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周总理的日语翻译曾这样评说二二八
【林书扬（1926-2012）为1950年5月31日“台湾省工委会台南县麻豆支部案”受刑人，坐牢34年7个月后，即1984年12月假释出狱后，从事翻译、写作不辍，复活日据以来的台湾左翼思想传统。林书扬并投入社会改造实践，组织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参与劳工运动及中国和平统一运动。除此以外，林先生积极投入东亚人民团结连带事业。本文为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王睿参加“林书扬的文论与实践纪念研讨会”，与谈林书杨先生关于“二二八”省思的内容，以及相关的补充。在台湾二二八事件70周年之际读来，值得两岸同胞再省思。】
2016年12月10日，夏潮联合会在台北主办“林书扬的文论与实践纪念研讨会”，共发表十多篇论文。其中有《如何让过去成为真正的过去──林书扬先生“二二八省思”的启发》（以下简称《如何》）一文，值得读者再省思。
担任周恩来日语口译的台湾姑娘怎么看二二八
台湾有人喜欢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导向“省籍压迫”或“族群冲突”的历史解释，并因而主张“二二八事件是‘台独’运动的起点”。不过日本作家本田善彦认为，二二八事件所引起台人对国民党的憎恶，并非直线地导向台独。他说：“当时其实有许多海外和台湾岛内的台湾人，希望和中共联手，打倒国民党。”【1】
曾担任蒋介石政府驻日外交官、陈水扁政府顾问的林金茎，1923年生于台南佳里，二二八事件时以公费生身分就读上海复旦大学。据林金茎回忆，二二八事件后，有些在大陆的台籍学生转向认同中共。解放军逼近长江北岸时，他的很多同学更决定“留在大陆，加入中共继续学业”。【2】从二二八事件到1949年，林金茎回忆在那段时间没听过要台独的话，反而盛传中共“解放台湾”、“做掉国民党”的传闻与期待。【3】
林丽韫在给周恩来总理做翻译
台联会首任会长、曾担任周恩来日语口译的林丽韫，1933年生于台中清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她就读于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1952年高中毕业后，林丽韫决定从日本转赴中国大陆，原因是日本社会对华侨的歧视待遇，以及建设新中国的梦想。她说：“我们这些华侨学生，对毛主席在建国宣言中所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这句话，打从心底受到感动。我想要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梦想是不会被浇熄的。”【4】林丽韫回忆二二八事件对神户华侨的影响，是转向认同中共的台湾人变多了。【5】
从战后两名分别选择国、共的台湾指标性人物的一致说法，可知二二八事件的意义绝非仅止于岛内的偶发冲突而已，它是在“帝国主义世纪”里，中华民族面临全球性殖民压迫，而反映民族独立与阶级解放的双重愿望的缩影。
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中，才能理解战后台湾知识人的政治认同与选择，才能恢复二二八事件在两岸共同脉络中的记忆，从而认识“两岸分断体制”对二二八历史诠释产生殊异和变形的影响，认识《无悔》的主人陈明忠为何经过二二八武装斗争的洗礼后会加入建立新中国的地下组织，【6】也认识二二八事件70年来两岸共同脉络中挫的源头。
二二八悲剧的三个源头
《如何》的作者说，林书扬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解释，使她“在主流的‘省籍压迫’理解中无法忽略‘阶级’的历史解释”。对于台湾读者来说，二二八事件当中互为表里的“阶级”和“省籍”矛盾，究竟何者才是主体性质，确实是无法忽略的疑问。而“省籍压迫”成为台湾社会长期的二二八主流解释的问题，则是阅读《如何》时无法回避的历史和现实思考。
林书扬从历史宏观的角度说，二二八悲剧的源头有三个方面：落后型态的特异的权力运作体系；帝国主义世纪中的一种国家异化现象；战争文化范畴中的矛盾典型。【7】其中，林书扬着重指出在上世纪中叶，半封建半殖民地体质的中国大陆在帝国主义世纪所承受的摧残情况，比如1946年饿死者数目近千万，以及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后两个月，大陆有38座城市连锁发生贫民抢粮骚动等。【8】
根据多名经济评论家指出，战后中国大陆继日帝剥削退场后，刚刚在形式上恢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民族资本企业，又在美国将战后剩余物资倾销中国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挤压下，相继破产关闭。而面对失业贫民的动荡，顺从美国经济榨取的国府只有拿出“社会秩序维护办法”一途，从而进一步恶化官民矛盾。林书扬指出，战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同时也发生粮荒、反共、镇压罢工等事件，台湾二二八在战后东亚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在美国霸权伸张的战略意图影响下，具有世界史座标上的位置。【9】
换句话说，在上世纪帝国主义摧残中国这个工业及资本主义落后地区的背景下，国府的体质陷入残暴与脆弱的恶性循环中，阶级矛盾恶化的悲剧遂难以避免。【10】
“转型正义”与二二八悲剧
那么，从林书扬论台湾二二八悲剧源头的三个方面来看当今台北的“转型正义”，至少在理论上应该往健全政治、去殖民化和反战这三个方向发展才是。然而2016下半年以来，台北年金改革的片面性、清算对手党产的私斗本质、开放核灾食品与美猪入台的粗暴蛮横、处理劳工七天假的欺罔虚伪、操弄同性婚姻议题的政治考量、沾沾自喜于美日台热线和“正名”等作为，让人看到的是政治失能而对立、扈从美日新殖民主义、高调宣扬美日台军武合作等相反方向的势头，明显走向二二八悲剧之源的延伸与强化。
也就是说，“转型正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制度上，让人看不出是对二二八悲剧之源的扬弃，反而是阶级矛盾恶化的再制。这不得不使人思考，自上世纪末以来挟着二二八历史建构效益而掌权的新兴势力，究竟是“转型正义”的天使？还是体质残暴与脆弱的第二个魔鬼？更重要的是，二二八这个长年隐伏于台湾社会的动荡因子，是否会接受魔鬼的召唤而再度成为摧残台湾社会的异形？
毕竟，历史建构与社会现实，以及其中的社会权力是紧密相关的，掌权者需要有利于己的社会诠释和历史建构。【11】换句话说，过去“官逼民反”不符合二二八主流历史解释的原因，是它冒犯或抵触了掌权者建构有利于己的社会情境和现实需要。也就是说，用族群、省籍，以及相应的统/独、中/台等对立概念来解释二二八，比较有利于选举动员、资源分配和人群的位阶认同。因而可以说，这些相互对立的历史和社会话语，是为权力支配阶级而服务的政治性概念。
用林书扬的话来说，则是一桩本属于民族与国家的悲剧，由于“省籍”与“阶级”的混淆，而造成悲剧的深化。在这方面来看，“二二八事件以后的台湾社会，是背负着二二八的阴影，一直往民族的不幸内部对抗的深刻化方向走去的。”【12】
2016年12月10日，台北“林书扬的文论与实践纪念研讨会”
历史记忆“场”错位与“奴化说”的人为异变
《如何》一文提出两个“场”──“（陆对台日）奴化-加害记忆之场”与“（台陆双方）牺牲-受害记忆之场”的错位，才是二二八事件前后，省内外人士关于“奴化说”认知矛盾和纠结的由来。【13】
《如何》认为战后国共或左右双方简单地突出民族主义话语，使得日殖时期所遗留的文化，以及“世界化”、“中国化”与“皇民化”的思辨销声匿迹。省内外人士通过思辨以建立“脉络的共通”的可能性，因二二八事件后民族主义话语的突出而中挫，从而导致前述的“场”错位未能被有效克服。因此，《如何》提出克服这种“场”错位而来的记忆分歧，重建因二二八事件而中挫的“脉络的共同”，作为改善的方向。【14】
那么，关键就是如何在不同历史记忆的人群当中，建立共同的对话空间。而其问题是，这空间是建置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以及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当中？当台湾社会还没有像林书扬这样宏观审视二二八事件的集体理性，当二二八的历史建构仍然是为“两岸分断”体制服务时，这样的对话空间是不是“场”错位的延伸而已？毕竟，“奴化说”的背景，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残余＋对日抗战后高扬民族主义的政权”，对上一个“分断50年的前殖民地”的时代架构。
试看今天大陆网民普遍说“台湾人都想独立”，背景是战后美日对台湾的“新殖民地主义支配”【15】；这和上世纪中叶国府官员说“本省人完全奴化了”，【16】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地支配，就像是异曲同工的历史重复。如果我们认为那是大陆对台湾的集体偏见，那么这种结构性偏见的共同背景，就是长期的“两岸分断”使然。百余年来在新旧殖民主义介入台海的背景下，中国两岸记忆场域的“错位”，因而成为“两岸分断”历史发展的“合理性”，至今支配著台湾内部以及两岸民众之间心理上的矛盾。
比如十四年抗战史观，往前推进到“九一八事变”，这对于大陆的记忆场域来说是顺理成章；而在台湾的记忆场域中，那是日殖时代的“雾社事件”前后。但如果用“帝国主义世纪”的概念来诠释，就能以中华民族为共同的记忆主体，明白日殖当局自19世纪末以来因应对华侵略的需要，而对占领区全面实施同化政策（实质是奴化政策）的相同路径。从而理解“九一八事变”和“雾社事件”、东北抗日联军和雾社原住民、日殖满州和日殖台湾，是荣辱与共、存亡攸关的民族共同体的部分，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命运。只是，这种中华民族反殖历史的集体共识与反殖意识的全面恢复，有待“两岸分断体制”的超克。
客家籍的台湾史学者戴国辉读初三时，曾亲历二二八事变。他在台北遇到头绑白布巾的流氓们学着日本人口气骂“支那人”、“清国奴”，并到处找外省人殴打泄愤，包括小学学童也不能倖免。当时戴国辉被逼唱日本国歌，证明自己是“本省人”才躲过一劫，【17】这无疑是外力影响下的民族悲剧。所以，二二八期间投入武装斗争的陈明忠说：“二二八的元凶是帝国主义！”【18】那么，延伸甚至加剧这种“错位”记忆与对话矛盾的人，则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在朝或在野、大陆或台湾。
然而，恰恰是这种“错位”，存在某种权力运作所需要的“秩序”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加害/台湾受害记忆场域”的主流解释或集体印象，其实是人为建构的结果。
《如何》认为“奴化说”是两个“伤害场域”的记忆“错位”使然，但问题出在：记忆“错位”正是台湾官方建构权力“秩序”的结果。在这种政治秩序和历史建构之下，无论是“奴化-加害记忆之场”，还是“牺牲-受害记忆之场”，其建构者（元凶）──“日本帝国主义”，被巧妙地置换成“中国（中共）霸权”，以及在岛内与“中国印象”相联繫的所有人物，比如外省人。这也许不是历史真实，但它是政治需要，从而成为历史诠释中的“事实”。【19】2016年端午节曝光的洪素珠辱骂外省老人事件，【20】其实是这种政治秩序和历史建构下的产物。
重建“脉络的共同”
至于“脉络的共同”为何中挫？为何是“二二八事件后民族主义话语的简单突出”所致？“脉络的共同”具体指的是什么共同的空间和历史观？国共或左右的“民族主义话语”，为什么是站在“脉络的共同”的对立面？而不是在这个“脉络”或“共同”的里面？这种对立面而非里面的结构性因素是什么？或者说，“脉络的共同”如果只是超乎两岸社会性质的一种想像，那么它会不会只是排斥二二八时国共或左右“民族主义话语”的另一种建构？《如何》一文至少留下这些值得深思的疑惑。
以二二八当时文化界的生态为例，台湾新文学原是日殖体制下台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环，它的本质是反帝反封建，因而带有以反抗为创作动力的传统和特质。【21】可是，国府对岛内共产主义思想和左翼组织的全面肃清，以及美系外力的围堵格局，让片面的“民族主义话语”独大、扭曲、质变，反而造成对民族共同体的危害。二二八事件过去半年后，自1947年11月到1949年3月之间，在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上热烈讨论台湾新文学的文章，正体现省内外作家对于“脉络的共同”的努力。【22】
然而“两岸分断”后，那些作家或潜赴大陆、或归于缄默、或锒铛下狱、或转向台独，脉络支离破碎。韩战爆发以后，片面的“民族主义话语”独存于台北官方容许的边界之内，却异变为后来“台独”运动的激素。这说明所谓“脉络的共同”，当不止于简单的“民族主义话语”，殖民主义遗留的危险因子潜藏在后者内部。
台湾二二八事件
诚如《如何》转述金冲及的研究，“1947年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转折”──国共战场攻守势易，【23】共军准备与国府军展开战略决战。与此同时，美国在1947年初召回调停国共斗争的马歇尔之后，便已放弃对蒋和国民党的指望；到了1947下半年，美国已决定“重建日本”以取代“干预中国”，来作为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利益的柱石。【24】
正是在1947这一年，台湾发生“一‧九反美”与“二‧二八反蒋”运动，其中反美学运还高唱《义勇军进行曲》。【25】台湾作为华夏边缘的抗争双重性，与大陆同时期“反美”、“反蒋”的人民运动汇流起来，这是不是“脉络的共同”？是不是远去不再的“新民主主义论”？如果是，这种反美反蒋（即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的对话空间，为何在1950年代以后断裂或中挫？二二八过去70年之后，如果将来两岸及台湾内部重建了“脉络的共同”，它是对那种断裂或中挫因素的扬弃？还是透过另一种话语形式而延续？
前述问题的答案，似乎都要在“两岸分断”里寻找线索，也要在“两岸分断”所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纪”里摸索头绪。从1947年往前看：1937年日帝全面入侵大陆，台湾进入战时体制；1927年国共分裂、开启十年内战，台湾文化协会也在这年分裂、左倾；1917年大陆有张勳复辟、对德宣战，基本是军阀割据、南北分裂的型态──同时的台湾在日殖语文同化期间，刚经过余清芳反日后的血腥清洗，武装抗日归于沉寂，……。
再从1947年往后看：1957年大陆进行反右斗争、第一个5年计画完成，台湾则发生美军杀害刘自然事件【26】；1967年文革进入武斗阶段、并且外溢香港，同年大陆试爆第一颗氢弹，同时期的台湾成为越战美军的度假村；1977年越战和文革刚结束、大陆即将展开欢迎西方的改革开放，而台湾则掀起乡土文学论战、反对横向移植现代主义的创作观，……。
结语：复兴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脉络
经由这样的视野看清楚一件事：1947年是一个民族国家和一段东亚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的进出，残酷交织著中国两岸乃至东亚国家的相对落后性，扭曲成一幅苍白、苦闷、却又充满斗争的时代画面。
这期间，曾经短暂横跨台海两岸的共同话语，仿佛是历经百余年沧桑当中一个民族生命力纽带的闪示。“两岸分断”所断裂或中挫的，不仅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框架，还有两岸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断裂与中挫。所以两岸共同脉络的复兴，应包括民族共同体与生活共同体这两种层面的论述、实践、依存与相互成就。其中，生活共同体是动态的、积极的、复活民族再整合意识形态的社会条件；而民族共同体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超越少数利益和特定价值判断，符合全体发展进步所需要的政治结构。这种共同脉络的复兴，关乎的不仅是眼前简单的统一阶段，更关乎统一后共同体长远的稳定与发展。少了一种或片面突出某一种层面，都可能阻断或中挫这个共同体的复兴。
林书扬曾说，无视于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往往是社会优势阶级的御用物，有可能变成种族沙文主义的招牌，【27】这值得关心两岸民族社会共同体再造与复兴的所有人警惕。换句话说，共同在新时代接续反帝反封建未竟的双重任务，争取用最符合两岸共同体最大利益的方式创造新绩，才可能让1947年“错位”的政治与历史不幸，成为真正的过去。
（二○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初稿 二○一七年二月十一日修订）
注释：
【1】本田善彦《台湾人的牵绊：摇摆在台湾、大陆与日本间的“三颗心”》，译者：尧嘉宁，台北：联经，2015年，页166。
【2】同注1，页167。
【3】同注1，页169。
【4】[同注1，页174-175。
【5】同注1，页164-165。
【6】李娜整理编辑、吕正惠校订《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台北：人间，2015年二版一刷，页73-74。
【7】《林书扬文集（二）史观与批判/如何让过去的成为真正的过去》，台北：人间，2010年，页38。
【8】《林书扬文集（二）史观与批判/如何让过去的成为真正的过去》，台北：人间，2010年，页39。
【9】《林书扬文集（二）史观与批判/如何让过去的成为真正的过去》，台北：人间，2010年，页40-41。
【10】《林书扬文集（二）史观与批判/如何让过去的成为真正的过去》，台北：人间，2010年，页28。
【11】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徵分析》，上海：人民，2016年，页16-17。]
【12】《林书扬文集（二）史观与批判/如何让过去的成为真正的过去》，台北：人间，2010年，页15-17。
【13】黄琪椿《如何让过去成为真正的过去──林书扬先生“二二八省思”的启发》，《林书扬的文论与实践纪念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夏潮联合会等编印，2016年，页3。
【14】黄琪椿《如何让过去成为真正的过去──林书扬先生“二二八省思”的启发》，《林书扬的文论与实践纪念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夏潮联合会等编印，2016年，页4-6。
【15】“新殖民地主义支配”的概念，出自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译者：王宏仁、林继文、李明峻，台北：人间，2001年，页350-351。
【16】《本省人完全奴化了》，台湾《民报》，1946年5月1日。该文是报导当时教育处长范寿康在台湾省行政干部训练团上的讲话内容，见黄琪椿《如何让过去成为真正的过去──林书扬先生“二二八省思”的启发》，《林书扬的文论与实践纪念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夏潮联合会等编印，2016年，页2。
【17】戴国辉‧叶芸芸《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实：解开历史之谜》，台北：远流，1992年，页3。
【18】2014年2月28日，《两岸牛报》与“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主办“纪念二二八事件67周年座谈会”，与会的陈明忠证言：“二二八的元凶是帝国主义！”
【19】林书扬指出，台湾二二八“民族矛盾”与“外来侵略”的说法，是出于特定政治立场的人为扭曲，将“事实领域”中的若干例证用来干扰或掩盖深藏在“真实领域”中的事件本质。这种基于政治对抗所需的策略性运作，使得二二八成为酝酿著冲突因子而具有危机性格的历史事件。见《林书扬文集（二）史观与批判/如何让过去的成为真正的过去》，台北：人间，2010年，页31-32。
【20】《如此霸凌 政治人物难辞其咎！素珠骂街 践踏自我人格》，《中国时报》，2016年6月11日，A3版。
【21】叶芸芸《余生犹怀一寸心》，台北：印刻，2006年，页53-54。
【22】石家驹《一场被遮断的文学论争》，陈映真‧曾健民主编《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议论集》，台北：人间，1999年，页9-27。
【23】黄琪椿《如何让过去成为真正的过去──林书扬先生“二二八省思”的启发》，《林书扬的文论与实践纪念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夏潮联合会等编印，2016年，页4。
【24】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北京：世界图书，2008年，页513-514。
【25】“一‧九反美”学运缘于台湾大学生与高中生抗议1946年12月下旬发生的美军暴行，也就是“沉崇事件”，集合地点在台北今天的“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见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台北：时报文化，1991年，页80-82，及页115-117。
【26】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驻台人员急遽增加，且在台湾享有“外交豁免权”。1957年3月20日美军上士雷诺杀害台军少校刘自然，后因美方军事法庭审判不公而引发5月24日的反美抗争。
【27】《林书扬文集》第三卷，台北：人间，2012年，页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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