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说“2030年世界经济主要中心转移到中国” 龙永图“泼冷水”
【观察者网综合报道】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于3月23-26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主题为“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会期四天。会议设置42场分论坛、12场闭门对话。
26日上午,在“中国经济对话换个角度看经济:供给侧的风景”分论坛上,向来有“乐观派”之名的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如果中国经济可以维持稳定新常态6%左右的增长,2030年中国经济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转移到中国,不可避免,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中国,也不可避免,我们自己要有信心。
林毅夫出席博鳌论坛
然而,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却给林毅夫泼了冷水。龙永图表示,“你的雄心壮志非常好,到了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中国未必能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如果中国不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是体量很大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出不了经济学家。
林毅夫表示,很多东西跟发展阶段有关系。比如说50年代、60年代日本产品给人的价格是什么,价格便宜,质量不行,后来他们的技术积累,就把这些低水平的东西放到亚洲去生产。产品质量很低,价格性能比不错,现在80年代、90年代我们中国大陆在发展的时候,就是给人家这种印象。
“我确实相信随着我们收入水平提高、技术积累高了,如果还要这个行业里面存在,它一定要加强技术研发、技术创新、频率管理,将来中国可以涌现很多世界的名牌。每个国家都走过这个路子,我们不可能在低收入阶段的时候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力量做很精细的东西。”林毅夫说。
他表示,做很精细的东西创造就业机会不多,总的来讲资本回报率也不高,有时候和发展阶段相关。关于经济学家的事情确实,我们现在经济学家确实在国际上的影响不高,世界上经济学人的中心一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习倍出的世纪。
林毅夫认为,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世界的著名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而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发生在英国的这些事情,对国际上的影响最大,对这些问题提出解释的理论在世界上被认为是重要的理论。同样的情形从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经济中心转到美国,解释美国经济现象的理论就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理论,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大部分是美国的经济学家。
如果我们的经济可以维持现在稳定新常态6%左右的增长,2030年中国经济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2030年以后我们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我们还有相当的差距去赶,我们的经济发展还会比较快。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转移到中国,这是不可避免,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中国,也不可避免,我们自己要有信心,现在做好准备专注机遇,相信我们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也可以像现在,我们在空调机、手机、工业方面的贡献。
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资料图)
对此,龙永图持不同意见,他说:“到了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中国未必能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不是量的问题,更多是质的问题。如果中国不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是体量很大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出不了经济学家。在这种体制之下,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不过是一些解读计划经济观视政策的教授和专家,而不是经济学家。”
此外,针对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之所以放缓,除自身有需要完善之处外,也与国际经济大环境有关。
他表示,目前世界经济还没有从金融危机中完全复苏,与中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速也在放缓,幅度甚至比中国还大。以巴西为例,2010年该国经济增长7.5%,2015年同比缩水3.8%。
林毅夫说,虽然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创下1990年以来新低,但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其他经济体增速也在放缓,幅度更大。总体上看,“我们还是要有信心。
谈及中美关系,林毅夫表示,两国在诸多领域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对美国而言,无论是促进就业增长还是保持经济繁荣,都需要和中国合作。“形势比人强”,林毅夫说,中美应当加强合作,否则会两败俱伤。
供给侧改革与产业政策应相辅相成
在分论坛上,林毅夫表示,供给侧调整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依靠产业技术的不断创新,而当更高附加值产业的不断涌现,如果没有供给侧调整,劳动力水平和收入水平就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是转型中国家,走的是渐进式道路,发展和转型是同时进行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持续保持经济增长,得益于供给侧的不断调整与改革,但许多措施实际上属于产业政策范畴。如果没有产业政策的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科研等方面,就很难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因此,供给侧改革与产业政策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过度强调或忽视其中之一。
财富向房地产转移是城镇化的必然过程
在回答网易财经提问时。林毅夫表示,中国还处于城镇化过程中,房地产依然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性行业,过程中财富向房地产转移是中国城镇化的必然过程。
比如说新加坡,2010年的增长速度15.2%,去年是2%,韩国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去年2.6%,下滑幅度比我们高。这些都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也就是说,它是高收高表现,也就是我们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它们基本没有,怎么样会这样子?其实道理就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没走出来。
在这样一个国际周期之下,发达国家发展不好,出口一定减少,2008年每个国家、每个经济体都采取了一些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进行一些投资,这些反周期的政策基本上五六年的时间都健康(音)了,但是国际经济还没有恢复,所以大家投资的积极性低,这是我们现在经济下滑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我们如果要让经济发展在这种国际下滑周期时发展得比较好,一方面应该更多地依赖财政政策,用财政政策的扩张来支持一些属于短板领域的投资。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短板领域里面基础设施还有短板,尤其是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环境有短板,城镇化有短板。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合适的投资增长。
中美之间主要是“互补”
中评社记者:您1月份的时候曾在美国纽约向特朗普推销“中国模式”,建议加大基建投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下个月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会晤。您认为,他们会就相关方面达成共识吗?5月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要在北京举行,您对中美未来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有什么看法?
林毅夫:中美关系是现在国际上非常关注的。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的经济体,老大跟老二之间要是关系紧张的话,影响的不仅是老大、老二。
对于美国在贸易、经济等方面产生的问题,特朗普从“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富强起来”的角度上思考,认为这里面的很多问题是中国引起的。我刚刚参加另外一个论坛,大家经过理性地分析,认为中美之间主要是“互补”,两方的合作是共赢。但是特朗普在选举的时候做了很多选举的承诺,在这种状况之下,中美之间就会有一些紧张的关系。
但是中美之间的合作其实是双赢。中美之间必须要合作,这是唯一的选择。中美可以找到一个容易谈的地方开始来谈,从大家有共识的地方开始谈,比如说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下滑时的一种财政政策,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
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2009年的时候我在世界银行开始推行这个概念,当时同意的人比较少,并不是他们不同意我的分析,是因为当时大家认为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可能跟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发生的金融经济危机一样,三个季度到七个季度(当年林毅夫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持续时间的判断是长期危机,而当时主流的观点是危机只会持续三个季度到七个季度),这种状况之下只要发失业救济、维持社会稳定就好了。
但是当时我判断2008年的这场危机可能是长期危机,长期危机你单单发失业救济是不行的,因为你单单发失业救济的话,政府的开支增加,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的财政减少,赤字会增加,这长期是不可持续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找到一个什么办法?找了一个办法,短期能创造就业,减少失业救济的需要,长期还能提高生产率,发失业救济不能提高生产率,吃了就没有了。
但是对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在短期创造就业、减少失业救济的需要,长期消除增长瓶颈,生产率水平提高,财政收入增加,并且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建基础设施的成本也最低,因为各种材料价格低。
我很高兴现在国际上逐渐变成共识,比如说2014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它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也在强调,经济下滑的时候是基础设施投资最好的时候。20国集团在2010年首尔峰会开始也强调基础设施,我们去年杭州的峰会也强调全球基础设施,那就是在国际上有共识了。
特朗普现在也强调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所以他准备在美国推行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既然这些大家有共识,就容易谈。
就像中美之间在奥巴马的时候,当然,中美之间也有不少争议,但是在全球气候变暖上是有共识的,所以中美合作2015年就达成了《巴黎协议》。
我也希望这一次我们习主席跟特朗普见面的时候,从大家有共识的地方作为双方讨论的切入点。当然,达到共识以后,当双方能够牵手认为你对、我对、对我好对你好对世界也好,在这个基础上气氛就不会那么僵,可以再谈其他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只要能坐下来谈,不管是从理论的分析还是实战的经验,我都认为中美之间其实在经济上是互补的。美国如果说实行保护主义,中国有一句话,“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
在论坛上,对于主持人提出的“特朗普决定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定,中国表示将促进全球自由贸易时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中国是否将成为世界领袖?”这一问题,林毅夫表示,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中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当中受益,我们希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能够成为组织全球事务的组好原则,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其他地方。在过去,中国是选择支持这一点,但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在这方面起到领导性的作用。中国是全球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者,但并非领导者。
对于美联储的加息问题,林毅夫提到,美联储增加利率,人们已经预期到了,我们看到资本重新流回了美国,当然这就使得美国的股市增长,但是也导致了其他国家面临一些问题。在其他国家管理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管理他们的资本帐户方面,会产生一些挑战。因为美元是全球的储备货币,他们在增长利率的时候也要思考一下这种政策对于其他国家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林毅夫进一步指出,当然,增长利率对于就业重新回到美国是有好处的,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有可能会被孤立,有可能成为一个孤立的经济体。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完全实现把自己这些就业重新引回美国的做法。但是与此同时,增加利率是不具有长远性的,特朗普也承诺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对于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林毅夫提到,中美合作对于两国而言都是有好处的,从根本上讲,中美之间在许多领域是相互补充和依赖的,不然的话是两败俱伤。但这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尝试,对于美国的就业、对于美国的繁荣而言,都是需要与中国建立一种合作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