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英国脱欧谈判开启，分手费该怎么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英国政府于3月29日正式向欧盟提出脱欧申请，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此前曾宣布，将于一个月后的4月29日举行欧盟特别峰会，专门研讨并制定谈判策略。
据报道，谈判将在今年初夏开始，为期两年。谈判的主要内容包括英国的“脱欧费”，其中包括欧盟资助的在英项目、欧盟官员退休金的英国部分、双方在彼方生活工作的公民的前途、如何处理英国和欧盟在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之间的陆地边界等议题。
图斯克表示：他本人希望英国能留在欧盟，但既然多数英国人决定离开联盟，那现在该做的就是尽可能减少“离婚”官司给欧盟带来的痛苦。他的这番话预示着英国脱欧谈判将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事。
英欧“婚姻”：恩恩怨怨四十年
“有一种灵丹妙药，可以在短短数年内即将整个欧洲或欧洲之大部打造成今日瑞士这样自由和幸福的国度。这个灵丹妙药就是重塑欧洲大家庭或其中的一大部分。我们必须给予它一个能在和平、安全和自由里生活的新秩序。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类似‘欧洲合众国’的架构”。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46年9月19日在苏黎世大学提出上述愿景时，或许已经想到欧洲一体化在未来几十年内会有长足的进展，但他一定没想到，这个未来的“欧洲合众国”中竟然会不包括自己的国家。
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可谓一波三折，当年入盟就很难产：丘吉尔1965年1月24日去世前，见证了英国首次申请入盟被拒（1961年），他离世两年后，英国再次提出申请，还是被戴高乐挡在门外。
相爱不易，分手亦不易
法国总统如此不容商量地拒绝英国入盟主要出于地缘政治考量，他担心英国入盟后会削弱法国在共同体内的领袖地位，也担心美国会通过英国增加在欧洲的影响力。但他在公开表态时却从另外一个角度作了以下陈述：
“《罗马条约》是由六个经济上同类的大陆国家签署的。但英国是个岛国，是个海洋国家，与远方不同的国家有着贸易和运输往来，它是一个有工业、贸易，但几乎没有农业的国家，在各个领域有着自己的习惯和传统。简而言之，英国的特点、结构和经济与大陆国家有着很大的区别”。
笔者先不说戴高乐的地缘政治考量是否有道理，但他的“英国异类说”却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戴高乐1969年的辞职标志着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最大阻力不再存在。三年后，伦敦第三次提出入盟申请，并正式成为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可是，如此艰难获得的机会两年后即受到英国人的质疑：1975年，英国议会和民众就去留问题进行表决。公投前，哈罗德·威尔森首相（Harold Wilson）与四十一年后的戴维·卡梅伦一样，先与联盟的其他成员国讨价还价，作为英国留欧的条件。结果，67.2%的公民支持留欧，一场脱欧“闹剧”总算闭幕结束。
1984年底，一向以强硬著称的撒切尔低下高贵的头颅，前往北京签署归还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但就在那年的夏天，她在法国枫丹白露举行的欧共体峰会上，却尽展“铁娘子”威风，她把几乎从不离手的拎包重重砸向会议桌，愤怒大喊：“我只想要回我们国家的钱！”（I want my money back）据说，从她手中飞出的皮包差点击中坐在对面的法国总统密特朗。
她的理由是：首先，英国从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不得不佩服戴高乐当年拒绝英国入盟的分析）。其次，根据1984年的比较，英国的富裕程度低于其他国家。
最终，在座的欧共体男领袖们决定“集体投降”，同意每年将英国给欧共体缴纳预算金额中的66%退还给伦敦。从1985年至2014年的三十年间，这笔所谓的“不列颠折扣” 累计1110亿欧元，最高时（2001年）达73亿欧元。但欧共体“就范”的真正原因并非撒切尔的砸包举动，而是英国政府在之前四年中一直阻碍联盟的决议，从而引发了所谓的“欧洲硬化症”（Eurosklerose）危机，使联盟的政治行动力近乎瘫痪。
应该说，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几乎一直扮演着某种特殊角色，并在不断的讨价还价后也最终获得了某种特殊的地位：
1995年，申根协议生效，英国和爱尔兰不在其列，只部分参与边防联合行动。
1998年，15个欧盟成员国家进入经济和货币联盟第三阶段，使用共同货币欧元，但根据《马斯特里赫条约》，英国和丹麦不必加入。
2000年12月7日，欧洲理事会在尼斯颁布《欧盟基本权利宪章》，英国和波兰选择不参加。
2004年，欧盟东扩硕果累累，吸纳了十个新成员国。开始时，大部分旧成员国对来自东欧新成员国的劳动力采取了限制性的过渡措施，只有英国、爱尔兰和瑞典从一开始就彻底开放劳务市场。
伦敦的开放举措一方面符合其一贯的经济最大限度市场化的传统，同时也与当时英国经济走势强劲有关：连续十年年平均增长率为3%，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三十年水平（2%）相比，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失业率在2004年（2.7%）创历史新低，当时德国和法国的同期失业率都呈上升趋势。连欧盟委员会都承认英国是联盟中“最健康和强壮的经济体之一”。
但是，伦敦在开放人员流通方面犯了二战后相同的错误。当时，英国为了恢复经济，大量接收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移民。后来经济出现不景气，劳动市场供大于求，本地人认为这些移民抢走了自己的饭碗，占了社保好处，因此社会矛盾恶化。英国政府迫于民意压力，制定了《 1971移民法》，收缩了传统的宽松政策。
这次伦敦重蹈覆辙，引起民怨。本来这是本国政策失误导致的结果，但2015年夏天默克尔失败的难民政策给英国人提供了把内政矛盾转嫁给布鲁塞尔的口实，限制欧盟人员自由流通成为去年公投退欧的重要理由之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国的确是一个令欧盟头疼的成员国。对欧陆各国的来说，英国人很特别：一方面他们刚愎自用，斤斤计较，在要求获得特殊待遇方面毫不含糊。同时，它又是建立欧盟单一市场、促进自由贸易和加速欧盟东扩的主要推手；在国际金融领域，它也为提高欧盟的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英国在欧盟中的角色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政治一体化的阻力。
英欧分手，代价不菲
围绕英国脱欧，舆论中有“离婚说”，也有“分家说”。但无论是哪种，代价都不菲。有一个数字在空气中弥漫：600亿欧元。对此，英国首相梅迄今缄口不提，她的阁员则一口拒绝这么高的分手费。
布鲁塞尔的谈判代表也知道这个数目非常棘手：一方面它可能导致谈判的破例，可另一方面这个账单又非凭空捏造。虽说亲兄弟明算帐，但布鲁塞尔若自己开口效果未必好。好在最后是一名叫阿莱克斯·巴克（Alex Barker）的《金融时报》记者在给英国一智库写的研究报告中得出了这个结论。这个报告就叫 “一张六百亿的脱欧账单”。他是依据欧盟委员会的内部数据，并用不同方式反复演算后得出了上述结论，这与布鲁塞尔的计算结果相距不远。
600亿欧元？！
巴克的结论今年二月问世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虽然没有直接证实巴克得出的这个数字，但用英国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来打比喻：如果你和27个朋友一起去酒吧，你为每人要了一杯啤酒，你虽然提前离席了，但这笔钱总还是要付的吧！脱欧应该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巴克和布鲁塞尔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归纳起来说，英国脱欧分手费主要有以下三大块：
第一，以往做出的支付承诺。欧盟的财政预算一次为期七年。一般情况下，各成员国答应提供资金，然后由布鲁塞尔做计划。这意味着，你七年前答应的资金，可能七年后才收到账单。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出现“12月份上火期”，即为了避免资金过期回炉，都赶在年底前急着把钱花出去。
但坏处是造成欠款如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据统计，到2018年底，需要支付的这类款项高达2410亿欧元，远远超出了欧盟一年的财政预算。但这笔钱无法抵赖，每个国家必须按照各自所占的国民经济比例支付。英国占15%，共360亿欧元；扣除当年撒切尔为英国争取来的“不列颠折扣”（Briten-Rabatt）后也要占12%，共计290亿欧元。
第二，涉及未来（具体说就是2019至2020年）的项目。英国人为何在决定脱欧两年后还要付账？布鲁塞尔的回答很简单：因为英国对本财政年度（七年）仍有义务，如，用于道路建设或资助失业人士的设施基金。英国一共参与了五个这类基金，所占份额约为170亿欧元（扣除“不列颠折扣”）或者220亿欧元（不含折扣）。
伦敦在东欧应该说人缘颇好，但这些地区实力较弱，因此从这些设施基金中获益最多，譬如，波兰和匈牙利每年都能从基金中收获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款项。如果它们喊出“无基金，毋宁死”这样的口号，笔者一点都不奇怪。现在的确也就是这些国家强烈要求欧盟在对英谈判时态度强硬，绝对不能让步。所以，一旦面对金钱了，朋友关系也就不管用了。
第三，欧盟官员的退休金。欧盟目前拥有22000名退休人员，到本世纪中叶，退休人数将翻倍。这些人享有的丰厚退休金并非出自社保基金，而是欧盟每年的财政预算。退休金的三分之一由官员自己每月交的退休保险金中出，但欧盟的账户上并没有将这笔钱与其他预算严格区分，因此，即便有所结余，也被派上了其他用途（说不定现在英国中部的某条公路还是用布鲁塞尔的退休金余额修建的呢）。
英国决定脱欧后，本应伦敦支付的那部分官员退休金谁来承担？梅政府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布鲁塞尔的退休金管理体系紊乱而愚蠢，与我们无关。另一种则认为可以按比例支付英籍官员的退休金。但布鲁塞尔的态度却很强硬：欧盟官员就是欧盟官员，与籍贯无涉，伦敦必须按比例承担所有费用，总共80亿欧元（扣除折扣）或100亿欧元（不含折扣）。
此外，“分手费”里还包括欧盟委员会为资助成员国所接受的贷款和担保。这些钱最后若能收回那还好，可如果爱尔兰或葡萄牙在偿还之前就破产了怎么办？英国可是承担了差不多100亿欧元的担保金。英国有两个选项：要么在脱欧时先一次付清，然后等这笔钱偿还后再收回；要么先不马上兑现，但必须做出支付保证，这意味着英国的脱欧账单还留有尾巴。
一般情况下，人们在进行这类谈判时会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但这次恐怕会反过来。欧盟内的那些净受惠国最关心的就是基金部分，它们要求先在这个问题上得出结论，同时还关注“英国脱欧后它们在英国的公民将如何办”、“他们还能继续留在英国吗”、“他们病了或失业了怎么办”这类问题。
毕竟这些所涉人员并非一个小数目：在英国有300万欧盟公民，在欧盟有100万英国公民。总之，英国脱欧谈判将是一场赤裸裸的数字交锋，笔者估计，这么多年的彼此交融，很多帐难以用数字来澄清，最后估计还会通过达成政治谅解和妥协来解决。
英国政府的策略是先聊未来与欧盟的自贸区和英国在欧盟单一市场内的特权。伦敦暗示，欧洲在脱欧谈判中越大度，英国在分手费和欧盟公民权利问题上也就越配合，即所谓“付出与收获对等”。但欧盟坚决不同意，坚持先谈脱欧，其他再说。好比离婚，必须先谈资产分离和赡养义务，谈妥之后再说今后如何相处以及如何过渡。
双方的立场大相径庭，手段也是软硬兼施，各自承担的压力也的确不小，所以，已有欧盟官员预测谈判将会很不顺，第一波危机或许今年秋天就会到来，说不定谈判尚未真正开始就不得不宣布结束。
英国脱欧，两败俱伤
根据笔者的观察，英吉利海峡两岸虽然交融多年，但彼此的成见和偏见却依然存在，且根深蒂固。俗话说，在一起是缘聚，若分手是缘尽，重要的是好聚好散。英国脱欧谈判在即，按理说，双方的精英阶层有义务用务实的态度去破除神话、消除误解。可惜，极端和蛊惑言辞似乎依然在两边盛行。
客观而言，英国脱欧并非理性决定，而是感性认定的结果。疑欧和脱欧人士的诉求很简单：夺回主权，拒绝受控。但笔者认为，卡梅伦作为政府首脑，在没有经过细致演算和权衡利弊之前就把决定权轻易交给对真相不甚了解的民众，这是很不负责的做法，是对民主的操纵和亵渎。
对于脱欧前景，英国人似乎更容易相信政客们的鼓噪。譬如现外长约翰逊就说：“与其他人相比，我们不仅进口很多德国轿车，我们还喝很多的意大利红酒。因此，他们在谈判时不会不顾及到这些”。言外之意，欧盟更需要英国，因此英国定能谈出更好的条件来。
根据“德国工业影响”（German Industry Impact）的调查，英国是德国的第三大出口国，德国的贸易顺差相当可观。德国企业对英国的出口额高达890亿欧元，而进口却不到出口的一半，仅380亿欧元。德国大公司（金融、机械制造和汽车工业）在英国的营业额差不多占总营业额的百分之十（1500亿欧元）。这么看，约翰逊所散布的乐观主义似乎不无道理。
问题是，这些德国企业在英国的员工人数约四十万，脱欧固然会给德国企业造成不小的损失，但对英国的劳动市场也有不小的负面影响，特别在物流、交通、金融、保险和贸易领域。因此，英国脱欧其实是两败俱伤的事情，没有大赢家可言。
德国这边对英国的成见和偏见也很严重，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误区之一。狡黠的民粹主义份子误导英国人脱欧，英国人早晚会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其实是受骗上当了。许多政治家（特别是左派阵营）至今仍持有这样的看法。事实是，2016年夏天的公投结果当然离不开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这类民粹主义者的鼓动，但欧洲怀疑论者在英国所有政党中都大有人在。公投之后的所有民调结果（除一次之外）均表明，英国大多数民众并不后悔脱欧决定，梅首相主持的脱欧谈判获得55%英国人的支持，反对者只有19%。
误区之二。脱欧将重创英国经济。公投之前，伦敦的精英阶层警告脱欧后果不堪设想，所有的媒体消息都将此认作事实。有意思的是，公投之后的统计数字却相当乐观，英国的经济指数几乎清一色的好；英镑汇率虽然稍有所降，但并未产生不好的影响。连公投时论调最悲观的英国央行也已承认自己的预测错误。它现在发表的2017年英国增长预测已经超过德国或欧元区的平均增长率。英国完全有理由信心满满地进入与欧盟的谈判，可德国的舆论却对此视而不见或缄口不提。
误区之三。只提及英国要为脱欧支付巨额分手费，而避谈欧盟因英国脱欧可能遭受的损失。不要忘了，在过去四十年里，英国是欧盟内唯一两个持续净支付国之一。单单2015年，它支付的预算费就达110亿欧元。英国脱欧后，这笔进项也就没有了，留下的亏空就需要其他成员国来补，德国又将承担大部。目前，英国举国上下都在热议脱欧事宜，但欧盟内民众的参与甚少，似乎这次谈判只是精英的博弈场。
英国脱欧，德国既舍不得，又巴不得
在英国脱欧这个问题上，德国作为欧盟重要国的处境颇为尴尬：在经济方面，英国在自由贸易等许多领域是德国的同盟军；在政治方面，英国却又经常给德国制造麻烦，使柏林很难推进全面一体化。所以，英国这次提出“离婚”，德国的心情是既舍不得，又巴不得。
笔者认为，英国的损失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且困难估计未必有想象的那么大，调整后重新开张，机遇将是崭新的；脱离了欧盟，英国等于重新获得了在国际上独立施展的自由和空间，在政治领域，英国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
欧盟的情况就不同了：失去英国这么一个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欧盟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会大打折扣；英国脱欧造成的资金、贸易和市场等方面的空缺将留下短期内难以治愈的后遗症；没有英国的欧盟，其政治一体化进展也未必会顺利多少。因此，英国回归“光荣孤独”对欧盟造成的不良后果要大于伦敦。
对德国而言，在联盟中失去英国这样的竞争对手，并不意味着自己的意志将更容易得以贯彻。2007年签署的《里斯本条约》在表决方面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均衡机制：双重多数表决制。即有关决议必须至少获得55%的成员国和65%欧盟人口的赞同才算通过。同时，为了保护少数派的权益，这个机制还包含了“少数否决权”，即，如果某决议有45%的国家或至少有四个国家以及35%的人口反对，那就可以被推翻。
以往，英国加上德国、荷兰、奥地利和芬兰这几个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所占人口正好达到35%，也就是说必要时可以启用“少数否决权”；而地中海沿岸的南欧诸国由于经济相对比较弱，所以更倾向于反自由贸易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些国家占欧盟人口的36%，理论上也有权利采用“少数否决权”。这个相对的“平衡”随着英国的脱欧而被彻底打破，因为前者所占人口的比例严重缩水，只剩25%，而后者则上升至42%。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决任何决议，把欧盟变成一个保护主义的堡垒。
面对特朗普的对欧新政，法国总统热门候选人艾曼努尔·马克龙（Emannuel Macron）已表示要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用欧洲保护主义来对付美国保护主义。北大西洋两岸之间如果出现这样的格局，唯一或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德国这样的出口型经济。
法国籍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强调未来两年的谈判应该具有某种“教育意义”和“警示作用”，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杀一儆百”，让现有成员国知道留在联盟内才是最好的选择，否则就会受到英国这样的“下场”。这种思维在欧盟内虽然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但却是短视和狭隘的。
因此，德国在英国脱欧谈判中不能如法国所希望的那样加入态度强硬的“制裁阵营”，而是应该扮演某种调解者的角色。庆幸的是，默克尔已明确表示：脱欧谈判不应该是“报复”，更不应该是“玫瑰战争”。
英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欧盟非常重要，不应将其推倒他人的怀抱中去。欧盟未来应该继续与英国保持密切关系，最好将其留在欧洲单一市场内，这样既能让它得到好处，又可让其继续承担义务。她认为，必要时甚至可以给英国一个特别的名份。
一个脱离了欧盟的英国，毕竟还是欧盟的邻居，这点无法改变。默克尔的这个态度才是邻里之间的相处之道。大家应该明白，自贸区并不是给他人的馈赠，而是双赢的平台。
另一个问题同样重要：英国脱欧后的欧盟应该如何发展？大体上有两个方向可供选择。
第一，保护少数，自愿合作。所做的决议可以有利于某些成员国，但最起码应该无害于其他成员国。做大的蛋糕一定要让大家享用。这个模式比较稳定，因为人人都有所获，只不过获利大小不同而已。
第二，少数服从多数。决议对多数有利，对少数有害。这个模式必定会产生输者，强化离心力。为了阻止脱盟趋势，必然又会制定惩罚措施。这种恶性循环只会让联盟越来越不稳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默克尔主张的在欧盟内实行“多速发展”的模式值得反思。欧元和申根就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结果表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分裂了欧盟。因此，“多速发展”模式如果不增加促进共赢的配套措施，早晚还会有其他成员国退出。欧盟的南北之争和东西对峙将进一步加剧。
小结
中国人常说“家和万事兴”，说的是休戚与共方能兴旺家族；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第一回的头一句话又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指出聚散总有时，命中早注定。
回顾不列颠与欧罗巴这四十年的关系史，真可谓“入伙不易，散伙亦难”。现在的关键是看双方以什么心态和方式进入后两年的谈判：如果处理得好，或许对双方都是一种收获，如果处理得不好，或许真的就会伤筋动骨，后患无穷。
笔者相信愿意相信欧洲人的理性，希望双方且行且珍惜，安然渡过这一槛儿，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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