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楠：傍上“反中”，太阳花学运才能搞个大新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林楠】
三年前的3月18日，由于反对国民党在“立法院”30秒“黑箱”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清大学生陈为廷、台大学生林飞帆带领学生占领“立法院”，展开了为期24天的“太阳花学运”。这次学运唤醒了原先对政治冷感的台湾年轻人，大学生对公共议题的参与度也明显提高，同时点燃了台湾民众对过度依靠大陆的疑虑甚至恐惧，更预示了台湾政治生态根本的、甚至不可逆的改变。
渐进改变的学运主轴：反黑箱→恐中→反中
3·18学运本身夹杂了许多成分，最重要的三项是：一是对国民党违反程序正义的不满（反黑箱）；二是对两岸经贸互动持续热络的担忧，以及台湾可能因此被大陆“吞并”的恐惧（恐中）；三是以“维护台湾主权”为名，反对与大陆过多的经贸联结（反中，即恐中的升级）。
持平而论，台湾的社运若要造成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其诉求一定要不断加码（扩大影响+媒体对其有新鲜感），并最终一定上升到“统独”的意识形态之争上，若仅仅靠“反黑箱”这个点，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正当性则弱了很多，一旦上升到“台湾保卫战”这种高度，那正当性则强多了。因此，学运的主轴要从一开始的“反黑箱”，进而上升到“恐中”，最后才到“反中”。
学运实际参与者和支持者大多是在校学生或是年轻的在职者。当时除了在“立法院”周边每天各种人士的开讲，在大学里讨论最多的也是这个事情。以“服贸协议”为主题展开的许多演讲、讨论，许多相关课程（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也因为这则重大时事而对课程内容做了改变，甚至有些课就直接在“立法院”附近上，让学生们能够直接与现场的民众互动，把那个场域作为教育现场。
尽管当时几乎全民都在关注服贸协议的议题，也有许多学生参与其中，但大部分学生并不了解、甚至没看过服贸协议全文，也不具备基本的国际经贸知识，更多是被一些带有偏见的“懒人包”所影响，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前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郑秀玲教授所做的PPT《两岸服贸协议对“我国”的冲击》，尽管有许多人指出了PPT内容中的常识性谬误，但在那个社会氛围下，对此议题有兴趣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了相信“懒人包”。
当时学运的讯息透过媒体传回大陆，家人马上联系我询问状况，他们担心“台独”、“反中”的氛围会影响到在校陆生的人身安全。其实真正的运动范围也就是“立法院”周边，而在学校里，或许大家对于服贸协议的认识、态度有落差，甚至“统独”的观念不同，但还没听说过因为这些直接造成在校陆生安全出状况的事情。当然，有个别乡民在网络上的语言暴力也是无可避免，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作没看见。
有一次上课，我的老师主动把课堂设在了“立法院”边上的青岛东路，希望学生能够跟在场的民众对话，尽管收到了大陆方面传来“不要到现场”的讯息，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去。当我在现场发表了自己支持台湾签服贸的论述后，老师还鼓励我带着一些感兴趣的学生和现场民众一起讨论。当时的氛围还是蛮理性的，并不像电视画面里那样剑拔弩张。
台湾青年：“大陆让利，与我何干？”
3·18学运得以发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台湾青年一代并没有直接感受到大陆的让利。而当时执政者声称的台湾可以因服贸协议从大陆更多获利的论述，并不被台湾大多数青年人所相信，因为他们不认为这些获利跟自己有关。而在大陆民众一端则会觉得不解、甚至生气：我都让利给你们了，你们还有什么好反对的？那我们不让不就好了？
上述所描述的现象其实反映了两岸经贸互动过程中的一个盲点：大陆确实在给台湾让利，两岸民众并不怀疑这部分，但是谁真正获得了这些让利？何以大陆让了利，而台湾民众普遍感受不到呢？
这跟过去大陆长期依靠特定的政党和相关团体来作为自己在台湾的“代理人”有关，很多让利都是通过他们来往下发放，换句话说非这个群体的支持者，就很可能无法真正“共享两岸发展成果”。古语云，人不患寡患不均，没有直接感受到两岸经贸往来红利的台湾民众当然不满这种利益分配方式，只要机会和理由充分，自然就“揭竿而起”。
而大陆方面则在3·18学运后，重新检视对台政策，将重点工作逐步移至“三中一青”（中小企业、中南部、中低收入、青年人），并希望能够让台湾基层民众直接获得两岸，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其中青年更是这些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去年在政协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开展面向台湾青少年的体验式交流”，同时大陆各省市的两岸青创基地如雨后春笋般铺开，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一个接着一个，各种关于台湾青年来大陆就学、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不断释出。这些举措所要表达的讯号非常清晰：两岸关系的未来在青年。
青年交流：少点套路 多点真心
现在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已经从最初的“走马观花”向“体验式交流”深入，可以说这样的变化是为了让台湾青年可以在交流过程中，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陆发展状况。大部分行程都是在展示大陆这些年发展的成果，诚如去年暑假我拜访国台办时，张志军主任对在场的台湾青年说的，“去看的都是好的一面”。而台湾青年现在所受的教育、对大陆的印象，更多是负面的，同时他们成长于台湾直接民选领导人的年代，因此他们对于民主、自由有着高度的期待。因此如何针对台湾青年这些特点，设计更有针对性的交流活动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台湾青年来大陆时，或多或少都带着对大陆的疑惑，有些可以通过一般的参访交流得以解决，有些则涉及所谓的“敏感”问题。因此，当台湾青年到大陆时，经常被提醒不要问太敏感的问题。而这样出于“善意”的提醒，是否也强化了他们对大陆的某些疑虑呢？
大陆的政治体制有别于西方民主国家，这个政治体制对不成长于大陆的台湾青年而言，更多是一片陌生，甚至化约到只用“专制”来形容。既然我们对自己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何尝不试试通过适当方式让台湾青年了解一下呢？
2012年，我刚到台湾时就参加了由台湾陆委会支持、中华青年交流协会主办的“民主台湾探索研习营”，4天的时间里，来自两岸的青年学生通过聆听演讲、看纪录片、座谈等，了解台湾的民主发展史，对台湾的中央层级选举到地方层级选举，甚至到最基层的村里长选举都有了初步的了解，通过与一些民意代表的交流互动，了解他们平时是如何工作的，这些东西都让我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了基本的认识。
当然另一方面，大陆更多把两岸关系的未来寄托在台湾青年身上，而忽视了另一批同样具有两岸经验的年轻人——在台陆生。相较于目前处在对台一线的公务员，在台陆生有着长时间在台湾生活的经历，而且是与台湾青年共同的成长经验，这些经验能够拉进彼此的距离，因此如何发挥在台陆生的作用，也是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此外，在交流过程中，细节设计比追求人多则更重要。我参加过的两岸交流活动不算很多，但通常各地台办都希望人多，这样显得场面大，有成果。但我却以为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行程的设计上。3年前，我参加某省举办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时，特别跟主办方说，可以请省人社厅的官员来说明一下两岸青年到这个省就业、创业的政策。主办方真的安排了，但人社厅的官员对着文件进行了一小时的政令宣导，既没有做PPT，也没有发纸质的政策，原本预期的效果完全没有达到。
两岸关系的未来在青年，不止在台湾青年，更在两岸青年。而面对经历过3·18学运后“觉醒”的台湾青年，我们如何针对他们这个群体的特性，发挥在台陆生的作用，在具体政策上不仅仅从经济层面释出善意，更要让他们能够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大陆，了解这是一个不是需要“凡事小心”的地方，这样才能真正影响台湾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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