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市场的悄然大转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伊文】

目前关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流行观念是：

市场资源配置最为合理——在理想的环境中，市场配置资源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在不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已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得更好了。

这个观念在现代经济学中不仅被广泛接受，而且也能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不少实例。不过细看这个观念的表述，则会发现有陈述不周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对“境况”的时间性定义方面，所谓使人的境况变好或者变坏，都没有说明是当前的境况，还是未来的境况，是当前利益的最优境况，还是未来利益的最优境况。

本文对市场的分析正是从“利益的时间性”角度展开的。首先将分析由于利益时间性的问题使市场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了不同属性，继而论述市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资源配置特点的相关变化，最后探讨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属性发生变化后的发展阶段，应该如何配置资源才是理性的、才是有利于社会可持续的未来发展。

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当谈到经济发展阶段的时候，很多人会想到农业、工业、机械化、自动化等等的分类阶段，但本文使用的分类指标是“温饱”。之所以要用温饱作分类指标，是因为温饱直接与消费相关，而消费信号是牵动市场配置资源的无形之手的重要动力。温饱满足前与满足后，人们的消费结构不同，发出的总体消费信号不同，因此对无形之手的牵引形成了不同的影响，使无形之手的属性发生了悄然微妙的变化。

无形之手的概念是亚当·斯密在18世纪提出的，他指出，个人在市场上的逐利行为会“受一只无形之手的指导，达到一个并非这些个人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往往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能够达到促进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且比他们有意追求社会利益时更有效率。”[1]

这个无形之手能使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理念，成为了自亚当·斯密以来很多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观念。其逻辑是，人是理性的，知道购买什么东西才能够满足自己的利益，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在市场上发出消费需求的购买信号，当某种商品的消费需求增大，该商品的价格也会增高，生产该商品的利润回报就会增加，追逐自我利益的理性会使生产者把更多的资源投入该商品的生产；当该商品的供给增加之后，其价格会降低，利润回报会减少，生产者也会逐渐减少对该商品的投入，转而把资源投入其它需求大、价格高、利润好的商品。如此基于个人追逐利益的理性而形成的资源配置，正是无形之手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所造就的，最终使消费者得到了想消费的东西，使生产者得到了想获取的利润，是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亚当·斯密在18世纪提出“无形的手”

在这个理论叙述中，关于市场配置资源所涉及的“利益”没有作“时间性”的说明，无论是消费者的利益、生产者的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都没有明确地说明是现时利益，还是未来利益。不过可以谅解的是，由于已经假设人是理性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是理性人，都是理性地追逐自己的利益，其追逐应该是会理性地平衡现时和未来，因此，所述的“利益”也就不需要细分为现时利益和未来利益，就可以统而称之。

这种统而称之的叙述以及分析方法，对某些产品是基本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温饱满足之前的、与温饱相关的产品。因为温饱相关产品是要满足人的现时温饱利益，而人只有满足了温饱，才能生存，才能有未来的发展，才能有未来利益的满足，所以在消费和生产这类产品时，现时利益和未来利益基本是统一的，不必细分。

但是，这种温饱相关产品所表现出的统一性，在其它的许多产品和服务方面，就未必如此，譬如“教育”，接受教育往往需要寒窗苦读，是一件现时利益要减损的事情，但未来利益却会增加；又譬如“抽烟”，享受了现时利益，却损害了未来利益。

由于温饱相关产品具有的现时利益和未来利益的统一性，当人们消费的大部分产品是这类温饱产品时，他们发出的市场消费信号会使市场的无形之手把资源配置到生产这些产品的地方，如此的资源配置，既有利于现时利益，也有利于未来利益，是合理的资源配置。在亚当·斯密提出无形之手概念后的很长时期内，社会中大部分人的消费是以温饱产品为主，这可以从历史上的恩格尔系数资料中看到。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数比重，虽然食品消费并不包括所有的温饱相关消费，而且有些食品消费也未必一定是为温饱（譬如有人温饱满足后为了“炫富”而消费奢侈食品），但是恩格尔系数是一个与温饱消费关系很密切的指数，在没有其它更好的历史指数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是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指数。

考察历史上的恩格尔系数可以看到，直至19世纪后期，许多西欧国家的恩格尔系数都还在60%以上，即60%以上的消费是食品。譬如当恩格尔在1857年发表其著名的有关恩格尔系数论文的时候，比利时一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是在60% 以上。恩格尔使用当时搜集到的比利时153个家庭的收支数据来计算恩格尔系数，这些家庭的收入状况被分为低中高三组：最低组是需要倚赖公共援助的穷困家庭，中等组是不倚赖公共援助但其收入仅够维持生活的家庭，高等组是生活状况舒适的家庭。这低中高三组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70.9% 、67.4%、62.4%，都在60%以上。[2]至于亚当·斯密在18世纪写《国富论》、提出无形之手概念时，欧洲大多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大概都会比19世纪的比利时家庭更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西方国家的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譬如在1900年至1910年期间，美国家庭的食品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例是在40%-45%之间，到了1920年代，此比例已降为30%或以下。[3]1996年的恩格尔系数，美国是9.73%，德国是13.09%，墨西哥是26.63%。[4]

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实证经验中可以看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恩格尔系数会逐渐降低。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反应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恩格尔系数高的时候，是大多数人温饱没有被满足的贫困阶段，恩格尔系数低的时候，是大多数人的温饱已经被满足的丰裕阶段。在这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市场无形之手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会有不同吗？此处所关注的“不同”，着眼点是对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市场无形之手的指导下，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能够达到促进社会利益的目的”。

也就是说，市场配置资源是能够“促进社会利益”的，而这种社会利益，既包括现时利益，也包括未来利益。本文要探讨的是，在温饱满足前和温饱满足后的这两个不同的阶段，市场配置资源是否都能够促进社会利益，尤其是促进社会的未来利益。

温饱满足前后的市场性质变化

当经济发展之后，社会逐渐从贫困变得丰裕，大多数人的温饱逐渐得到了满足，此时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也逐渐成为总消费中的小部分，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成为总消费中的大部分。这种消费结构的改变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吗？这种影响对社会群体的未来利益是有利还是有弊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会对未来发展产生的影响，其次再看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会对未来发展产生的影响，然后比较两者影响之间的差异。生活必需品消费的影响比较简单，一般来说，消费生活必需品会对未来发展有利，因为生活必需品是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而生存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生存也就不可能有发展，不可能有未来。但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对未来发展的影响则相当复杂，有的会有利，有的会无利，有的甚至会有害。譬如教育的消费是对未来发展有利的，买奢侈品的消费对未来发展就未必有利，消费对健康有害的产品、对环境有高污染的产品则对未来发展是有害的。

由此来看，以生活必需品为主的消费结构，一般来说会对未来发展有利。而以非生活必需品为主的消费结构对未来发展的影响则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如果其中对未来发展有害的成分很大，就会对未来发展不利；如果其中对未来发展有利的成分很大，就会对未来发展有利。在社会处于贫困的时代，由于消费结构是以生活必需品为主，由这样的消费结构形成的市场需求，由这样的消费结构拉动的经济发展，多数表现得对未来发展有利，能够推动社会的未来发展。而当社会进入丰裕时代，消费拉动对未来发展的影响就不会这样简单，如果消费结构中对未来发展有害的成分很大，这样的消费拉动很可能给未来发展造成不利的陷阱；而如果消费结构中对未来发展有益的成分很大，则可以为未来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从温饱的角度来看，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非丰裕社会里，由于消费结构中的大部分需求是生活必需品，无形之手根据这样的需求信号来配置资源，是可以如斯密所言“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但是，在温饱满足后的丰裕社会，无形之手的行为就变得相当复杂，它未必一定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回顾近年来丰裕社会的经济发展现实，可以看到不少无形之手错配资源、损害未来利益的例子。

譬如房地产泡沫，不少国家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况下发生了房地产过热的泡沫。房屋本来与温饱相关，人的生活必需品包括一定数量的房屋，但是超过一定数量的过大居住面积就是非生活必需品了。在丰裕社会中，很多人享有了“必需品”的房屋数量之后，仍会随着非理性的惯性，追求越来越大的住房，继续发出市场需求信号。无形之手不能意识到人们的这种过度消费是非理性的，仍然会随着消费需求信号把过量的资源引入房地产，最终吹出巨大的泡沫。这个泡沫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源头，是日本、爱尔兰、西班牙等国跌入危机陷阱的重要推手。

在温饱满足后的丰裕社会，无形之手的行为就变得相当复杂，它未必一定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又譬如金融产品的泡沫，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产品创新十分活跃，这些产品在市场上给创新者带来了快速而巨大的利润回报。从次贷债券到各种奇异金融衍生品，这些创新产品都受到了无形之手的配置惠顾，获得了巨额资源，金融业在美国GDP中的比例这些年来增加迅猛，正反映了无形之手的这种资源配置取向。金融创新产品的崛起一方面使美国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了增长，但另一方面又给未来的金融海啸设下了陷阱。2008年的金融海啸深深地损害了美国以及其它国家的社会群体长远利益，无形之手作出的这种资源配置，显然不是“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的。

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工业的兴起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电子产品工业的兴起，以及随之带动的互联网等信息产业的发展，一直被视为市场无形之手的成功之作，它促进了新兴产业，推动了结构转型，促进了经济增长。不过，认真分析电子和信息产业的兴起过程，却可以看到无形之手扮演的角色并不是最关键的。不可否认，当消费者对电脑、手机、互联网表现出巨大消费热情的时候，是无形之手把大量资源引入了电子和互联网产业，使这些产业能够突飞猛进地发展，但是无形之手并不是促成电子产品诞生的根本因素。

什么是促成电子产品诞生的根本因素呢？科学家指出：是量子力学。美国加州大学的物理教授撰文分析电子产业得以兴起的根本原因时写道：“没有量子力学，就不会有今天的‘信息时代’。”[5]物理学家是在一百多年前开始研究量子力学的，当时他们并不是受市场无形之手的驱动，他们是为了要认识宇宙的基本原理，要理解微观世界的规律，才进入了电子世界。无形之手一般不会驱动资源去进行基础科研，但是一旦发现基础科研的某些成果可以利用来生产某种有利可图的消费品，无形之手就会介入。基础科研是探索基本规律的，当一种规律被认识之后，会开启一道利用这种规律为人类需要服务的大门，而当这种服务转换成一种可以消费的商品之后，无形之手就开始活跃起来，把滚滚资源配置到生产这种商品的行业中，无形之手一般不会给实用消费价值仍然渺茫的研究项目配置资源。基础科学研究是对宇宙基本原理的探索认识，将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不过，具体影响将会是什么，市场难以预测，无形之手发不出信号。无形之手擅长发出的信号，是能够及时消费的东西，是可以快速获取利润的产品。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当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比重加大之后，市场消费信号呈现了复杂性，无形之手的运作表现出了异于贫困时代的特性。

在贫困时代，斯密描述的市场无形之手的特性是，当个人在市场上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无形之手通过价格机制可以使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成为对社会利益的促进。这种描述隐含着一个假设：人会理性地追求自我利益。但是，如果人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而是去追求非理性的“自我利益”，无形之手还能够通过价格机制使自我利益的追求成为对社会利益的促进吗？

譬如，人非理性地判断“购买超大豪宅是自我利益”，因而大肆进行豪宅消费，刺激发展商大量供应豪宅，社会资源被过度配置到豪华住宅的房地产中去，这样的资源配置会引发房地产泡沫，显然是不能促进社会利益的。在贫困时代，由于人们维持基本温饱的生活必需品尚很匮乏，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无论个人的理性程度高低，大多数人都会去追求生活必需品。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贫困时代的追求自我利益大多趋向理性，无形之手隐含的假设就可以省略对理性的考虑和验证。

但当社会进入丰裕时代之后，理性的利益判断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追求已经超越了追求生活必需品。在对非生活必需品的追求中，人们需要用理性来判断，哪些追求是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哪些追求是无利于未来发展的？哪些追求是有害于未来发展的？

有利未来发展的六大行业

在温饱满足之后，哪些是有利于未来发展的理性目标呢？

如果把“生存发展”视为理性目标的话，克服妨碍生存发展的障碍就是理性的目标。在温饱满足之前，理性目标是克服温饱匮乏的障碍；在温饱满足后，克服其它妨碍生存发展的障碍，就是应该追求的理性目标。

当温饱满足之后，可以看到妨碍生存发展的障碍主要有六类，其中三类主要与妨碍生存的障碍相关，另外三类主要与妨碍发展的障碍相关。当然，生存和发展本身存在着密切联系，这六类障碍之间的联系是不能断然切割的。

什么是妨碍生存的三大障碍呢？第一大障碍是疾病，生老病死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第二大障碍是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这是对人类生存可持续性的威胁；第三大障碍是外族外国的入侵，这是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整体生存的颠覆。因此，如何保持健康，如何保护环境，如何防御侵略，是温饱后迫切需要解决的保障生存的三大问题。市场是否能够合理地配置资源来解决这三大问题呢？

克服第一大障碍的疾病问题是需要依靠医疗保健服务。由于医疗保健所具有的特点，无形之手在配置资源方面常常表现不佳。医疗保健的需求具有三个与其它需求很不相同的特点。第一。生病兼有不可预测性和急需性，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生病，一旦生病却需要马上医治，而医疗服务的供给又具有长期性，如果等人生了病向市场发出需求信号，再去培养医生是根本来不及的，供需之间的这种复杂错位，往往使得无形之手举止无措。第二，保健预防的需求必须以消费者的知识性、反惰性、远瞻性为基础，知识性是指人需要掌握了相关的卫生知识，才可能产生预防需求；反惰性是指人需要克服自己的惰性，才会身体力行那些“辛苦”的预防消费（譬如到健身房做锻炼）；远瞻性是指人需要有远瞻的理性，才会把钱用在预防方面而不是及时行乐。要想让人进行预防性的消费，需要在知识性、反惰性、远瞻性方面下功夫，但这些功夫无形之手是不易承担、难以胜任的。第三，收入与疾病具有不对称性，人在中青年时收入多、生病少，人在老年时收入少、生病多，健康的人收入多，生病的人收入少。这种不对称，使得医疗需求会被收入压抑扭曲，而当医疗需求被收入压抑时，无形之手是不会把资源配置去帮助这些人克服生存障碍的。

在现实中可以看到很多市场配置医疗资源欠佳的例子，对比美国和英国的医疗制度，就可以看到在克服“生老病死”障碍时，无形之手不能获得合理高效的结果。美国的医疗制度是充分市场化的私人医生、私人保险制，英国的医疗制度是非市场化的公费医疗制。从“生老病死”的宏观指数来看，英国比美国更为优越，英国的预期寿命比美国高（2010年英国是80岁，美国是78岁），英国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比美国低（2010年英国是千分之5，美国是千分之8）[6]；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医疗方面的支出还比美国少，从医疗保健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来看，2010年美国是17.7%，英国是9.6%[7]。美国的市场无形之手，不仅没有很好地克服生老病死的生存障碍，而且耗费的资源多，收取的成效少，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

克服第二大障碍是要做好环境保护，市场无形之手在这方面也存在着缺陷和问题，因为环保需求也像医疗一样，有着与其它众多消费需求不同的地方，而且环保需求甚至还有与医疗需求不同的特点。医疗的需求是可以排他享用的，一粒药只能一个人服用，一个手术只能一个人接受。环境保护的需求则很难排他享用，雾霾的空气全城人都会吸入肺中，治理好雾霾全城人都能共同享用。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8]在《丰裕社会》一书中对市场的“丰裕供给”与“吝啬供给”作过精辟分析，指出在市场上丰裕供给的东西，往往是受益排他独享、外部性成本推给社会的；而吝啬供给的东西，则是受益不能排他、成本却要个人负担的。[9]环保恰恰就是属于后者，环保的受益者是整个社会，而环保的成本却需要由个人负担。购买环保产品个人要多付出金钱、使用公交不开汽车会造成个人不便……这些都是需要个人承担的成本，但因此可以带来的环保受益者，是整个社会，而且还是未来的社会。这种受益不仅不能排他，甚至还有可能“排我”，如果全球变暖是100年以后的事情，对于不能再活100年的人岂不是“排我”？这就使得环保成为了市场吝啬供给的东西。

第三大障碍是外国入侵，一个国家一旦受到侵略，其国民的生存立刻会受到威胁，要克服这个障碍，国防是重要手段。国民需要国防，国防是国民的共同需求。国防这种“消费需求”是非常特殊的，也和环保一样不能排他，如果外国入侵了，国人都会受到伤害（极少数卖国贼除外）；如果国防强大抵御了入侵，国人都会受益。由于国防受益不能排他，同时也由于国防对规模要求很高，所以国防几乎全是由政府供给的。无论国防需求如何强盛，市场也很难提供令人满意的供给。

在温饱满足之后，除了要克服生存方面的障碍，还需要克服发展方面的障碍。应对发展方面的障碍，需要的是另外三大类的产品和服务，一是教育，二是科研，三是基建。在提供这三类产品和服务的时候，市场的表现相当复杂。一方面，市场可以提供一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但另一方面，却也表现出局限性。

这种复杂性和局限性在教育服务方面很突出。由于教育具有受益排他性，因此很容易由市场供给，私立学校比比皆是；但是又由于教育具有的另外一些特殊属性，使得无形之手很难为社会的长远利益作出高效率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具有的一个特殊属性是“受益滞后”，消费教育是要“先吃苦、后受益”的，前期要投入金钱方面的费用，还要付出脑力、甚至体力的“辛苦”，要寒窗苦读若干年后，才有可能获得收益。这种受益滞后性，使得缺乏远瞻理性的消费者不愿意去消费教育，他们情愿更多消费那些能够及时行乐的东西，若按他们发出的市场消费信号来配置资源，无形之手不会为他们供给教育。教育具有的另一个属性是“外部性”，教育有溢出效应，教育可以提高人口的素质，能对整个社会溢出有益的影响。正因为教育具有这样的外部性，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教育进行了干涉，而不是听任无形之手的摆布。譬如美国就有强迫教育的规定，年龄未及16、17或18岁（各州对年龄的规定有所不同）的未成年人，必须接受教育，否则要受处罚。这样的强制规定既是为了受教育者个人的未来利益，也是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当政府作出了强迫教育的规定之后，政府还需要提供相关的教育服务，因为很多人没有经济能力支付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由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就成为了教育的重要供给者。

科研是克服发展障碍的重要手段，而在提供科研服务方面，市场的表现也很复杂。市场为科研配置资源主要通过企业的“研发”，许多新产品的出现是研发的结果，这些产品之中有不少对人类发展极为有益，譬如新的医药、节能的机器、环保的设备……不过，这些产品都兼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必须是能够为生产者带来利润的。不能产生利润回报的研发，无形之手一般不会配置资源去经营。自由主义的经济学非常赞颂企业在自由市场中的研发以及对发展产生的作用，强调只有自由的市场才能够给企业以更好的激励来进行研发，美国的硅谷就是好例子。在市场的自由空间中，在利润的激励引导下，的确许多新产品研发出来了，推动了经济发展。不过，以利润为导向的研发虽然可以造就一些对人类发展有益的产品，但也会面临一些问题。

一个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制药业中。制药厂最大的成本支出是研发，美国上市药物的研发成本大约是一种新药平均需要10亿美元[10]，但一种药物一旦研发出来，随后的生产成本则很低了。这种研发成本与生产成本极不对称的特性，使得利润导向的医药企业必须依靠专利和垄断保护，它们把新药的价格订得很高，用专利和垄断来保护这种高价，以便能够支付前期的研发投入，以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药物是帮助人类克服生老病死的生存障碍的重要手段，但这种高价却使很多人无力购买，使生存障碍无法克服，这就是无形之手的局限性。

正是由于无形之手在这方面有局限性，很多科研必须由政府资助。如果是政府资助的科研，专利等等的问题就可以避免，可以使科研成果尽快让社会共享。在很多国家，包括奉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美国，政府资助都是科研经费的重要来源。由政府资助科研的好处是很明显的，科研成果由社会分享不仅避免了专利高价的问题，还能使相关项目不必再浪费资源做重复实验，加速了相关科研项目的发展，而且政府能够调动跨领域的大量人才进行合作研究，私人机构则很少能够做到这点。另外，对于实用价值渺茫的基础科学研究，以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项目，市场化的企业不会有兴趣，非牟利的私人基金数量不大，只有政府才可能担此重任。这类科研对基本规律和基本理论的探讨，也许不能营造利润，但是可以使人类逾越更多的障碍，使人对世界、对自己、对社会、对宇宙有更深刻的认识，有更准确的把握，使人可以减少被无知黑暗掌控，使人能够进入更高的境界。在温饱满足之后，人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更有可能进入这样的境界，但如果人被利润最大化所诱惑，执意要把资源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取向来配置，那么人类就很难逾越障碍、很难进入更高的发展境界。

消费者、生产者、政府都需要理性

当温饱满足之后，市场配置资源很有可能是非理性的，但其非理性的程度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表现，该程度是取决于市场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理性程度。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消费者理性程度很高，能够理性地顾及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来进行消费；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生产者具有企业社会责任感，能够理性地顾及社会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来进行生产，那么，这个社会中的市场无形之手就可以为长远发展和全面福祉做出理性的资源配置。

古典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人是理性的，人的经济决定是理性的。这显然是对人的理性程度的过高估计，后来的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证都显示，人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虽然人很多时候会处于非理性的状况，但这并不是说人完全没有理性。经过人的自觉努力，人可以少一些非理性，多一些理性。如果人不自觉努力，而自认为自己天生就是理性的，人的非理性行为就会膨胀。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在温饱满足后理性变得更加重要。如果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消费对未来发展有益的东西，如果生产者能够理性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来生产对未来发展有益的产品，这个国家及其国民就都能够享受到长期和全面的福祉。在温饱后的丰裕阶段，理性地配置社会资源不仅更为重要，同时也更为可能，因为温饱后人们有了更充沛的精力、更多的信息资源，可以进行学习，可以通过实证和数据来检验和修正自己观念，使自己的经济行为更为理性，更有利于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

虽然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通过自我努力提高理性程度，但很多时候仍会表现得非理性，使得市场的资源配置无利于长期发展和全面福祉，此时需要有形之手的理性干预，以便资源配置能够更为合理。操纵有形之手的是政府，有形之手的理性程度是由政府的理性程度决定的。从历史上的实证资料来看，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策，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这种理性程度的差异，往往源于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决策官员的素质，二是官员能够掌握的数据信息。如果官员具有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和全面福祉服务的情怀，而且具有理性的能力素质来分析解决问题，这样的官员就很可能作出理性的决策。当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理性的官员还需要有大量翔实准确的供需信息，才能进行符合现实的分析，使其理性决策能有利于长远发展和全面福祉。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信息的改进为有形之手理性配置资源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如果政府官员确实具素质和情怀，就能够发挥出政府理性干预的良好作用。

正如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理性，政府也难达到完美理性的高度，但是，消费者、生产者、政府都有自我改进的空间，都有进一步优化的可塑性。如果一个社会中的这三者，都能够自觉地改进自己、优化自己，这个社会的资源就可以配置得越来越合理，越来越有利于长远发展和全面福祉。但如果这三者都不思进取、不愿意自我改进，而是听凭自己短期狭隘的利益冲动，任由无形之手做出非理性的资源配置，这个国家就可能不断地陷入危机，难以崛起。

[1]A·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ed. Kathryn Suther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98年，第292页。中文参考郭大力、王亚南的翻译。

[2]关于恩格尔的比利时数据，参阅Manisha Chakrabarty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Calcutta, India)和Werner Hildenbrand (University of Bonn, Germany)：“Engel’s Law Reconsidered”，德国波恩大学论文，2009年 。

[3]参阅Stanley Lebergott：《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New Measures and Old Motiv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普林斯顿，1996年。此处的食品支出是包括烟酒的。

[4]参阅Anne Murcott, Warren Belasco, Peter Jackson（编辑）：《The Handbook of Food Research》，Bloomsbury Academic出版，2013年。

[5]参阅Ian P. Bindloss：“Contributions of Physics to the Information Age”，http://www.physics.ucla.edu/~ianb/history/

[6]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7]资料来源：经合组织（OECD）。

[8] J·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 - 2006），美国经济学家。

[9]J·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第14版，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出版社，波士顿，1998年。

[10]参阅Joseph A. DiMasi, Ronald W. Hansen, Henry G. Grabowski：“The price of innovation: new estimates of drug development costs”，载于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2 (2003) 15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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