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中国政权合法性对世界的启迪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赫芬顿邮报》组织了一次关于政权合法性的国际学术讨论。期间，不少西方学者对既有范式重新反思，部分观点颇有意思。张维为教授受邀参与此次讨论，并于3月1日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文章，阐述了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前世今生”。本文为教授提供的中文版。】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维为）

西方社会一般认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的选举，但这种认知面临两个挑战：其一，这种多党制下的普选制度历史很短，比方说，美国黑人是到了1965年才真正获得了选举权，人们是否可以质疑在此之前的美国政权不具有合法性。其二，这种制度只能在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内实行，比方说，很难想像今天的欧盟能通过一人一票来获得合法性并发挥整合欧洲的作用。

这两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对政权合法性的认知与西方认知的巨大差异。

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型国家，即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叠合。这似乎有点像欧洲的古罗马帝国还没有灭亡，一直延续到今天，其内部包含了巨大的区域差别和文化差异，但同时又拥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现代经济、超大型的人口规模（大约等于今天100个普通欧洲国家之合），使用数千种方言，但也使用统一的书面语言。这样的国家本质上是自己漫长历史上“百国之合”而形成的。一旦采用西方对抗性政治模式，她将变得无法治理乃至解体，就像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采用了美式政治制度，结果导致了军阀混战，无数生灵涂炭。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政权合法性根植于数千年历史所形成的传统。中国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统一。中国今天所谓的“一党治理”对于许多西方人可能显得不具备合法性，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却不这么认为。实际上，过去二千多年的多数时间内，中国一直实践着某种形式的“一党治理”，即由一个通过考试产生的统一儒家执政集团来负责国家治理。这种执政集团可能代表天下苍生，也可能只是自称代表了天下百姓，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二千多年的多数时间内，中国是一个比同时代欧洲国家治理得更好的国家，它在多数时间内比欧洲国家更为和平与繁荣，这种情况大致延续到18世纪，后来由于自我封闭等原因，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

中国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主要包含三个概念：

首先，自汉朝以来形成的儒家“天命观”。孔子提醒中国统治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统治者必须勤政为民，实现良政善治，特别是维护天下太平与国家统一，改善民生，否则人民有权揭竿而起，以“天”的名义推翻政权。换言之，儒家的“天命观”并非上帝授予的权力，人民接受政权合法性的条件是统治者必须干得好。这种中国人的“契约论”比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契约论”早了二千多年。中国人的“天命观”已经与时俱进，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公正、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尽管中国还存有许多问题，但过去30多年中，在中国政权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维系时间最长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独立的国际民调机构，包括皮尤中心和伊索普公司的民调都表明，中国中央政权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2016年10月伊索普民公司的民调表明，90％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发展的方向感到满意，相比之下，法国只有11％的国民对自己国家发展的方向感到满意，而64％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把今天的中国描绘成缺少合法性，甚至摇摇欲坠即将走向崩溃，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其次，选贤任能的理念和实践。弗朗西斯·福山先生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曾说，“确实是中国人发明了现代官僚制度，即基于能力选拔出来的行政官员组成的永久性制度，而非基于亲戚关系或世袭继承的制度”。中国古代实行了选贤与能的科举制度，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逐步确立了一整套选贤任能的干部制度。比方说，中国最高的决策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习近平主席）一般至少有过两任省委书记或省长的历练，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这意味着一个决策者在成为政治局常委之前至少治理过1亿人口。

再者，中国治理哲学中的“民意”与“民心”观念。 “民意”一般指公众舆论，“民心”则是指“人心向背”。中国哲学家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这个概念。“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更重要。在互联网时代，“民意”可能一夜之内就发生巨大变化，但“民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反映的应该是一个民族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执政者在多数情况下实行了“民心治国”。这使中国得以进行中、长期的规划，甚至为下一代的发展进行规划，从而避免像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那样，最多只能规划一百天或者只能规划到下一次选战。

总之，西方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以普世价值的名义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但中国坚持了自己政治领域内的探索和试验。

中国汲取了文革悲剧的教训，特别是意识形态极端化、否定传统、严重失序和贫困的教训。中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重新确立了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的联系，并从西方引入了不少有益元素。中国今天选贤任能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选拔＋选举”的制度，其中，“选拔”源于中国自己的传统，“选举”源于西方。邓小平开创了权力有序交接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已经持续了近30年，它还在完善之中，但已经可以与西方政治制度进行竞争。在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下，不大可能产生像美国特朗普先生这种令人尴尬的领导人。

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验表明，检验一种政治制度质量的最终标准应该是看其能否实现本国人民所认可的良政善治。所谓“民主还是专制”的范式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已显得非常空洞。中国的经验最终可能带来一个极为重要的范式变化，即从所谓“民主还是专制”范式转为“良政还是劣政”的范式。“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同样，“劣政”也可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或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人认为内容实质优先于程序形式，在寻求内容实质的过程中，会逐步产生符合一个国家传统和国情的程序形式。

今天，我们的世界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其原因几乎都与西方如何界定政权合法性有直接关系。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沉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下中国历久弥新的智慧和做法对于外部世界所能带来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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