地保存着主导地位。用科尔内教授的术语，改革前是直接行政协调，改革后是间接行政协调。企业的经营决策权近年来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企业领导人的努力方向不是提高效率，而是去与上级机关谈判、争吵，讨价还价。行政协调阻碍了市场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自身发育的条件也没有创造出来。
中国人常说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规律，看来在匈牙利也存在着。现行体制不断地再生产出收入膨胀和物价上涨的结果来。与此不无关系的是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和个人收入差别的不合理扩大。制度和政策优惠使得私营工商业者的收入比国营工业部门的职工高出许多倍（最高达20倍）。职工第二职业常常比第一职业赚钱更容易，私人出租房屋、别墅所得租金很可能高过工资。
近些年来，政府面对消费膨胀的现实，不得不靠降低投资积累的办法来尽可能地维持总供求平衡，这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然而经济发展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长期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如果不紧缩投资，那势必出现与南斯拉夫别无二致的局面。这是一个真正的两难境地。
出路只能是继续推进改革。以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政策。然而理论家们对于目标模式的设想却是不尽相同的。如果简单归纳可以说有两大派别。一派强调劳动者集体自治，一派强调市场竞争关系。社会、政治方面改革的必要性是无人怀疑的，公开性、民主化等一般口号也是易于被大家所接受的。至于具体的构想，则存在许多争论，而且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1986年11月，匈党召开全会，做出了深化改革的决定。具体内容有价格、税收政策、银行金融改革、工资补贴改革、鼓励竞争、实行破产法，完善企业委员会制度，党政分开，发扬民主，实行广泛的“社会参政”等等。按照规定，1987年推出银行信贷改革，实行企业破产制度。评价这些改革的成效，半年多的时间恐怕不够长。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多预想的效果现在是没有可能出现的。国家银行和科学院的经济学家们对我解释了原因。
概括起来，主要是经济体制其他方面没有相应变化，这两项改革是无法展开的。企业亏损，责任不一定在企业，价格、税收、补贴等多重经济关系没有理顺，盈不盈利又能说明什么问题。破产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在不存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只能有行政性的“关闭”。迄今为止，只有一家国营企业被关闭了，或者也可以说是“破产”了。银行体制方面，将原有的国家银行分成两级银行（即中央银行和数家商业银行），这在机构上无疑是早该做的事情。但要中央银行统一管理调节货币供应，遇到了根本性的障碍—财政部自然有权决定贷款和透支（弥补赤字）。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虽然不再接受部门、地区干预，但是都直接受财政部控制。几家大的商业银行，董事会里都有财政部的一名代表，发放贷款或为企业代发债券、股票都要财政部点头，因为信贷原则是，企业告贷必须有财政部作保。糟糕的是，这种约束，在现在还很难说没有道理。对于银行信贷政策，科学院的托马斯？鲍维尔教授说，或许过些时候还能看出一点成效，但是国家银行的经济顾问克拉罗·乔尔女士则完全不抱希望。
也许有一个趋向值得观察，股份化已经开始悄然起步。金融改革的设想提出了资金市场建设的任务，允许企业之间互相购买对方的股票。银行改革也与此结合起来，新成立的几家国家商业银行就是以股份公司名义注册的，而且有进一步扩大非国家持股比例的可能。
对于此次新的改革，有人明确表示没有信心。无论如何，晚后两年才是关键时期。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察者，我倾向于不早作结论。
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十字路口
从贝尔格莱德火车站走出来，第一印象很难说是良好的。车站内外极其肮脏，厕所更是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旁边的旅行社却很有点现代派头，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代我们打电话与人联系）。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走过来兜揽生意，我告诉他我们想步行去找一个地方，他没有丝毫失望，反倒详细告诉我怎么走。然而，几小时后我碰到的另一个出租司机，则公然敲诈，两公里的路程要10美元。商店里的服装等等物品，价格比伦敦也不低，但是汉堡包等食品却又比较便宜。城市里有的地方杂乱无章，有的去处却秩序井然。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对我们非常友好，虽然语言不通，给我们看了地址，一位妇女下车后还把我们送了一程。然而在现代化的斯洛文尼亚饭店的地下酒吧，我们亲眼目睹一位衣着笔挺西装的中年男子，忽然大骂侍者并掏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贝尔格莱德，你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我们去贝尔格莱德之前和之后都有人告诉过我，南斯拉夫有一些城市比首都要好一些，特别是海滨。我相信他们是对的。只可惜我没能去其他地方看看。然而，全国宏观经济形势之严峻是毋庸置疑的。1980年危机以来，经济增长无从谈起，通货膨胀率却如脱缰野马不断升腾。1981年是39.3%，1985年是79.5%，1986年是91%，而1987年肯定会破三位数大关。外汇收入的一半要用来偿还到期债务本息，借新债来还老债也成了办法。官方汇率从70年代后期的十几个第纳尔兑一美元，增加到目前的七百多个第纳尔，而在西方银行已经达一千第纳尔，居民生活水平还不如70年代中期。如此等等，大概就是南斯拉夫出现“社会主义经济滞涨”的表现和特征。
问题还不只限于经济。据报道，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起工人罢工，规模正在扩大。1986年还成立了一个具有“反对党”色彩的政治组织——“团结基金会”，成员数百人。民族矛盾也有激化的趋势。但是，这一切，在1987年8月的贝尔格莱德似乎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迹象来。
南斯拉夫人生性热情、开朗，然而，对于发展的前景却少有人乐观。我的一位朋友曾在这里留学，前些时候故地重游，昔日的同窗好友们谈到自己的生活，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不懂当地语言，更无这样的知己，因而只能在马路上、公园里或快餐店和饭桌上，找会讲英文的人聊聊天。他们问我对南斯拉夫的印象，我回答说人们很友好，生活也不错，他们听后高兴得开怀大笑。过后，他们多半会补一句：过去比现在好。
经济学家不是一般民众。他们多数并不留恋过去。理论界对70年代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一片谴责之声。人们批评卡德尔的理想主义误国误民，批评党用发达的共产主义模式来套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批评政府奉行“通货膨胀有利论”，不顾一切地举债外借，等等。
南斯拉夫是最早开始经济改革的。50年代推行自治和市场化遇到困难，后来又加强了集中控制。1965年再次放松控制，扩展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结果仍然不甚理想。70年代的改革强调“联合劳动”、“全面自治”，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契约经济”，其中既无统一强有力的行政协调，也无统一的强有力的市场协调，一切都要经过复杂的协议和商讨来解决。
然而，“契约”本身并不真正有效，互相独立的地方行政协调及其官僚主义式的控制事实上是影响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用南斯拉夫朋友的话说，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不仅在一个国家里构成了八个独立的经济，而且在一个党内形成了八个党。毫无疑问，在“经济滞涨”被后的投资膨胀，消费超前，外债失控，重复建设，互相封锁，是与改革所选择的过度分权自治，不重视统一市场，削弱宏观控制的模式和道路有着直接的关系。新的改革措施看来主要集中在建立破产和存量资金流动制度。已经有一家食品厂和一家银行倒闭，另有四家银行也陷入困境。股票市场即将开设。
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南斯拉夫面临选择，但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选择。这个经济似乎既需要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也需要统一的强有力的市场制约。我们衷心地助望南斯拉夫人民和政府摆脱困境，找到出路。
波兰：三十年迈出第一步
8月19日至23日，我们停留在华沙。历史对波兰很不公平。早在1956年社会动乱刚刚平息，波兰就提出了系统的改革纲领，这是除南斯拉夫之外，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与传统体制决裂的宣言书。然而直到1980年大危机之后，波兰才真正开始实施当年提出的改革。波兰先后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和改革理论家，他们的思想在东欧其他国家得到验证，在西方学术界也引人注目，然而在他们的祖国却屡屡遭到压制。1986年6月波党中央全会宣布，第一阶段的改革初战告捷，三年经济恢复计划也超额完成，改革将推向第二阶段。正好是三十年，波兰终于迈出了如此艰难的第一步。但是，不能忘记，今天的经济状况还没有恢复到1979年的水平。
经济不景气是显而易见的。被遗弃的工程建筑，多年失修的房屋，还有心灰意懒的人，都会使人感到不轻松。不过，市场供应，除了肉和肉制品，并不比民主德国差，蔬菜、水果和服装及其他日用品好象还要好一些。经济学家告诉我，波兰这几年多亏还有一个好的农业基础，否则经济会无法支撑。居民住房，人均占有面积不算少，但是青年工人结婚，按照现在的建房速度，据说要平均等待15-20年，才能分到自己的一套住宅。至少就华沙市内来看，交通和通讯仍然是落后和低效率的。整个经济在生产设备和技术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又在扩大。外债的压力非常沉重。通货膨胀并未解决，改革受到很大牵制。
如今的波兰华沙老城区街道
如果与1982年的情况相比，不管怎么说，情况已经大大好转了。当时开始的改革是在社会动乱尚未完全平息，西方对波兰实行制裁，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形势下，借助于军管而推行的。事情总是有两个方面，虽然有这些不利条件，但正因为走到死胡同，政府才下得了这样的决心。另一方面，军管虽然出于无奈，客观上却又创造了一个平常情况下改革难以如此顺利的环境。
1982年以来的改革，确立起来企业自主、自治和自负盈亏的基本原则。在发展过程中，对自治原则做了一些修改和限制，例如，厂长有权中止执行自治机构作出的不合法的规定，国家有权否定大型企业职工委员会作出的投资和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决策。价格方面形成了混合价格体系，即官价、合同价、自由价各占一定比例，不断扩大后两种价格形式的比重。
通过大幅度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例如石油一次提价500%），提高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和价格，使得各种比价关系大大接近合理化。调整补贴范围，改进了补贴方法，并开始减少补贴。公布了“国营企业改善经营及破产法”，对国营企业的亏损和破产制度规定了较为严格的程序。在扩大企业自主权，鼓励竞争，发展市场机制的同时，又强调要有“强有力的中央管理，建立以中央计划和企业自主为基础的体制”。当然，计划不再是传统的计划，而是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这种设想，很可能是吸收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教训，借鉴了其他非社会主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
波兰改革的更大特点是把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结合在一起。首先，党政分开。除党的第一书记负全部责任外，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处理是独立的。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帕耶斯特卡的介绍，现在中央虽然还有一名分管经济工作的书记，但他事实上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没有任何影响。改革一开始，政府就专门任命了一位经济改革的全权代表。此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已不再同时兼任同级国家、行政部门的领导职务。其次，强调三党“联合执政”。三党即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后两个党在议会和行政机构中的作用得到扩大和加强。第三，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任免制度，发展民主。此外，在政府决策制定程序和法律制定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这些做法大大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了国家的社会基础，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尽管改革在某些方面（例如外贸和外汇留成）几乎是失败的，某些方面也不如预期的那样成功（例如减少补贴），但是，改革采取的方法是值得称道的，这就是全面、配套的分阶段的做法。与此不无关系，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确定，充分尊重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波兰能这样恐怕也是由于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包括其1973年改革的经验总结）。
目前开展的第二阶段的改革，基本方针是在前几年创造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市场机制作用范围，消除垄断和行政分割，发展竞争，完善民主制度。具体方案（时间表）正在设计。
苏联：阳光和云雾
与西欧的城市相比，莫斯科的雨天不多。但是有阳光的时候也总有云雾，而且阳光和云雾是混合在一起的，分不清什么是阳光，什么是云雾。云雾从何而来，是涅瓦河的水蒸汽，还是工业区的废气，没有考证。总之，短暂的逗留使我对为什么有“混沌世界”这样的词汇，体会的深刻多了。
布列斯特—西部边境名城，停车5小时。车站内外都是一样地杂乱和肮脏。人们显然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阶层，衣着多样，但都不整洁。最惹人注目的是各种军人，士兵们的衣服上油渍斑斑，军官们的衣服虽然好一些，但也谈不上挺阔。很难看到一张笑脸，说话的人也不多。在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我们坐了将近两个小时，对面长椅上并排的八九个农妇，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有的吃面包，有的喝水，更多地则看着地上活蹦乱跳的麻雀出神。城里显得干净多了，但是尘土还是不少。商店的货架比华沙似乎还不如，也许因为这是边陲小城的缘故。
首都并不更好。克里姆林宫周围的街道似乎都没有人打扫，房屋像英国的农村，汽车也不多（据说只有15%的家庭有小汽车）。红场上买不到罐袋和瓶袋的饮料，自动售水机前泥泞不堪，而且永远只有一只杯子。商店里货架空空，售货员都没有好气。除集体农庄市场外，看不到水果和蔬菜。肉和肉制品更是奇缺。据说只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三大城市买肉不限量，但是很难碰上有货的时候。奶和鸡蛋供应较为充足。国家百货商场（位于红场），买进口纺织品（袜子或乳罩）的队伍从一楼排到三楼。
如今的克里姆林宫与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
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们，他带来自用的东西几乎每一件都引起同学们的兴趣，从衣服到鞋子，从暖水瓶到指甲刀，大家都要出大价钱买他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极低。平均工资是190卢布，一盒火柴一个戈比，一大块面包也才十几个戈比。但是稍好一点的衣服，价格就高的不可思议。一件晴纶毛衣三十多卢布，一条牛仔裤要一百卢布。居住面积人均十五平米左右，水电方便，房租很低，然而很多新建的房子质量却非常之差。
外国游客所到之处，虽有索要外汇的人不断打扰，黑市汇率比官价高七八倍，然而，成交的时候并不多，因为在苏联很难有东西值得外国人买，而住旅馆则要有银行换汇证明。除了硬通货，外国人携带的任何东西（包括身上的衣服）都有人要买。我在英国花30英镑买的一架“佳能”照相机，有一个青年说，如果我卖，他愿意出二百卢布。一位大学教授前些时候访问中国，回去后赞叹不已。他作报告说，中国的消费品供应好得难以想象。如果把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的所有商店都搬到莫斯科，恐怖用不到一天就会被人们抢购一空。
其他地方我们没有专门去参观，但是坐火车回北京的途中，经过了许多城市和农村。城市大致相同，只是市场供应据说更要差一些。在莫斯科遇到的一位苏籍华人告诉我，他所在的伊尔库茨克，一个人定量供应的肉（包括肉制品），只有800克，西红柿则三、四卢布一公斤。农村显得没有生气，除了偶尔能看到破旧的几辆“拉达”牌小汽车之外，黑朽的木板农舍恐怕与70年前相比没有多少差别。
当然，苏联毕竟是重工业大国，钢、煤、油产量均居世界之首。虽然机电产品技术落后（中国厂家都不感兴趣），基础设施还是很有成就。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几千公里的铁路电气化，就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莫斯科市内的地铁交通网也颇引人注目。
总的说来，苏联经济已陷入困境。结构矛盾，速度下降，技术落后，外汇紧缺，都表明了整个经济的积重难返。当局承认，苏联的技术水平大致落后西方15-20年。改革，对于新领导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了。
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已成为改革呼声最高的国家，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苏共中央连篇累犊的报告，都突破了以往的框架。曾经被视为异端邪说的观点，现在已被接受为党的观点。但是，思想认识上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关于改革的文件中对于市场作用的估价还是远远不够的，竞争的必要性也没有提起来，而且据说戈尔巴乔夫在最近一次内部讲话中明确否定市场经济，把竞争归结为资本主义。
尽管如此，最高领导中心的思想转变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干部队伍和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以相对来说容易与中央政策号召产生共鸣的知识界、理论界为例，人们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对于改革的理解和解释，也是千差万别。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改革，至少不是中央说的“根本性改革”。
虽然没有一个人公开反对改革，但是所有的人都可能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不同程度地抵制改革，或“应付”改革。这不是苏联所特有的。但是苏联无疑是最突出的国家。对此，科学院社会主义体系研究所所长波格莫洛夫是确信不疑的。原因自然有多方面，首先，多年僵化停滞的政治思想环境在领导层造就了一大批官僚主义者。其次，知识分子不如其他国家那样一致地积极地欢迎改革，因为“技术官僚集团”的势力极大，社会影响也非常广泛。第三，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传统体制模式和与世隔绝的状态，使得一般群众难以适应大的变化。第四，社会精神面貌几乎是不可遏止地走向颓靡，吸毒、酗酒、卖淫之外，更普遍的是不关心社会、不关心工作，对一切都失去信心的态度。去过苏联的人都知道，人们对排队买伏特加的热情超过了其他事情。最后，高度军事化了的国民经济结构体系是与分散决策、市场导向相对立的。
戈尔巴乔夫要推行改革，面临着重重困难。为了建立一个自己的权力中心，他上台几年内撤换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政治局大部、部长会议全部已经易人。不这样做，改革恐怕就无法起步，但是另一方面，这样做必然要激化党内矛盾，会使一大批人自动地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公开性和民主化是戈尔巴乔夫用以动员群众的主要武器，但是在一个长期集权封闭的系统内，走得慢了容易变成空洞的号召，走得快了又会导致紊乱，因为政治公开和民主参预的制度和习惯，并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培育起来的。苏联与其他国家的改革不太相同，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措施，这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恐怕也有一些相反的效应。
波戈莫洛夫教授告诉我，苏联对于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路子很感兴趣，准备效仿。理由是，苏联经济体制的问题已经是多年沉疴，根本性的转变不会在短期内发生，但是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群众都是用短期内生活的改善程度作为尺度来衡量改革。农业比较容易在短期内见效，农业改革成功了，其他改革就有了好的基础。尽管如此，他仍认为苏联农业改革比中国还是要困难得多。首先是对现有的集体农庄主席等干部不知如何处置才好，他们恐怕对家庭承包持抵制态度。其次，农庄庄员们也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没有独立生产、经营的经验和记忆。没有集体农庄主席的指挥，他们不会工作。
苏联此次经济改革因有了60年代的经验和教训，没有草率行事。酝酿和准备用了数年的时间。对于经济体制根本性转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一定的估计。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不应希望立即就从改革中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更不能只从纯消费的观点来看待和衡量改革的成功与否。几个著名经济学家也认为，新的经济机制的完全确立不是本世纪内所能达到的目标。但是，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长期目标和短期中期的效果之间是有矛盾的，改革如果不能较快地见效又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支持和热心。这个问题是需要反复考虑的。另一方面对于改革要不要全面推进，能不能设计，苏联人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们一直在致力于从整体上来研究和制定改革的计划。虽然进行了一些局部的零散的试验，在全面改革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告诫同事们，“我们不能用试错法”。可见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性和不可逆性是有所体会的。
在经济改革的规划和设计工作中，苏联领导人动员了经济学家和其他有关方面专家，在充分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被调进莫斯科。《国营企业法》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各方面的专家参加。专门探讨改革的学术会议接连不断，最大一次有三千多名经济学家出席会议。戈尔巴乔夫和20多名高级专家保持经常联系，互相可以直接打电话、会面，商讨和交流意见。
关于经济改革的长远设想似乎是较为合理的。耐人寻味的是，今后五、六年作为第一阶段，改革的中心是建立商品市场（尽管没有公开明确）。计划、物资供应、价格等等方面将分部门、分产品放松直接行政控制，以引进和强化市场协调作用。方案是综合的、多方面的，例如建立两级银行体系，投资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等等。就企业的经营决策自主化而言，设想要分两步走，第一步企业要做到以收抵支（简单再生产），第二步是企业可以独立筹资进行扩大再生产。波戈莫洛夫教授告诉我，他们研究过中国的“双轨制”经验，认为麻烦和冲突太多，苏联希望避免这些问题。
但是最初的《国营企业法》草案给西方学者的印象是，苏联企图搬用中国的这一经验，因为其中规定企业在完成国家订货（或计划任务）之后，剩余劳动能力能自行组织生产。正式公布后的法案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即便没有这个因素，现在的设想在实际实施中，现在的设想在实际实施中，也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一个按指令性计划协调运转达50多年之久的经济，取消这种协调，产供销能否衔接得好而不出现大的漏洞，仍然是值得担忧的。
企业似乎仍然被放在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位置上。工人自治和企业所有（具体占有和支配自己的生产资料）作为两大支柱，在理论上是很不坚实的，实践中已经有南斯拉夫的很难说是成功的经验教训。实际过程中出现的局面很可能是与目前的预期差距甚大的。
关于苏联改革的总的前途，人们说法不一。尽管当局的坚决态度在东欧和西欧都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赞赏，然而，相信苏联改革能够成功的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例如匈牙利、南斯拉夫），迄今为止还不是很多。一位去过莫斯科的英国人曾经讲述起他的苏联朋友的悲观估计，理由是，苏联社会长期处于保守的静止的状态，苏联没有类似匈牙利事件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对传统体制的迷信或信心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摇动。这种看法我在匈牙利和波兰也听人讲起。
其他国家：间接传来的信息
我们此次旅行曾两次穿过捷克斯洛伐克、一次经过蒙古。在政治地理上属于东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则是没有涉足的。但是，我曾对我所拜访的专家学者和火车上的同行乘客打听过这些国家的情况。其中，在匈牙利世界经济研究所与科斯·卡洛里教授的谈话讨论的最多。所获印象也许可以记录下来。
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进行新的改革试验，结果尚未分明。政府已就改革问题做出一系列决议，颁布了三个法律性文件。强调的中心是转入集约化发展。当局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不冷不热的态度。估计还会采取一些措施，但在总体上跟上苏联的步伐恐怕不太可能。
保加利亚：改革正掀起热潮，行动上紧跟苏联。目前正在推行全面自治，政府的改革方案设计也遵循了全面改革的方针。早在60年代，保加利亚的经济学界就提出很多激进的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应该说是很有基础的。如果在行动上不太冒失，这个国家的改革似乎很有可能走在前面。
蒙古：改革的调子很高。正在寻求向世界开放的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蒙古人似乎更能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观念，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罗马尼亚：80年代初以来，推行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价格调整和国有企业向职工和干部发行股票（即所谓改国有制为社会所有制）。但是传统体制的根基没有受到触及，目前已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改革。
阿尔巴尼亚：几乎是与世隔绝的。
回到北京的思考
我们一路上听到的对中国的赞扬之声不绝于耳。始终生活在国内的同胞或许对于改革以来的成就是估计不足的。以各方面的条件来比较，除了经济发展基础之外，中国似乎是最好的。对此，匈牙利人和波兰人都不止一次地向我不无羡慕地论证过。
曾经访问过中国的一些匈牙利学者同时告诉我，他们判断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改革的困难增加了，改革的成效也不再那么容易很快可以显示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改革也更容易停步不前了。这也许是从匈牙利的经验中体会出来的。然而，所有的朋友们都期望中国能走出一条新路来，不仅为没有改革和刚刚开始改革的国家，而且为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榜样。波兰的一个朋友甚至这样说：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
通过这一次东欧苏联的实地旅行，有几个问题我想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首先，改革一定要有长远考虑长远规划，使中短期收益和风险的平衡服从长期收益和风险的平衡。
其次，市场调节和政府指导应当并重，以形成一个既有市场制约又有政策引导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再次，明确产权关系即改革法律所有制关系无疑应当提上日程，但是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即经济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和理论更具有根本意义。没有后者，前者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后者的内涵正是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再其次，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危险可能是在进入或停留在一种间接的或非中央直接控制的行政协调模式。因此我们应当逐步削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控制权力，按行业调整组织中央专业经济部门，加强综合部门，努力在收益关系和机构职能等方面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范围。
最后，一定要坚持宏观平衡的基本政策，坚决把通货膨胀压下来，否则南斯拉夫的危机和困境就会在我们这里重演。
（原文刊登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