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特丽莎·梅怎么清扫乌烟瘴气的脱欧公投实验室？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一鸣】
最近的一周之内，特丽莎·梅完好地履行了她的个人承诺：下议院否决了议会对英国脱欧协议拥有最终发言权的提案，并且同时否决了上议院的脱欧法案修正案。
16日上午，女王从唐宁街递来的小红箱中取出了几张即将决定英国命运的A4纸，轻轻签上自己的名字。最终，英国正式启动脱离欧盟的程序，这个国家正在如愿重新回到18、19世纪的那种渴望已久的自由。
保持与欧陆关系的一种暧昧不明是英国几个世纪以来历史习得的一项重要传统。这项传统深植于一种旧时代的帝国信仰，即英国的安全、利益和外交应该展现出一种普世意义的全球关怀，而非仅仅维系于欧洲。帝国的野心与信心愈发丰满，这种刻意的疏远便会更加明显。
作为西方近代自由精神的源生地，英国长时间以来对于任何具有束缚性触感的契约带有一种本能的提防。为了避免深陷欧陆中心地带几个世纪以来纷杂细碎的权势缠斗，英国总是在彻底孤立与离岸平衡之间小心摇摆，除了几次不得不参与的体系性大战，从未多踏出过任何一步。
即便是在二战结束的第二年，当丘吉尔以毕生名望在苏黎世发表演说呼吁建立欧罗巴共和国时，他在力劝法德之间建立互信，凝聚各国向他设想的新欧洲迈进的同时，仍然极有保留地宣称，英国、英联邦不过是同美国、苏联一道，成为这项计划的“支持者和赞助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与欧洲在一起，但并非其中一员”。
这项传统因以继续沿袭。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开创性地将国民对于英国与欧洲距离的争辩定量化，决意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投。在那段时间里，作为英国思辨精神的圣地，牛津大学充满了沸腾的年轻梦想，有关英国外交和安全的政策辩论遍布街头巷尾。
在压倒性的男性荷尔蒙氛围里，一名来自圣休斯女院的姑娘被这种政治关怀深深感染，她是特丽莎·梅。比她低一年级的好朋友柯林森记得，在一次早饭时，梅和她提及了自己希望能够成为大英帝国的首相。
特丽莎·梅的伟大抱负
特丽莎·梅出生于英国萨塞克斯郡伊斯特本市的一个天主教社区牧师家庭，她懵懂的政治意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下被塑造起来的。她曾经和传记作者讲起，记得自己从小就注视着那些祈求命途垂怜的人们从房门出出入入，面向她的父亲，倾诉着不同的故事。
到了晚上，一家人经常会和来访的陌生人共同坐在餐桌前，吃着东西谈论时事，在特丽莎·梅看来，“那是一种滋生政治意识的自然环境，父亲不会谈及自身，重点永远是别人，我时常感到心中的利他主义情结被极大地唤醒”。
天主教信仰伴随着她整个一生，即便在最为忙碌的时候，她仍然会找时间参加教会活动，在她看来，政治存在一种先验性的神启，是与倾听、分忧、解难等高贵的品格永远伴随的，“政治是一种召唤、一个旅程，而非一项工作”。她曾多次表示，这种信仰深刻构成了自己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将永远引导着她接触任何事物的方式。
一如英国政坛大部分精英，特丽莎·梅的大学在牛津度过，她在当时唯一的女院圣休斯学院主修地理学。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特丽莎·梅曾经提及，与其他女孩子相比，她在应有的年龄下显得个子有些过高了，她对于这一点极为敏感，甚至有些自卑，所以总是习惯于弯着腰走路。她把所有的与周围环境的不适感转入学习，并逐渐获得一种与高个子较为相称的清高感。
这座校园是所有人政治意识和精英意识成熟的地方，是卡梅伦、约翰逊、戈夫之流的天堂。那些对于未来充满竞逐欲望的年轻心灵都会在这里参加牛津辩论社，醉心于文字间的高级修辞与复杂幽默，当对话有变得激动、无聊或者太专业的苗头时，人们纷纷祭出自己的幽默来打哈哈，肆意地嘲笑那些不明所以的中产蠢蛋，在他们看来，演讲术是最为高贵的品格。
普通英国学生几乎不学历史（正如退欧辩论中所显示的，无数选民对于欧盟几乎一无所知），而辩论社的未来政客们则不断地抬头仰望威斯特敏斯特的议会大厦，而后低下头拼命地大量涉猎英国历史，向卡斯累里、帕默斯顿和邱吉尔等先贤致敬。每临辩论社选举新的领袖时，他们会踏遍牛津的每一寸土地，拦住任何一名路过的普通学生问道：“你可以投票给我吗？”
然而这不是特丽莎·梅的校园生活。她也是辩论社的一员，并且曾经参与一场题为“性是美好的，但成功更好”的辩论，但是彼时她并不擅长演讲，她缺乏那种流畅表达自己时应有的率性。
在一次历史课堂上，老师让大家随便选择一个主题进行一次2分钟的即兴演讲，特丽莎·梅抽到的题目是“校服”，由于准备的时间不是很充分，她发现自己愣在那里很长时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她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埃德蒙·伯克协会，她曾经担任这一协会的主席，推动了很多具有极为艰辛的思辨，这里的人们习惯于自负地认为是协会对于更深层次的智识追逐为辩论社的疯狂活动提供了解药。
最终，她还是成为了一名不错的辩手，在一场有关堕胎的辩论当中，人们发现她的红色裙子里面仿佛盛满了情感的火焰。她的一名好友认为，她没有在辩论社混出头来完全是因为她不是一名传统的机械式政客，她并不喜欢曲意迎合不同方面的支持，她比较真实，并不是一个分裂的个体。
的确，倾听特丽莎·梅的议会辩论，常常会有一种真实的叙述感，而非很多政客一样已经不由自主养成了一种伪善的政治套话的宣泄。当反对派提出的质疑引起了全场起哄的时候，特丽莎·梅会用一只胳膊轻轻倚柱发言台，微微侧身等待，静静思考接下来的策略，而后再通过暴风骤雨般的反击还以颜色。
这期间，她不时会露出狡黠和不屑的面部表情，这显示出她还没有达到一名传统政客应有的圆滑修为。在议会，她也以独有的梅式怒视而闻名，在议题争执时她从来不会掩饰其他部长的不满，一股愤怒的眼神会在整个会场内来回逡巡。对于很多人而言，特丽莎·梅让人尊敬，但绝不让人喜欢，这一点刚好与约翰逊反过来。
绝大部分时候，她甚至过于真实，显得有些自我。在她的自传里，对于她一直以来的独立穿着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写：“她很高，总是把自己苗条的身材置于棕色有斑点的毛呢大衣里，下半身总是配上一件铅笔裙，穿着标志性的中跟鞋，在议会开会的时候刚好露出修长双腿的最好部分”。
在胜选后的一次《泰晤士报》的采访中，她的一条价值995欧元的皮裤引发了政坛的轩然大波，英国前教育大臣尼基·摩根就曾表示：“我没有什么皮裤。我甚至想不出，除了我的婚礼礼服外，是否买过这么贵的服装”。
特丽莎·梅的反应也很直接，随后不久，摩根就在一个有关脱欧问题的会议上被“取消邀请”，梅的联席幕僚长希尔给另一名保守党前部长发短信，让他“不要把那个女人（摩根）带进来”。
在特丽莎·梅看来，政治正确不是普世的，政治与生活无关。对她服装品位的质疑是对于其个体合法性的重要挑战。
2014年接受BBC著名节目《荒岛唱片》节目的采访时，她曾经表示如果自己只能携带一件奢侈品在荒岛上度日，那将一定会是一本Vogue杂志的终身订阅版。时尚以外，她另一大个人爱好是逛超市下厨房，这是她个人生活的难能享受。她是《主妇厨房》节目的疯狂粉丝，不像迈克尔·戈夫，只知道沉迷于《权力的游戏》。
在校园时代，她的最大收获或许应该是找到了一生的伴侣菲利浦·梅，他和约翰逊们一样，都做过辩论社的主席。所以很大意义上，这对夫妇能够毫无障碍地分享很多属于高智商群体的复杂隐喻。他们都是极其幽默的人，总是能够说出有趣的俏皮话和双关语。
当选首相后，特丽莎·梅令人意外地选择了约翰逊作为外交大臣，在议会质询时一名议员激动地提出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经常被人骂“Fuck Off”的人担任外交大臣，特丽莎·梅一连说了三个“Fine, Fine, Fine”，并顺势而为地替约翰逊解围，说他是有三个“F”（Fuck Off中恰好有三个F）的极好人选。
牛津辩论的良好训练与多年的内阁经历已经使得特丽莎·梅掌握了在英国政坛混迹所必需的政治修辞。
然而伴随着复杂而艰辛的政治生活的逐步展开，特丽莎·梅不得不常常刻意掩饰自己的真实属性。据她所说，她和菲利浦的所有幽默灵感都来自于那个年代最为著名的喜剧“The Goodies”。这部剧从1970年播到1982年，在最后的两年里，梅的父母接连死去，他们也相继离开校园开启了真正的政治生活。
朋友们逐渐发现，特丽莎·梅开始严肃了起来，她不会再肆意地开玩笑，如果有人讲一个笑话，她会在旁边笑，但她永远不会再是那个主动挑逗的人了。在一次美国访问中，她被东道主邀请模仿一个标准的美式动作“你不行”来搞个笑，所有人都知道她做得到的，然而她偏偏做出为难的姿态并且只是稍稍应付了下，在提及此事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她有些过于提防了。
然而这种防范心理是极其自然的。特丽莎·梅不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政客，英国政坛的权力斗争夹杂着阶级出身、立场派系、精英意识等不同层面的复杂因素，加之当今时代复杂的经济与移民问题、与欧盟若即若离的关系，很多尺度的把握需要极其小心，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言蜚语。
特丽莎·梅患有糖尿病，必须每天定时注射胰岛素，这也使得她要非常注意自身的饮食。2013年，她决定适当减肥，当时便立即有很多留言传出，认为她是在为取代卡梅伦的位置作形象准备。梅对于这种说法怒不可遏，斥责他们是“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
话虽如此，然而事实上，特丽莎·梅对于政治生活的确一向是严肃而认真的。她的一名朋友弗兰克兰德曾经告诉BBC，他很难想起任何一个时候，特里莎·梅不是充满政治抱负的样子。她非常笃定并且总是刻苦为之努力，她永远在做她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总是会在大家都喝醉的时候还在继续工作。他依稀记得当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当上首相的时候，她甚至表现得有些愤怒，在她看来，这个女人先于她达到了目的。
特丽莎·梅的历史机运
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特丽莎·梅多年来兢兢业业，小心积蓄自己的政治能力和政治名望。在其所负责的内政部，需要应对“包括毒品、洗钱、诈骗、金融犯罪、知识产权、移民、网络犯罪等在内的有组织犯罪行为带来的威胁”，个个都是深入选民生活的敏感议题，一旦处理不当很容易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
在特丽莎·梅以前，这个位置从来没有人任职时间超过三年，而她一坐就是六年，并成为近50年来在任时间最长的部长。她掌控这一位置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强硬、强硬再强硬，最大限度地保障本国公民的权益。
在刚刚担任内务部长职务之时，美国曾经发来通缉令要求引渡一名叫作加里·麦金农的男子，他涉嫌入侵了美国军方和国家航空航天局共97台电脑。在特丽莎·梅看来，美国没有拿出足够有信服力的合理根据，同时麦金农患有阿斯波哥尔综合征，不善交际、极其内向，如果将他引渡至美国，他很有可能自杀。
英国法院已经明确表示，如果由他们来决定的话，他们不会阻止美国引渡麦金农，特丽莎·梅在最后一刻制止了这一切的发生，拒绝了盟友的要求，这带给了她在初涉政坛时的极大加分。
多年以来，英国签证的办理总是备受诟病，与申根国家签证的手续相比，英国签证的流程更繁琐、费用更高且耗时更长。
教育大臣亨特曾经对此进行过计算，“一个来自中国的四口之家，如果把伦敦增加为欧洲之旅的最后一站，签证费和机场税总共需要花费576英镑，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会希望整个度假之旅只花这么多费用，而把钱省下来进行购物”。
然而这些经贸上的恩惠在特丽莎•梅眼里不值一顾，一项能够使中国游客能够同时申请申根国家签证和英国签证的“平行流程”多次被内政部否定。
在移民问题上，特丽莎•梅早在任职之初就确立了自己的三个基本原则：“到这儿来的人必须拥有真正的亲属关系；必须自己支付路费；必须能够融入英国社会”。在她看来，那170万从叙利亚战争中逃离出来的难民正在祈求帮助，是的没错，但是这种帮助更应该被施与那些仍然困在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难民营里的人，而不是这些拥有能力逃出来的人。
她坚持英国接纳难民数字每年不能超过5000人，并强烈抨击默克尔在德国的慈善行为。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移民，那些从印度、中国和中东来的留学生成为了她的目标，她提出了工作签证的申请者年薪必须达到至少20500英镑的标准门槛，这使得高校入学的印度留学生大幅减少了将近50%。
近期，她多次重申将净移民数量削减三分之二以上，从每年逾32万人降至不足10万人。而这个目标在实践中意味着：即便完全禁止欧盟国家公民移民英国，也得同时将印度、中国、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移民数量削减一半，而这一点就连最强硬的欧洲怀疑论者也从来没有这么要求过。
在公投问题上，特丽莎•梅总是表现出一种不甚明显的留欧倾向，但是在移民问题上，她的强硬立场是一贯始终的。她的著名格言之一就是“不要让那些混蛋（滋事移民）折磨你”，恰恰是这样的姿态赢得了选民的信任。
在整场脱欧运动中，她几乎全程隐匿在角落，某种意义上，她甚至过于无视这项革命性的运动了，她曾多次表示英国是世界上的第五大经济强国，脱欧还是留欧都不会对英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她不温不火的态度受到了很多批评，一名支持留欧的部长曾经指责到，“特丽莎总是在一旁隐匿，并高贵地希望着这一切结束时不会有任何一滴血液溅到她身上”。
对于这一点，特丽莎•梅从未否认，在就职典礼演讲结束后，有记者问到她是也能够感觉到自己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样让人乏味，她坦诚地回答道，“我知道我不是一个长于展示自己政客，我不去参加那些电视秀节目，不和大家在午饭时聊天八卦，不去议会的吧台喝酒，是的，我很少把自己的心放在外面让人们看到，我只是去做好现在在我眼前的事”。
某种意义上，这是特丽莎•梅与约翰逊之流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使得选民在惊慌失措时倾向于对她产生一种先天的信任和踏实。脱欧目标实现的当日，约翰逊轻描淡写地告诉选民们，移民终究还将继续，仿佛这与他曾经声嘶力竭捍卫的脱欧立场毫无关系一般。
这是辩论社的伟大传统之一，技巧本身才是目的，政策结论根本无人关心，波兰人、孟加拉人是不是住在伦敦以外的土气城镇，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这些辩论精英们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一个将脱欧付诸实施的计划，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乏味的治理问题，最好留给埋头苦干的公务员。
在退欧公投后，他们可以继续忙着去竞选保守党领导人，竞选本身比承担责任有趣味得多。越是到后来，人们越是看出，特丽莎•梅的态度是格外认真的，她严肃的批评约翰逊之流，“政府不是一场游戏，而是对人民生活产生真正影响的严肃的事”。
在评述这次运动时，《卫报》总结到，“对一个急于洗刷自身精英风貌、学院派色彩和可笑的名望意识的政党而言，特丽莎•梅呈现出一种政治家的不同风貌，她好如一名管理着淘气的男孩子们的女校长，即便面对很多诘难她也未曾动摇。她从不会在肮脏不堪的商业交易和污秽遍地的政治陷阱中弄脏自己的双手，她总是会派出自己的团队，以最简洁的方式对抗她的对手们”。
现在特丽莎•梅取得了这场政治缠斗的胜利，她在选民们慌张而惊恐的眼神中被拥戴到前台，挡眼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时代，从未有过的不确定性，从未有过的使命承载。相比之下，苏伊士运河危机和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都不过是二战以来极不起眼的小波澜。
很多时候，身处关键的历史节点，却永远说不好是自己选择了机运，还是机运选择了自己。
特丽莎•梅深深知道此刻走向唐宁街10号是怎样的含义。59岁出任首相在英国政坛已属高龄，有时站在议会的演讲台放眼望去，那些自诩年富力强、出类拔萃的校园精英仍然稚气未脱，满目皆是向上竞逐的欲望。
如果不是这次将永远改写历史的公投，如果不是卡梅伦玩脱了的民主试验，或许特丽莎•梅唯一能做的就是再在内政部的位置上多坐几年，把这项纪录延长下去，而后永远的放下自己年轻时曾经拥有的远大抱负。
对于约翰逊而言，他的政治道路过于顺利，这场脱欧运动已经为他累积了足够的能量，将来有的是时间把这份政治资本变现，他看得到卡梅伦年纪轻轻过早离任其实也无事可做，他可以等下去，等到一切事情好转再说，像自己的偶像卡斯累里一样成为一代名相。
对于特丽莎•梅而言，机运只有一次，没有选择。
特丽莎•梅的玻璃悬崖
英国的米歇尔•瑞恩与亚历克斯•哈斯拉姆教授通过对首席执行官、律师、准议会成员、甚至中学生代表等群体的研究显示出，女性常常被分派棘手的任务、高风险的案件以及（对英国大选的分析显示出）较难赢下的选区。
在他们看来，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于被推上危险的职位，他们给这种充满挑战的诱惑起了个名字，叫作“玻璃悬崖”。很多时候，女性走上政治生活的前台并非源自性别的力量，而仅仅是由于男性政客的世界正在进行派系妥协、看不清前行的路向或是需要更换政治口味，女性在这样的意义下将起到缓冲、转承甚至替罪的作用。
所有人都明白，退欧谈判是一场无尽之途，未来几年的英国领导人很有可能是自丘吉尔以来最为不幸的角色，他将注定在欧盟与国内反对派之间腹背受敌，深受委屈却无处发泄。
最终，特丽莎•梅穿着Vivian Westwood的豹纹高跟鞋果断地踏上了玻璃悬崖，如果说卡梅伦的政治遗产是开启了一场史诗般的民主试验，那么她将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试管内的化学反应，宣布一个个令人震惊的试验结果，而后拿起扫把，清扫这个乌烟瘴气的民主实验室。
特丽莎•梅第一时间迅速成立了内阁，尽管她坚定地保留了脱欧承诺，然而最终内阁里支持留欧的占到18人，支持脱欧的仅有7人，特别是在与脱欧谈判相关的重要位子上，她有意安排了这次脱欧运动的各位领袖。
其含义很明了，一方面，利用他们在竞选中所呼吁的，最大限度地物尽其用、发挥特长；另一方面，将来如果有任何事情做得太过而无法收场，约翰逊们将继续背负由其自身引发的诘难，不要光说不练，大家绑在一条船上，在脱欧这项革命性的历史选择中，谁也别想轻易地逃掉责任。
这以后，特丽莎•梅开始直面议题。
首先，从“脱欧”的程序上来看，尽管里斯本条约第50条的设立是为了确定一国如果要退出欧盟后即将会发生什么，但这远非一份完整的婚前协议。它根本没有说清楚一国可以或者应该以怎样的条件和方式退出欧盟，由于从来没有被尝试，所以一切单凭想象。
目前的条款只是简单规定了程序，一旦第50条被触发，它将获得两年的谈判期，在这段极为紧凑的时间里，特丽莎•梅的政府将务必完成与欧盟关系的重新约定，在各个层面推进大量的谈判，签下无数的法律文本。
一旦无法按时完成，英国将以“断崖式退欧”的方式与海峡彼岸尴尬地相连，最多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获得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的普通待遇。
如此模糊的规则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它让脱欧支持者得以向选民提供明显不切实际的希望，激烈地表达目前的诉求是重要的，至于如何以一种合理的方式达成这样的诉求，可以在启动程序后用较长的时间自由洽谈。
事实上，脱欧派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几乎是扯着选民的衣服跳下悬崖，在自由落地运动中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在着陆前制造好自己的降落伞。同时，这一规则为英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制造出一种长期不确定性，原则上，为了稳定目前的混乱局面，英国可以等上一年或更长时间才触发第50条。
但正如特丽莎•梅多次强调的，“脱欧就是脱欧（Brexit Means Brexit）”，没什么可犹豫的，再拖下去，移民问题只会愈来愈糟，欧盟内部只会对新英国愈发不耐烦。在保守党大会上，她明确提出，将在今年3月底之前触发脱欧条款。
然而正如欧洲改革中心的查尔斯•格兰特所指出的，其所引发的将必然是一系列漫长而看不到尽头的谈判，这至少将包括：“与欧盟最终的贸易协定；在英国退出欧盟后、长期协定签署前临时发挥作用的过渡性协定；重新以独立成员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现在与欧盟签有协议的约50个国家谈判新的安排（应该还要与美国、中国等国谈判新安排）；最后是英国与欧盟在外交与国防政策、警察和司法合作以及反恐方面的关系”。
几乎注定，这是一场无尽之途，两年的时间绝对不会够用，最多只能达成过渡期的妥协安排，然而特丽莎•梅已经为这一切做好准备。
在达沃斯论坛前的公开讲话中，她坚定地传递了自己对于可能面对的来自欧盟的重重羁绊的考虑，“英国将竭力寻求避免破坏性的断崖式退欧……英国希望在两年的过渡期结束前与欧盟达成合作协议,寻求与欧盟单一市场联结的最合适道路”。最后的补充极为关键，英国没有什么可畏惧的，“达不成协议好过达成不好的协议”。
其次，从“脱欧”的内容上来看，她开始在欧洲法院、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这三条门槛线之间小心试探。这场退欧运动的最初动因是移民问题，其所对应的是保留英国的边境控制权，摆脱欧盟法院的控制是必须的。
同时，关税同盟或单一市场的成员都将使得英国失去经贸领域的立法自主权，无法实施自己的贸易政策，接受单一市场相关的所有监管规定。
最为关键的，这意味着必须继续支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甚至需要出钱分担预算。在种种相互间的方案冲突中，特丽莎•梅试图寻找到一条能够在与欧盟的谈判中切实可行，又为国内的各派所勉强接受的折中方案，可能的模式无非下列几种：
一是“挪威式安排”，英国争取加入目前由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组成的欧洲经济区，保留全面进入欧洲单一市场。然而经贸方面的法规监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仍然挑战到了特丽莎•梅设定的红线。
二是“摩尔多瓦式安排”，这意味着退出欧洲单一市场，同时也彻底隔绝移民，也即所谓的“硬脱欧”。企业界将这个方案视为梦魇，仅仅依靠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入欧盟市场，英国将不会获得任何优待。
三是“瑞士式安排”，这意味着在全面完成脱欧后，英国将竭力与欧盟达成多项双边协议，以便多个不同行业能自由进入欧洲单一市场。这是一项分散而极为繁重的谈判任务，人们普遍认为欧盟不会无缘由的轻易让步。
国内各方面的意见也非常清晰，英国工商业联合会起草的写给梅女士的信中明确说明, “无论如何都应将所有不维持与欧洲共同市场特殊联系的退欧方式排除在外”，英国最终应当至少达成一项涵盖商品、或许还包括部分服务的自由贸易安排，更多的人们希望还能达成自由旅行安排。
工党领袖科尔宾先是在较早的一次采访中公开暗示，除非特丽莎·梅采纳了他的退欧底线，否则工党将投票反对。对工党而言，这条底线指的是包括全面保持单一市场准入和保护工人权利。
而了解保守党强硬立场的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主张，英国应该寻求保留至少一部分关税联盟身份，目的是让商品贸易继续不受边境检查和关税的影响。
在特丽莎•梅看来，英国的红线是国家控制边境以及终结欧洲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在保守党大会之后，她的态度变得逐渐明晰且日益坚定，她明确提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的话，那你就不属于任何国家”，她没有兴趣“保留一些欧盟成员国身份”。
在达沃斯论坛前的公开讲话中，她进一步明确了“硬退欧”的路线图，她说英国不会“半退半不退”，不寻求其他国家已采纳的模式，退欧中必须得有妥协，她希望“英国与欧盟达成一个大胆且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协定”，并希望保留关税联盟部分成员国身份，继续实施零关税报已，为企业在退欧谈判中尽可能提供确定性，并安排一个实施阶段以避免退欧跌落悬崖。
问题在于，欧盟方面未必会配合。公投后第一时间，我们很难从各国领导人的表态中听出丝毫同情，特别是长时间以来对于英国在共同安全问题上设置的重重障碍早已厌倦不堪的布鲁塞尔，几乎摆出一幅敦促英国快点儿履行完这场闹剧，带着你们自认为高贵的不满赶紧离开这里的姿态。
相对而言，默克尔的表态还较有人情味，“欧盟应该给梅时间想清楚她想要什么，并勾勒出她如何看待英国与欧盟的未来关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拥有一个良好的谈判过程，开展一场明智和建设性的谈判，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然而即便如此，默克尔也多次强调，在里斯本条约第50条触发前，不会与英国进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她同时表明，这份耐心是有限的，让英国在欧盟的身份悬而不决并非英国公民或欧洲成员国想要的局面。而在英国“硬脱欧”的消息传出后，默克尔明确表示，如果梅坚持结束欧盟公民自由进入英国的安排，她将不会允许英国“选择性地”进入欧洲单一市场。
不断爆出的八卦新闻进一步体现了欧盟与英国的严重分歧。先是有消息称这份极其复杂的谈判将有可能以法语作为官方语言进行，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最多只能解释为欧盟在这一次公投中的自尊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必须要寻找到某种途径来将心里的落差赎回，就好像是在说“你们不喜欢我们？很好，我们从来也没喜欢过你们”。
而后，尽管我们习惯于假定世界政坛的少数女性领导人必定团结互助、彼此倾慕，然而最终人们惊讶地发现特丽莎•梅与默克尔竟然没有任何私交，这一点在12月期间的一场峰会部分得到了证明，视频显示，特丽莎•梅遭遇到了极大的冷遇，在其他成员国领袖相互寒暄时，无人上前理会这位刚刚当选的英国首相。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提到，当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被问及跟梅相处得如何时，他也只是颇有不屑地回复了一句“啐”。
迈向孤立之途
达沃斯论坛前的公开讲话后，欧洲单一市场的最后希望被彻底堵死，“硬退欧”梦魇成真。这以后，一切进展的十分顺利。
在最近的一周内，特丽莎•梅完好地履行了她的个人承诺，下议院否决了议会对英国脱欧协议拥有最终发言权的提案，并且同时否决了上议院的脱欧法案修正案。然后便是今天上午，女王从唐宁街递来的小红箱中取出这几张即将决定英国命运的A4纸，轻轻签上自己的名字，在3月底之前，英国如愿重新回到了18、19世纪的那种渴望已久的自由。
历史有一种动能，一旦事情开始沿着某一个方向发生，便一定会延伸下去，直至前行的能量耗尽。比如战争，一旦国际主体间的利益龃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物质性摩擦，我们大体可以期待在可预知的未来，如果特定的国际机制没有能够化解这些潜在的矛盾积怨，注定会转化为大干一场的战争动能，直至精力耗尽。
欧洲的离散也是如此。不管聚合起来如何艰难，只要迈出第一步，其带来的折冲是根基性的，伤痛是永恒的，注定无法挽回。
英国脱欧放飞了一个全新而陌生时代的第一只黑天鹅，并在短时间内产生了意想不到且性质极其恶劣的连锁反应，一连串的民主国家出现了阶级分化和民粹造反，在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喧嚣声中，朴瑾惠在顽抗中被弹劾，特朗普走上山颠之城，欧盟的两大支柱法国和德国都在极右势力的虎视眈眈下战栗。
特丽莎•梅在脱欧派与留欧派声嘶力竭的互斥中走上前台，她被先验地安排好了所有任务，这是大英帝国的选民作出的历史承诺。这项承诺决意把英国从欧洲繁复的制度体系中撕扯出来，重新回到充满英式自洽的自然状态。
没有退路、没有曲线、没有中间选项、没有选择余地，她只能不断做出强硬的姿态，冲在这条陌生道路的最前面，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极大复杂和永恒未知。
这注定是一场无尽之途，大英帝国又一次由于畏惧彼岸的荒蛮选择了独立，以敏感的嗅觉第一个撕扯掉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虚假幻象，同时奉上的还有代议制民主的优良传统和整个欧洲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即便有任何不测，历史将永远不会允许他们将这一切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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