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普里斯特兰：共产主义还剩下什么？

“乌拉！乌拉！乌拉！ ”的声浪犹在我耳畔，那些身着灰色军装的士兵在接受检阅时，坚定地呼喊着， “热烈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0周年！ ”

那是1987年，我作为交换生在莫斯科留学。那个11月的清晨，我来到高尔基大街（观察者网注：现称特维尔大街），看阅兵队伍向红场进发。年轻的军人们在苏联和外国政要的注视下，向列宁墓致敬。这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的仪式，其目的是展现共产主义长盛不衰的革命活力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面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利弗·坦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等左翼领导人，时任苏联领导人的戈巴尔乔夫谈到十月革命价值观如何激励着当下的政治运动。周围悬挂的标语上写着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句子：“列宁活过，列宁活着，列宁将永远活下去！”

1920年，列宁向开赴波兰前线的红军士兵讲话

这句标语显得很空洞，因为当时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苏联的经济问题已经很严重，尤其我那些靠学校供应伙食的俄国同学们。但即便如此，整个体制仍然看上去如同列宁墓上的大理石般坚固。我和大多数旁观者一样，无法想象共产主义会在未来两年内轰然崩塌，苏联会在四年内四分五裂。

很快，大众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就完全变了：不受干预市场似乎将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形成，而共产主义仿佛从一开始便注定会被扫入托洛茨基所说的“历史的垃圾桶”。人们认为，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秩序可能会遭到来自伊斯兰主义或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挑战，但无论如何，信誉败坏的马克思主义已不足为惧了。

今天，当我们纪念二月革命——即十月革命的前奏——100周年时，历史已再度转折。中国和俄罗斯运用象征共产主义传统的符号，凝聚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在西方，人们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信心尚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新崛起的极右翼和激进左翼势力争相拉拢民意。去年的美国大选季，信奉社会主义的独立人士伯尼·桑德斯参与民主党选举，意外获得超高支持率；西班牙前共青联成员帕布洛.伊格莱希亚斯领导的“我们可以党”也在选举中崛起，显示了左翼思想在草根阶层的回潮。201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在英国成了畅销书。

所以，我1987年在莫斯科见证的，究竟是共产主义最后的呐喊，还是它要在21世纪再度破蛹而出的挣扎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共产主义错综复杂的百年史诗中找到线索，在这条叙事弧上，随处可见错谬的早夭、濒死的绝境和始料不及的复活。

就拿谢苗·卡纳奇科夫（观察者网注：1879-1940，苏共干部，著有自传《沙俄统治下的激进工人》）来说吧。出身农奴家庭的他离开了贫穷的农村，热切地拥抱现代性，成为了一名工人。卡纳奇科夫精力旺盛，热爱社交，通过《舞蹈和礼仪自学读物》丰富和充实自己。来到莫斯科后，他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讨论小组，最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由于个人经历的关系，卡纳奇科夫能敏锐察觉贫富差距，意识到新旧秩序之间不破不立的关系，并对专制权力充满仇恨，这使他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共产主义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明确、清晰、令人信服。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不同，因为他们提倡经济平等；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因为他们拥护现代工业和国家规划；与社会主义温和派不同，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革命性的阶级斗争才能带来改变。

卡纳奇科夫自传

在实践中，这些理念很难简单叠加在一起。过于强大的国家政府可能会遏制经济增长，并扶植一批新的精英上位；暴力革命强调周期性地镇压“阶级敌人”。尽管卡纳奇科夫在革命结束后被委以重任，他最终也难免沦为牺牲品——由于跟斯大林的政敌托洛茨基存在瓜葛，他于1926年遭到降职处理。

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前景暗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中欧诸国燃起的革命之火已被扑灭。苏联孤立无援，别国的共产党还在襁褓之中便已陷入险境。在“咆哮的二十年代”里，美国人铸造的现代性是消费主义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

但很快，自由放任主义暴露的缺点成为了共产主义的救命稻草。1929年华尔街爆发股灾，大萧条随之而来，社会主义平等理念以及国家计划经济大有取代市场“看不见的手”之势。此外，共产主义的战斗性使其成为了少数几支准备抵抗法西斯威胁的政治力量之一。

连原本与集体主义和无神论格格不入的美国，也成了社会主义的沃土。1935年，莫斯科纠正了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转而支持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美国共产党借此机会与温和左派携手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在《工人日报》前驻纽约记者阿尔·里奇蒙的回忆里，那时美国人开始重拾乐观精神，他与同事晚上常聚在一间意大利餐厅“为当下的生活、为那个时代，为它预示的未来与希望痛饮，我们确信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因为在其中我们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这种乐观精神只存在于部分人的记忆中。作为斯大林大清洗的牺牲品，谢苗·卡纳奇科夫于1940年死在了劳动营里。

为了维护反法西斯阵营的团结，许多人选择忽视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共产主义在1930年代末、40年代初焕发出第二春，但在战胜法西斯后不久便遭到了打击。随着冷战愈演愈烈，苏联开始被东欧国家视为帝国而不是解放者。西欧在美国的推动下，对资本主义加以改良和监管，促进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国家的诞生。战争时期的指令型计划经济不再适用于和平年代。

不过，虽然共产主义在北方国家日益衰微，它在南方国家却风生水起。共产主义者承诺政府将领导人民快速走向现代化，令许多反殖民民族主义者心驰神往。正是这些国家掀起了第三波红色浪潮，它于1940年代闯入东亚，在1960年代末席卷了后殖民时代的南方国家。

中国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农民耿长锁是位有觉悟的村干部，1952年他来到乌克兰的某个模范集体农场参观。这趟旅程改变了他，回到家乡后，他剃掉了胡须，穿上了西式服装，向乡亲们宣扬集体化农庄和神奇的拖拉机。在当时的耿长锁看来，1917年的革命运动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我们到过乌克兰，那里集体农场有土地一两万亩的算小的，有一、二十万亩的很平常。我们看到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做着比人工效率高得不可比拟的工作。一辆‘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带两个五铧犁，用两三个人一天耕四百五十亩地，深达九寸。在我们那里（河北省），要用一百五十个人、一百五十头牛、一百五十付犁、三十付耙，一天才能耕四百五十亩地，而且只能耕四寸深”——195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引用耿长锁发言

革命的中国更加坚定了华盛顿遏制共产主义的决心。正当美国陷入越战泥潭时，南方国家涌现出新一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拒绝像老一辈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容忍“新帝国主义”，认为必须拿起武器发动进攻。1966年，亚非拉三洲人民团结大会在古巴召开，掀起新一波革命浪潮；截至1980年，从阿富汗到安哥拉，从南也门到索马里，许多国家均加入了马列主义阵营。

1960年代的西方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但这批学生激进分子最终选择致力于追求个人自主权、日常生活中的民主以及世界主义，而不是坚守列宁主义信条，通过阶级斗争夺取国家权力。激进的德国学生约施卡·菲舍尔就是其中的典型。1971年的他是“革命斗争”组织成员，试图发动汽车工人搞一场共产主义起义，可他后来却成为了德国绿党的领袖人物。

从1970年代末开始，美国逐步引领全球市场主导的世界秩序；1980年代末，苏联共产主义走向崩溃，世界各地的激进左派陷入了危机。像1960年代的许多学生一样，菲舍尔适应了新世界：担任德国外交部长时，他支持美国1999年轰炸科索沃的决定（轰炸的对象是塞尔维亚前共产主义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部队），也支持了德国2003年削减福利的决定。

在南方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负债累累的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一些前共产主义精英迫切地倒向新自由主义。现如今，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已寥寥无几：朝鲜、古巴，以及更具资本主义色彩的中国、越南和老挝。

如今，在苏联解体二十余年之后，共产主义还能第四次卷土重来吗？

一个重大障碍在于，共产主语在60年代以后出现了分裂：老左派把经济平等当作头等大事，而菲舍尔的后继者则更看重世界主义价值观、性别政治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此外，在全球范围内捍卫弱势群体的利益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人们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问题愤怒不已，为特朗普和勒庞之流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创造了机会，却使左派进一步陷入困境。

我们刚刚走进一个充满重大经济变革和社会动荡的新时期。由于极度不平等的科技资本主义无法提供足够多收入体面的工作岗位，年轻人可能会接受更加激进的经济议程。在新的经济秩序中，新左派或许能把白领和蓝领“失败者”成功团结起来。呼吁政府重视再分配的声音已经出现。荷兰和芬兰已经开始试行全民基本收入保障政策，它已经十分接近马克思“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愿景。

回望过去，1987年的莫斯科红场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1917年的彼得格勒冬宫更是恍若隔世。我们不可能回到有着五年规划和劳改营的共产主义时代。不过要说这段动荡的历史让人明白什么道理，那便是我们不能草率地认为共产主义“最后的呐喊”已经消逝，否则这个结论将和195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以及1989年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同样似是而非。

列宁早已作古，旧的共产主义或许也已失去活力，但对社会不公的反感却依然随处可见——当初正是它给共产主义注入了生命力。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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