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璋：篡改历史？但是，这不正是凯末尔的嫡传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孔璋】
最近，观察者网评论栏刊载了一篇文章《土耳其修改教材，连国父也不放过？》，里面说：“近日，土耳其教育部掀起的新一轮教改备受争议，因为其中小学教材不仅要删除达尔文进化论，连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相关内容也被大幅度压缩。”作者采访了多名政治、学术界的要人，并介绍了他们的看法：
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主席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认为，中小学教材减少国父凯末尔内容的做法不可取。他质问道：“为什么你们要回避自己的历史，为什么你们以此为羞耻？”
伊斯梅特·伊纳尼的孙女、共和人民党女议员居尔森·比尔盖汗说，土耳其政坛历史上曾经也有过试图篡改历史的例子，“但是从未奏效”。
一名教育专家说：“土耳其的教材在历史上曾经被政府改写过多次，但是从没像今天这样被如此大幅度篡改。当局正在通过这一方式重写土耳其国家的历史。”
反应激烈，言辞愤概，然而：
因为，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甚至是创造历史……这，不正是凯末尔嫡传的手段吗？
关于删除进化论的部分，本文不作评论，反正，土中骨、山中石，千般花草、万种走兽，它们就在那里。花自明白花自寂，与你来不来看它并没干系。
我想要谈论的，是一些关于“凯末尔”和“历史”的事情。
文首的引用，来自阿菲特·伊楠1930年在“突厥之家”第六届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突厥之家”，是凯末尔时代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泛突厥主义）组织，而阿菲特·伊楠，则是凯末尔的养女，和他在学界的代言人。
众所周知，凯末尔是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从一战站队失败的危局里收拾形势，在老大帝国彻底崩溃的陨石雨中保住了君堡，挡住了希腊，并带着这个国家完成转型，进入现代社会，他不仅是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也是土耳其民族意识塑造的主导者，也正是因此，他被土耳其尊称为“国父”。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他领导的土耳其革命也曾深刻鼓舞过20年代我国的国民革命
凯一生未婚，也无子女，很多人评论说，他是将土耳其看成了自己的儿子。
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凯末尔很早就意识到，必须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为何而战，必须让自己的追随者形成一个凝聚的共识，分辨出“我们”和“他们”，而当时，他选用的工具就是民族主义。
上文中的“他们”指得是土耳其农民，再说具体一点，指得是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当时，凯末尔向着会场大声发问：“谁是土耳其的拥有者和主人？”他的追随者则大声回答：“农民”！便是上面那段论述。
土耳其人，或者说TURK，这曾经是一个蔑称，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自称为“奥斯曼人”，那时，只有最穷苦与最低层者，才会被蔑称为“土耳其人”。同时期的欧洲，在外交以外的场合，也非常乐于用这个词来称呼奥斯曼的国民——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而到了1922年，一战已经结束，奥斯曼已经崩溃的时候，凯末尔和他的党人们却决定把这个词捡起来，擦尽上面的灰尘，再赋上闪耀的光芒，来作为自己的称号与旗帜。
时间又过去了八个月，1922年11月1日，苏丹制正式废除，凯末尔再次来到大国民会议上演讲，再次回顾土耳其的历史，他提出：
“突厥民族最古老的祖先是人类的第二个祖先诺亚的儿子的儿子。
根据最可靠、最明确、最真实和最确定的历史资料，突厥人在十五个世纪以前，在亚洲中部，创建了伟大的国家，他们利用人类的各种能力改变了环境，并在那里生存。他们的使节派往中国和拜占庭。”
这时，凯末尔的史观并未最后定型，虽然他已经开始强调土耳其先民们无限可溯的血统与传承，但在神话之外，他很有节制，只回溯到西元五世纪时的中亚草原，并承认中国和欧洲是与土耳其文明平等且有外交关系的文明实体。
另外，在这次名为“土耳其与伊斯兰教历史”的演讲中，凯末尔对奥斯曼或伊斯兰都没有特殊的褒贬，只是将之作为土耳其历史的一部分进行陈述。在演讲的最后，他说，土耳其国家的胜利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值得庆祝的事业，突厥与伊斯兰是土耳其国家两个显然的胜利源泉。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凯末尔就发现，一味的调和无法解决问题，**他必须更清楚地阐述奥斯曼、伊斯兰与今日土耳其间的关系，**对此，他通过两次演讲，作了初步的尝试。
1923年2月17日，距离土耳其共和国建国还有八个月的时间，凯末尔在伊兹密尔发表讲话，称颂了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壮大过程的贡献，激烈地指责了奥斯曼帝国对土耳其人的使用，称土耳其人是奥斯曼的奴隶，奥斯曼的历史淹没了土耳其人的历史。当然，他的愤怒，主要还是针对在欧洲盘旋不去的那些对土耳其的敌意，那些意图将土耳其贬低为没有能力建立文明国家的“蛮族”并将其瓜分的敌意，为此，他发出了愤怒的咆哮：
奥斯曼帝国完蛋了，然而，我们的敌人同时也断定，那个创建了这个国家的土耳其民族——同时，也毫无疑问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人民——也崩溃了。他们这样想，真是自欺欺人！创建了奥斯曼国家和其它许多国家的土耳其民族没有被消灭！
2月17日的这次演讲中，凯未尔开始尝试将“土耳其人的历史”与“奥斯曼史”相分离，而又过了一个月后，1923年3月20日，凯末尔在科尼亚演讲，开始探索如何将“土耳其民族的优秀民族性”与伊斯兰教相剥离，在这次演讲中，他先是承认伊斯兰教世界当前已经落后于其它世界，但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把伊斯兰教带向了错误的方向。随后，他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并将在后期不断被充实、细化、阐发的观点：**伊斯兰因土耳其之皈依得到荣耀，而非相反。**那个时期的凯末尔，对“土耳其为何落后”的解释，给出了极具特色的解答：土耳其人的民族性是好的，伊斯兰教的传统也是好的，但过去，土耳其人忘记了自己的民族性，被波斯、阿拉伯和东罗马的民族影响，因而落后。
在这些演讲之间，凯末尔一直没有停止关于历史、宗教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思考，这些思考与土耳其的重建结合起来，在二十年代末期，集中迸发，并最终形成了“土耳其历史观”。
1927年，凯末尔发表《大演讲》，在其中再次回顾土耳其先祖的赫赫武功，也再次确认了“阿提拉”、“塞尔柱”、“奥斯曼”等帝国的土耳其血统，但在这个阶段，他仍然只满足于将土耳其的历史与伊斯兰的历史分离开，要再进一步，突破掉他自己于1922年演讲中明确的“神话”与“历史”的边界，将土耳其史推算到上古时期，还要再过几年。
有“埃苏丹”之称的埃尔多安在总统府迎接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安排16人打扮成古代战士列队站在楼梯上，声称代表土耳其历史上16个帝国
“这个世上，没有比土耳其更伟大、更古老也更纯洁的民族了，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堪与土耳其民族相媲美的民族。”
——穆斯塔法·凯末尔《土耳其民族教育读本》
《土耳其民族教育读本》由凯末尔与伊楠合著，出版于1930年，在这本书中，凯末尔再次大幅度提升了土耳其历史的上限，开始踏入史前史的部分。在书中，他称：“土耳其民族的家园曾经更大的多。追古思今，世界每一块大陆都有土耳其先民的足迹。在全世界上，亚洲、欧洲和非洲都曾经是土耳其祖先的家园，对这一真相，新旧史证都已昭然于世。”
在同一本书中，关于伊斯兰与土耳其的关系，他也做了更深入的阐述：
理论已然完备，在这样的前提下，1930年，文首提到的“突厥之家”第六届代表大会终于召开。按照凯末尔的要求，伊楠参加了会议，并调整了自己的发言重点，为了验证和保证发言的效果，凯末尔在伊楠发言的前一天夜里，邀请马克苏迪与伽里普（记住这个名字，我们随后还会看到）等历史学者来到自己的别墅，听取伊楠的演讲并讨论。
1930年4月28日，“突厥之家”第六届代表大会最后一天，凯末尔的养女伊楠，站上讲台，她演讲中揭示了关于土耳其人与中国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其它无数古老文明间关系的“无可辩驳的科学的崇高真相”，我们已在本文的开头看到，而关于历史和民族意识的关系，伊楠也以一个历史老师的身份，极为清楚的表明了她的看法：
“能够彰显土耳其人之起源、文明和伟大的最明亮光辉的是历史，要认识到这一点，而且要让全世界都认识到。我是一名历史老师，不夸张的说，我感到，关于我们土耳其民族之崇高历史的知识是有缺陷的。”
当然，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只是观点，相关的论述仍然没有成熟，还需要更多更坚实的材料来支撑。为了推进后续的工作，在本次会议上，伊楠等人共同提出动议：“我们提议，为了科学地研究土耳其的历史和文明，有必要组成一个专门的永久性的委员会，并且应挑选该委员会的成员组成一个中央委员会。”
在第六次突厥之家大会筹备并召开的同时，凯末尔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关于土耳其历史的理论与思考，他将历史学家们召集到自己居住的亚崂瓦别墅，亲自检查、指导他们的写作，并于1930年出版了《土耳其史纲要》，书中所持的历史观点与突厥之家大会上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考虑到编写这本书的学者名单与在突厥之家大会上追随伊楠发表观点的学者名单有很大重合，这种一致显然不是巧合。
《土耳其史纲要》的出版，一般被认为是“土耳其史观”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包含了之后土耳其官方历史观的全部重要观点，但毕竟这本书是仓卒完工，相对粗糙，那怕是在凯末尔及他的学者们看来，也存在太多错误。所以，仅仅一年之后，土耳其官方又出版了《土耳其史纲要导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新的历史课本，与这本书相比，18年前，凯末尔自己在那些关于土耳其人有一千五百年历史并曾经向中国与欧洲派出使节的“谦逊”说法，真得只配算是谦逊了。
在此，我们仅仅截取若干与中国相关的内容：
II 伟大的土耳其历史与文明概览
土耳其人的故乡、迁徙与文明
中国、印度、西迁之路
……
III 中国
五帝时期、三代时期
土耳其文明在中国的悠久性
在伊楠1930年的演讲中，仅仅提到却没有列举那些“无可辩驳的”、“科学”的证据，甚至连论证的过程都没有。这些遗憾，在这套历史课本中得到了弥补，专业的历史学者们雄辩的指出：
众所周知，土耳其人的祖先曾在中亚居住，那么，他们祖先的祖先，也一定居住于中亚，那么，中亚的文明与文化，就一定是由土耳其人的祖先的祖先们建立，而考虑到（当时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文明遗址就在中亚，土耳其人当然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建立者与传承者。
只能说，幸好那时还没有提出人类东非起源说，不然，我都不忍想象这些学者要怎么进行设定了。
关于中国，书中是这样介绍的：
“中国的政治史从五帝时代开始，其中的第一个皇帝是伏羲。”
显然，在本书的论证中，伏羲必须也必然是土耳其人，其理由：
“五帝在公元三千年前统治中国。伏羲出生在中国甘肃，而土耳其人早在公元前四千年就进入此地并定居下来。”
之后 ，这套历史课本用相同的方法来对夏、商、周、秦等朝代进行分析，证明他们是由土耳其人建立的王朝，这样一直写到汉朝时，由于实在没法考证徐州历史上与中亚的关系，才不情不愿的跳过了这部分，只强调指出“中国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匈奴帝国”。
（顺便说一下，这一遗憾，在了不起的架空历史巨著《秦始皇是讲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中得到了填补，真是一个不容易get到的成就！）
至于汉以后的历史，本书只用了两行字来介绍：“公元3世纪以后，中国处于不同的土耳其国家以及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14世纪，一个本土的领袖创建了一个王朝，他终结了成吉思汗的国家。”
作为插曲，几乎在新的历史课本出版的同时，“突厥之家”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遭到取缔，凯末尔需要用“泛突厥主义”之类的东西来替代过去的宗教认同，鼓舞和团结国民，却不希望真得被这些情绪裹胁，走上光复故土的道路。
经历了之前的种种，1932年，在经历了十多年的酝酿之后，在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已近一旬的时候，第一届土耳其历史大会终于在安卡拉召开，大会形成了三条重要结论：
在本次会议上，伊楠再次率先发言，她阐述了两个观点：
一、所有人类文明--特别是欧洲文明—的来源是中亚
二、所有中亚人都是土耳其人种
而同样参加了教科书编写的伽里普则于第二天发言，他论述了为什么土耳其人是白人，以及为什么土耳其人是希腊文明的源头而非敌人（对于当时的土耳其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演讲中，伽里普作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这同时也是土耳其史观的重要信条之一：
没有独立的希腊文明。
大会第五天，居纳尔塔伊作了名为《土耳其人在伊斯兰文明中的地位》的演讲，他指出，自突厥皈依（伊斯兰）以来，伊斯兰历史上的辉煌与成就，主要应该归功于土耳其人，甚至包括伊斯兰教法的大多数开创者，也都是土耳其人，他作出这些推论的主要立论是那些名字一看就是土耳其人的名字。
而紧随其后，巴余尔就《东方衰退之原因》作了演讲，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东方或者说奥斯曼帝国衰退的重要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伊斯兰方式管理国家变得日趋停滞和狭隘，伊斯兰教还阻碍了科学和现代文化的进步 。
巴余尔称，土耳其人为了统治穆斯林，而让自己被伊斯兰教同化，从此他们就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生命力与民族认同，并从此走上下坡路。但即使是这种残余的民族性，也仍然支撑着奥斯曼在伊斯兰教的负面影响中从十五世纪一直坚持到近代。
大会的第七天，伊楠再次演讲，这一次，她强调的主题有二，第一，是论证匈奴人是当今土耳其人的祖先之一，并以来证明土耳其文明对欧洲文明的历史优越性；第二，她强调指出，**伊斯兰认同次于土耳其民族认同，居于第二位。**在之前巴余尔演讲的基础上，伊楠明确了她的观点，也即是凯末尔早在1923年演讲中就已在探索的观点：是土耳其的民族性使伊斯兰教帝国强大而非相反，当伊斯兰教认同压制土耳其人的民族认同后，伊斯兰教帝国也就衰落了。
第一届土耳其历史大会，是当时，乃至前后一个时期内极重大的事件，包括凯末尔本人在内的多名高官均出席会议并对会议的主基调表示支持。最终，在之前所有这些铺垫和准备之后，1933年10月，伽里普发表了《土耳其历史革命和外国史观》一文，正式提出了“土耳其史观”的说法，并总结了其9条核心内容：
本文开头处引用的那则新闻里，被采访者充满愤慨的提到的“不应该回避的历史”、“土耳其国家的历史”、“从没有象今天这样被大幅度篡改的历史”，就是在上面这九条原则的指导下，编写出来，放进课本的。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凯末尔的时代，已经离我们很久了，回望当年，凯末尔的手段虽然极端，却不是完全不能理解：毕竟，那是一个急需重建民族自信的年代，是一个急需与旧时代割离，拥抱新时代的年代，饮鸩止渴，壮士解腕，有时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事实上，凯末尔的一生，一直是现实主义者的一生，在利用泛突厥主义来重新激励与凝聚国民的同时，他也一直高度警惕着这剂猛药的毒性。
在生前，他不止一次的严厉批评和警告过那种将“曾经之国土”视为“应有之国土”的观点，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更是重手打击泛突厥主义者，解散了包括“突厥之家”在内的一大批长期追随于他的组织。早在1921年，他就说过：
历史之于凯末尔，正如林仙儿之于上官金虹：可以重视，却不必认真。无论她能够用来诱惑多少追随者，作为主人却不必也决不能以为她有多么神圣，而不可轻侮。终凯末尔的一生，他始终很好的把控着局面：挑逗和运用民族主义，以之来抵消宗教的影响，却又不让这头饿虎失去控制。
然而，伟大先人能够作到的，不等于所有后人都能作到，一百年后的今天，凯末尔对历史的轻蔑，被后人完整继承，更进一步创作出了无数如姆帝国般庞大恢弘的设定，和生长出无数对远方的野心。可他对宗教的警惕的这种传承却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当年高举世俗主义大旗的土耳其共和国，不能排除越来越重新成为一个宗教国家的危险。他么会收缩回到自己坚硬而古旧的外壳当中吗？
归根结底，也许，凯末尔从一开始就给现实中的土耳其埋下了一颗雷。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原不必非要依靠自己有过多少光辉灿烂的过去。一齐建设出美好未来的共同信念，难道不是强过所有对于过去的美丽想象么？
（本文写作过程中，大量参考并引用了昝涛先生《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一书内容，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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