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记者会 委员成龙谈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观察者网 综合】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二场记者会于3月7日下午召开，主题是“政协委员谈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邀请了刘长乐、冯骥才、苏士澍、成龙和海霞五位全国政协委员。
中评社记者问成龙，“获得奥斯卡的感受，以及中国电影要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成龙说，“很多人和我说，大哥你好牛，其实不是我牛，而是中国是一个大市场，是中国牛。有14亿人的努力和支持，我们的电影和传统文化肯定能走出去。不是我们去找他，而是他们主动来找我们。”
以下是记者会实录。
成龙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新华网）
张敬安：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二场记者会现在开始。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政协委员谈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今天，我们邀请了五位全国政协委员出席记者会，他们是：全国政协常委，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及行政总裁刘长乐；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冯骥才；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主播海霞。
主持人张敬安邀请记者提问（中国网 高聪）
张敬安：本场记者会约一个小时，请记者提问时先通报所在媒体的名称，每次问一个问题。
中国文化报记者：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想请问冯骥才委员，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如何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让青少年更好的认可、热爱、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谢谢。
冯骥才：你这个问题我也感兴趣，因为青少年是我们未来的生活主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修养特别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因为我们现在的汉语，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不过因为在现代社会里，社会节奏太快，我们通过手机、通过网络接受的多元文化太多、信息量太大，又是一个高科技时代，好像我们跟传统文化有一点远。所以，怎么亲近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年轻人，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循循善诱。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不只是知识，文化是让我们享受的，特别是好的传统文化。有的传统文化修养，让精神是幸福的。所以怎么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感受到热爱、喜欢、幸福。我也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他们学习、获得一些知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中国网 高聪）
冯骥才：还有一些典籍文化里的经典和精髓，比如清明节马上到了，不只是书本告诉他们清明节的传统知识，可以带孩子们去走进传统，现在有的地方带着孩子扫墓，或者对英烈祭奠，这个很好。但是也可以春游，踏青。传统的踏青就是现在的春游，踏一踏春天的草地，告诉他们古人插柳的知识。插柳植树就是绿化，有过这样一次体验，你开始不必讲太多的知识，他会记住这一次活动，他会跟自然亲近，他会闻到春天的空气，他会知道我们古人多么讲究和自然的亲和。这样他就有了一个记忆，慢慢大了，一方面有知识，一方面有情结，人的心灵进入了传统，传统也进入了他的心灵。所以，我认为，文化学习最好的方式是体验，我希望我们的教育要注意体验。
冯骥才：还有一个就是不断创新的方式。大家也注意到，这两年央视几个节目，比如《乡愁》《诗词大会》《朗读者》都很好。我们要不断地用新方式，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大家的热爱，在热爱过程中一定会提高他们的修养。这个过程一定是潜移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的修养不是一天来的，和赚钱不一样，一笔买卖找到机会可能赚到不少，一天让一个人有气质、有修养很难。我们一定要踏下心来，文化的事情要慢慢做，要踏实做，一定要做实，一定要想各种办法。
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我有一个问题请问苏士澍委员，我们知道包括您在内还有冯委员，这些年代表委员都在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在这个过程中，书法进校园推进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国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2月21日叫做国际母语日，您也在推动全国汉字书写日，推动情况怎么样了？现在是网络数字时代，汉字的书写推广应该怎么去做，您有哪些思考呢？
苏士澍： 刚才记者的问题问得很好，我作为两届政协委员，都在为书法进课堂奔走呼吁。2009年我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看到孩子不好好写字，拿笔的姿势都是这么拿，看来传统文化在孩子们身上有一点远了。后来教育部接到我们的通知以后，把书法进课堂发了通知。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中国网 高聪）
苏士澍：到2014年，我又提出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得到广泛好评。现在书法已经进课堂了，去年一年多的时间，我走了20多个省将近上百所学校，良莠不齐。影响书法进课堂的原因是什么？还是缺老师。
苏士澍：现在来看，今天有很多学校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都是在美术或者国文里学书法，书法没有列为一类学科，所以这些毕业的学生没有办法到学校当老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经过调研之后，各地都有不同的办法，有的1+1，请书法家和老师一起，还有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现在中国书协、中国文联和教育部用五年到七年的时间，翰墨薪传，培养7000名书法老师，都是在校的老师，慢慢在逐步解决。但是，现在我走了这么多市一看，现在有一部分有书法课，但是没有老师，有的时候老师来了就上一堂课，没有老师就上不了。现在需要我们和教育部门好好地把书法教师的岗位和编制解决好，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苏士澍：另外，通过这个调查看，每一个中小学给一个老师不容易，后来经过调研，发现小学基本上还是写字课，怎么办？就通过语文老师加强培训来解决。中学或者高中的体育课有操场有体育老师，音乐课有教室有钢琴，我们想办法上书法有一个教室，再有一个老师就成了。这样通过几方面慢慢逐步去解决，师资问题解决了，书法进课堂就可以解决了。
苏士澍：从网上看，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不仅书协名誉主席沈鹏、张海，美协名誉主席靳尚谊，主席刘大为，还有经济学家厉以宁、教育部长李卫红，还有北师大党委书记刘川生等，对于书法进课堂、传统文化进校园给予大力支持。我想，落实国家传统文化传承工程，书法进课堂必不可少。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内，我们在教育部领导下，书法进课堂会全面开花。
苏士澍：另外，国际“母语日”，我作为书法家协会主席，这两年响应中宣部号召，写万福送万家，得到全国好评。特别在去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写大字”，这一天我们在北京车站开始印了30万张，后来印了50万张，写万福送万家，那个时间段在北京站上车的人，拿到我们书法家一个福字、一个对联，心里特别高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领着孩子回家的时候，写了书法做成信封把福带回家，在阴历24这一天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变成一个全民写字日。东南亚地区过去都有写字节、写字日，而我们书法的母国在这方面还没有做到。我想，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好好把我们的汉字，这个中华民族的根，利用一个节日传承下去。我觉得从小学好中国字，长大做好中国人，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谢谢。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紫光阁》杂志社记者：我的问题想提给海霞委员。当下国内兴起了一股国学热，一些文化类综艺节目也非常火爆，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您认为媒体如何运用好的形式和方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弘扬好中国文化，起到叫好又叫座的良好效果。谢谢。
海霞：谢谢这位媒体界的朋友。不过，感觉这个问题很系统，很大，我想我就从一个一线新闻工作者角度，谈谈我自己熟悉和了解的相关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主播海霞
海霞：的确，像您刚才所说的，现在国学热，一些优秀的文化综艺类的节目开始出现了，其中有一些非常火的节目，火到什么程度呢？我注意到本届政协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先生专门提到了中国诗词大会，而且前两天教育部长陈宝生在部长通道中，专门提到他非常喜欢这个节目。在来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功课，因为知道中国诗词大会也会是今年两会上的一个热点，我找了这样一组数据，今年播出的是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第一轮的播出收视人群将近12亿，到2月中旬的时候，这个节目在微博当中话题的阅读量达到9000多万次，在网络当中点播了有将近600万次，另外海外社交平台Facebook上，总浏览量也达到了800多万次以上，这是到2月中旬的一个数字。
海霞：其实，不仅仅今年，在去年《中国诗词大会》刚刚推出第一季的时候就好评如潮，拿到了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综艺节目奖。现在可以看到，各个台的综艺节目可以说是强手如林，在这样的氛围当中以一个新节目的姿态一举获得这样的大奖，是非常不容易的，也体现了大家对它的认可。而且《中国诗词大会》是中央电视台一系列大会节目当中的一员，从2013年开始，中央电视台就不断地推出这样的文化综艺类节目，像《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谜语大会》等等，而且每播必火，已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热潮，有很多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我们的中国文化，喜爱中国文化。
海霞：我讲一个小故事，我有一年担任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总决赛的主考官，当时有一个孩子，他就因为特别喜爱中国的汉字，去研究半年时间，背了三本辞典，而且都是像《康熙辞典》那样的辞典，而且不仅背，他还去琢磨，古人是怎么造字的，他就用这个办法参加比赛。结果考题当中有一个问题他真的不会答，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写，他就在现场自己造字，居然成功了。评委老师说他有道理，就让他顺利过关了。我觉得由此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今天的青少年依然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的东西。
海霞：其实不仅仅是文艺综艺类的节目关注中国文化，就像我主持的《新闻联播》节目，刚刚过去的春节里，大家都注意到了老百姓自拍的的“厉害了我的国”，在百度搜索量已经超过了1个亿，还有像街景式的海采，《一路回家》、《天下父母》等等这些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收视。有一个观众说《新闻联播》怎么成了催泪弹，很多观众看完以后直戳心窝子，戳中了他们的泪点，但是就算哭，他们也特别喜欢看，也愿意看。为什么这些节目老百姓这么爱看？为什么这么火呢？我也跟我跟节目组主创人员聊过天，问过他们这个问题。我发现大家的回答有一点是非常相似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到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去挖，你能挖出很多东西，那是一个大宝库、是一个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中国诗词大会》就是源于我们中国人从小就背的唐诗宋词，《汉字听写大会》也是中国人都要写的汉字，像新闻里面相濡以沫的老夫妻，他们温情的表白，就代表了中国人的爱情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春节过年的时候一家人照一个全家福，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过年的时候阖家团圆，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
海霞：记得当年冯友兰先生谈到中国的文化有一句话，他说“盖举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这说明我们中华文化在全世界文明当中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基因非常强大、非常优秀，所以才会不断地选择和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有一句话，如果我们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我觉得说得特别好。所以，我们的中华文化就是一个大富矿，我们需要不断地从中挖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去传承它。但是这个主创人员也跟我说，做这些节目真的挺不容易的，为什么？像诗词大会前期酝酿、筹备、研发超过一年的时间，前期投入非常大，而且这些主创人员要背着什么样的压力，就是不知道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结果未知是一种压力。周围那么多媒体都出现了很多好的综艺类节目，对他们也是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编导需要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要奉献，要不断创新、打磨。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媒体人的坚守，他的奉献，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责任，真的不是说一句空话，他就体现在一个一个节目当中，实实在在的节目，一条一条新闻片子当中。
海霞：但是话说回来，他们也跟我说，在做中国文化这些节目的过程中，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他们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个回报不是奖金，也不是拿的大奖，而是一种心里的满足感，特别有成就感。他说，我看到我的节目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全社会都在点赞，全社会都去重温经典，去重新回归到我们的传统当中，从传统当中找回到自己的初心，有了初心才能继续前进。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风化人。
美联社记者：我的问题是问成龙委员的，今年中美之间可能要商签关于进口更多好莱坞电影的协议。据传，好莱坞电影的份额将会逐步增大，您认为这对于中国本土电影的影响有哪些，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谢谢。
美联社记者提问
成龙：当然，开放更多的大片进来，对我们来说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好的。因为这个压力令我们电影人更努力、拍更好的片子。如果只是我们关门拍自己电影没有竞争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票房成果。以前，我们在香港拍动作片的电影，只是拍给香港人看，慢慢香港也开放进来很多大片，对我们形成一个压力，我们只好重拍续集，一集、两集，慢慢动作片走下坡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
今天回到中国市场，拍中国文化的东西，那我们怎么“走出去”，有时候蛮难的。人家的片子又进来，也受到千千万万国家的影迷喜欢，而且他们的技术、科技都比我们先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看到人家的片子，学了他们的东西，也希望所有现在中国的观众去支持我们国片，令我们有更多的钱拍国片，令我们有更多的钱请特技人员、科技、机器甚至邀请外国的团队帮助我们。我相信这个压力对我们是好的，我相信更多的片子进来，会让我们更进步。谢谢。
苏士澍：我很支持成龙委员的发言，就像CBA引入了篮球外援，中超引入足球外援是一样的。我觉得中国的电影人只有这样一个开放精神和志气，才能拍出更好的电影。
中国网记者：我想请问刘长乐委员。您认为世界更喜欢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华语媒体在传播“中国故事”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您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工作中有什么心得和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
全国政协常委、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中国网 高聪）
刘长乐：讲好中国的故事，说老实话，是件很难的事。最近有几个数据大家都知道，美国最近有一个数据统计，在60岁人群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增加到了50%，但是，越南同样有一个数字，对中国有好感的只占17%。这个数字是不是比较夸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发展、中国目前的变化，确实海外认知也了非常大的差距。比如前天有一个媒体报道，台湾友人和青年人座谈的时候，发现台湾的青年人居然不知道在北京旁边有一个发展那么迅速的天津，这让人吃惊，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变化确实太快了、太大了。
刘长乐：究竟世界上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故事”，我也想试着用讲故事的方式回答一下。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茉莉花》。《茉莉花》这个民间小调，当年传入西方的时候，是由乾隆时代的英国公使秘书巴罗用五线谱的方式，英文记录了乐谱，把它传到了西方。在乾隆33年，也就是1768年，距离现在250年，那时候卢梭在《音乐词典》中收录了这首歌。到1924年的时候，意大利最有名歌剧大师普契尼创作了《图兰朵》非常著名的歌剧，歌剧的主要音乐素材就来自于《茉莉花》，现在已经脍炙人口，非常熟悉。《茉莉花》这个曲调加入歌剧以后，1926年在意大利演出了，一时间一鸣惊人，造成了非常强烈的中国震撼。这首曲子直到现在大家都难以忘怀，也成为了有人说是中国的第二“国歌”。茉莉花的故事说明什么，说明了民族的东西是中国自己的特色，说明了美好的东西是全世界受众了解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刘长乐：第二关于草房子的故事。《草房子》是曹文轩老师写的一个儿童文学作品，2016年4月4号，曹文轩老师获得了安徒生国际文学大奖，这是儿童领域的奥斯卡奖，也相当于诺贝尔奖的一个奖项，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曹文轩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曹文轩老师讲了一个叫桑桑的孩子经历苦难的故事。这个故事反映出了曹文轩老师作品里有非常多的悲悯情怀，这个悲悯情怀讲的是从苦难中奋发图强。这说明世界上需要什么样的题材呢，就是真实的中国题材，多元的中国题材，这也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例子。
刘长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最近获得奥斯卡奖外语片奖提名的伊朗作品《推销员》，这个作品是法哈蒂先生导演的第二部在奥斯卡得奖的大作，第一部是2012年的《一次别离》。他的作品非常反映人性，反映生活，这个故事虽然很曲折，很跌宕起伏，但是他确实是以人性、以人类的共同情感作为题材，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伊朗这个故事给中国的文化推广做了一个范例，世界需要什么样的题材。
刘长乐：媒体人还问到我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怎样发挥媒体的作用。我想，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是意大利人，在13世纪他来到北京，到元大都。那时候北京是一个国泰民安的、祥和的、富裕的北京，马可波罗把中国介绍给了世界，西方对中国形成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但是，在启蒙时代，像法国的孟德斯鸠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眼里的中国就是另外一个中国了。我们和英国节目制作公司合拍了一个《寻踪马可波罗》，这个片子在英国、意大利播出以后，当时请了一个意大利小伙子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寻找马可波罗的足迹，看看马可波罗走过的地方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个片子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有2.75亿的受众观看了这个节目，网上有900多万点击率，给中国形象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谢谢。
记者会现场 （中国网 郭天虎）
中国文物报记者：我请问苏士澍委员。苏委员好，目前中国古代书画保存的状况是怎样的？古代书画在保存修复和复制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还有就是作为国家行业主管部门，怎样对书画中的真品监管加以改进？谢谢。
苏士澍：刚才提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现状，第二个是修复复制，第三个是监管。我先说说保存的现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以谢辰生、徐邦达、启功为首的七人鉴定小组对全国各个博物馆进行了普查，主要是书法和绘画。书法里包括卷轴画，碑帖还有田野的碑刻都没有进行调查，经过老先生们8年的努力，对全国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查和了解。我是文物出版社的，文物出版社出了一套8年总结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其中对国家各博物馆藏的主要国宝，一类文物、二类文物、三类文物，一共是20117件作品进行了编目。后来随着中宣部的号召，成立美术全集，文物出版社又把中国这些古代绘画整理出全集，把中国历代的书法真迹做了《中国法书全集》，一共是1849件，绘画2000多件。经过整理以后，对我们国家古书画就有了一个摸底，这些书画在博物馆里是国宝级和一类文物。
苏士澍：改革开放以后，博物馆都在兴建，储藏和保护很不错，但是良莠不齐。比如故宫、上博、南博、辽博都很不错，但是在一些小的地方，这些古书画都是上千年了，大家都知道《九成宫》，都知道欧阳询，欧阳询写的墨迹在哪儿呢？既不在台北故宫，也不在北京故宫，在辽宁省博物馆，这都是溥仪带出宫之后，人民鉴定家杨仁恺从东北一件一件收回博物馆，从唐代到现代能看到书法大家欧阳询亲自写的《梦奠帖》，你想想多么珍贵。但是对于它的保护、传承、爱护，还不是那么太尽人意。所以我说，像晋唐以来的古书画，对于它们的修复和复制还存在诸多问题。
苏士澍：还有以前修复古书画的时候，故宫、上博、南博、辽博都有这方面的能力，现在对于古书画能够揭裱的只有故宫博物院了。我们宋版书、明版书，都是在国家图书馆，国家进行抢救性工程做得非常好，但是在书画这方面还不敢揭，为什么？揭一次就损一次。如何加强修复和保护是关键的问题，不是说没钱，是人才缺乏。所以，在能够修复的只有故宫博物院，但是面对上万件的古书画，拿出来一次就等于毁坏一次。现在随着印刷术逐渐提高，都跑到我们亚昌来一起做，亚昌在这方面功不可没。今天的印刷术对古书画的复制还是很不错的，这个复制一个是印刷，一个是照相。但是，缺什么呢？过去像我在博物馆的时候有复制工厂，比如《万岁通天帖》、《簪花仕女》在辽宁博物馆有很多技法的临摹，这方面被我们的仿真复制代替了。这方面的人才还要加强。虽然现在印的跟真的一样，但是真能达到真的吗？还不行。大家一看仿真印刷很不错的，实际上和原物还有一定的距离，文物出版社在这方面也作了不少尝试。今后我们还要在文物局的领导下加强古书画临摹，光靠复制还不行。比如我们的作品已经都灰了，要想恢复原样，光靠复制不行，还得靠专业人员在那里一点一滴通过美术史的学习，通过对颜料的搭配，恢复原来的面貌，这靠印刷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古书画复制还是一漫条长的道路。
苏士澍：另外在古书画复制当中要培养人才，希望我们不管是揭裱的人才，还是临摹的人才，这些方面在国家文物局方面要加强力量培养，使我们的古书画的文化传承下去。现在有高科技手段了，通过扫描恢复到原来的模样，可以靠高端的技术，靠互联网，靠大数据做。现在看看故宫，很多复制品非常好，但是只是为了宣传。在传承技艺上，还要靠我们的民族优秀传统技法来继承。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国家对真品的监管力度。现在国家文物局经过几次普查，对全国一类文物、重点文物都作了很好的工作。但是有待进一步挖掘整理。特别是对于平常不太注意的、民间作品还在库房睡觉。在这些方面，我们相信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文物部门的人员不是缩减，应该增加。我们这次文物部门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强烈呼吁，希望给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和博物馆人员增加编制，希望国家在文物修复、文物保护和文物管理上要加大力度。谢谢大家。
**中评网记者：**请问成龙委员，我们知道去年11月您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也成为了中国首位获得这项荣誉的电影人。我记得您的获奖感言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提到说，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我想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另外，您觉得中国的电影如何能够更好地走向世界？谢谢。
**成龙：**当我接到奥斯卡通知我拿终身成就奖，第一我感觉不相信，第二我觉得我拿这个奖太年轻了。但是，我也很开心地接受。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去拿这个奖，因为四十几年前我们拍低成本的庸俗动作电影怎么会拿奖？！不管是金鸡奖、百花奖、金像奖、奥斯卡，太远了。但是每一部戏，我们那个时候比方拍《蛇形刁手》、《醉拳》，25万、50万拍完一部戏，一个电影，就是一个空地、一个庙就拍完了。而且也不讲剧情，永远都是你看我干什么，打半个小时，没有剧情。我永远都去做一些不适合自己的角色。在“挪威时代”拍《英雄》，很多女孩子喜欢我，我自己都惊讶，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我，大鼻子小眼睛的。好不容易闯出一个名堂，还有我学李小龙，我根本不是李小龙，所以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可以成功。
我自己闯出来一个动作喜剧，成功了，闯出亚洲，以为可以了。飞到美国，16个小时，人家看看你，表演一套拳，回去了，再打一套功夫，说英文不行，走吧。我唯一目的就是要做国际巨星。再到美国学英文，又去拍了一些不适合我的电影，我拍了一个美国生的年轻人，英文都不会说。他们说你要学会一拳打倒一个人，你怎么已经踢了8脚，那个人还站在那里。结果照他们的意思，拍他们的东西，我讲话没有力，电影出来没有人看，不但美国人没有人看，回到本土市场也没有人看。我就放弃了美国市场，还是拍回我自己的东西，还继续去拍一些卖命、没有特技、真功夫的动作片，曾经差点在南斯拉夫死过，早上断脚，下午开工，不管票房好不好，我都用心去拍。
56年后，我就接到奥斯卡电话，叫我去拿这个奖，我才发现，如果你坚持做一样东西，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不管有没有人知道你用心去拍，不管是各行各业，某一天一定会有人赏识你。今天是奥斯卡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他们。所以坚持做一样东西，所有东西都会来找你的。我的电影到很多地方成功了，很多人说你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名片，给我太多太多压力。我说，怎么样去拍更好的中国电影呢？拍电影的过程，我也成熟、长大了。我在非洲的时候，孩子全部跟着我。我说，原来我的动作可以影响那么多人，我以后拍电影要小心一些，怎么样除了打，也把中国的文化加进去。我自己到任何场合，一定穿唐装给人家知道，我是中国人。最近上几个月我要开一个会，几大公司的老板在等我，我飞机晚点，我跟助理讲，能不能明天再开会。他说，全部人在等你。《尖峰时刻4》、《上海正午》，现在要拍3了，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全部都是听我的，每个都是OK。我的助理走过来，大哥，你好牛，你现在牛得不得了。我说不是我牛，而是今天中国市场令我牛，今天全世界人要到中国分这一杯羹。所以，用心做一件事情，有十四亿中国人，我们的电影人只要努力，很快就会走得更好，因为会有更多外国人跟我们合作，共同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只要你努力，所有的梦想会来找你。
**人民网记者：**这个问题提给刘长乐委员。传媒行业正在经历从传统媒体到互联网新媒体的转型，请问您怎么看融媒体的转型趋势？媒体在当今的新形势下、新时代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谢谢。
**刘长乐：**传统媒体遇到了挑战，有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大家有目共睹，我们也感同身受，但是融媒体是这样过来的，一般来说是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然后到全媒体然后到融媒体，现在出现了更多的媒体形态，比如浸媒体。目前媒体的形态变化是气象万千，每天都有很多新的产品出现，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形态、新的思路出现。有很多直播平台砸重金买一个明星的直播时间，甚至过亿。像短视频爆发式增长，很多短视频相当不错。还有“网红经济”，人工智能的开发已经到了非常崭新的阶段了。像新华网、人民网都有人工智能的产品，我们那儿也有，新华网的体育节目做了一个“快笔小新”的机器人，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扉页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可以出现一个动画形态的PPT。我相信这个PPT就是机器人参与制作的，当然也可能是提前做的。另外人民日报、人民网就组成了“中央厨房”，几年前凤凰网和凤凰卫视云系统已经使用了7年了，我们在全球各个角落的记者可以直接上总部网站上提取各种各样的资料和信息。目前，我们互联网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传统媒体的互联网发展阶段非常重要的就是到底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应该是“互联网+”，“+互联网”是从媒体的终端和末端进行互联网的合作和互联网的再生。我们提的“互联网+”是从它的源头就要开始融合。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另外，互联网进入中国的时候只有少数精英可以看到，后来大众化了，现在又开始进一步分众化，因为海量信息选择出现了一些波动，这种情况下不断地专业化。现在应该看到，互联网和新媒体发展在传统媒体的融媒体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了前列。过去互联网上半段，中国是复制别人的东西，中国互联网媒体的发展到现在，让世界刮目相看。我看在座的媒体人一样有各种各样的长枪短炮，但是有一个特点，大家都拿着手机在拍，不知道您是什么媒体人，现在纸媒的人也拍视频，视频的人更拍视频，大家都在发短视频，效果非常好，我相信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为转移的。我们要为这样一个现象欢呼，也要面对这个现象，千万不要掉队，我想大浪淘沙，把沙子淘走，最后留下的是金子，我想我们媒体人就应该做这个金子。
**中国日报和中国日报网记者：**冯委员您好，传统村落承载着我们民族的记忆和民族的价值观，而您被称为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在您看来，当前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的问题和困难什么？对此，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另外，您如何看待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旅游的关系？谢谢。
**冯骥才：**先声明我不是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应该有很多人做，很多专家、很多学者、很多人士在做这个事。如果说第一人，应该是1001人。你说的这个问题，的确问到我一个很焦灼、很忧虑的点上。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从传统村落走出来的，我们走了六七千年的历史，现在中国大地上960万平方公里，还散布着大量的村落，有230万个自然村，行政村应该是90万个村落。
我说过一句话，在2011年前的十年里，中国每天消失80-100个村落，就是这么一个速度，在快速城镇化和发展过程中，从2012年到现在经过四次审批，我们国家的传统村落名录是4153个村落。应该说中国人应该很骄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这么大的工程，把自己几百万个村落全部过一遍筛子，按照专家提出的非常严格的标准，多学科的、跨学科的标准，把最有代表性、具有丰富文化历史遗存的村落选出来。选出来以后，我们迎头碰上两个问题，一个是空巢化，一个是过分旅游化。因为很多村落里面的人渴望城市生活，同时城镇化也是大势所趋。所以很多村落空巢了，剩下的是在城市打工者的父母带着孩子住在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冯骥才：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评定下来的最好的村子，希望得到一个好处，就是脱贫。脱贫最快、来钱最快的就是旅游。我不同意开发旅游这个词，开发是完全服从旅游的效益，对村落进行改造的一个方式，我说开展旅游。开展旅游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对村落保护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化计划，措施都没有。第二是村民并没有保护自己村落的自觉性，因为世世代代生活在村落里，他不知道村落的价值。所以在这个时候开展旅游，村落就很容易破坏。还有城里没有土地可开发，有人就按照旅游的方式来改造村落。钱钟书先生当年写《围城》，外面的人渴望进来，里面的人渴望出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建议，首先我希望借着记者会呼吁各界学者帮助我们想办法，让老百姓在村落里能够赚到钱，给他们找到一个出路，原住民能够住在村落里，才能把村落保护下来。还要解决当地老百姓硬件的生活设施，比如上下水、取热、生活各种各样的条件。另外，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机制，传统村落已经进入名录的，没有提出严格的以保护为基础的旅游计划，国家不能批准他们开展旅游，这应该是一个硬性措施。因为我们的村落不仅仅是旅游的消费品，也需要留给后代。我们不能让积淀了千百年的村落，在我们手里一年两年就糟蹋掉了。文明传承就像火炬传承一样不能熄灭，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所面临的艰巨问题。
中非新闻中心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的媒体以及广播电视政策的。中国相关的政策如何能够考虑到保护其他国家的一些利益和文化，比如非洲国家。谢谢。
刘长乐：中国和很多国家一样，广播电视的管理和开放方面是有限制的。比如凤凰卫视也是境外媒体在中国落地的一个范例。但是，这并不影响广播电视在其他空间和领域的合作，《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播出的时候，造成非常轰动的效果，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本人去过非洲15个国家，希望把非洲更多的国家走一走，我们的凤凰卫视和CCTV都在非洲落地了，我们和非洲在电视和广播领域的合作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我相信这个合作会越来越多。谢谢。
张敬安：本次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