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高宇宁等论大国兴衰与中国机遇：国家综合国力评估
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实现强国的核心目标
什么是综合国力？我们将综合国力定义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综合的、实际的能力，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为什么要将综合国力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是中国领导人的核心目标，即“强国目标”，但是到底什么是强国？如何界定它的内涵？如何进行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对此并没有十分清晰的量化目标。
对国内而言，“发展就是硬道理”；对国际而言，“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也是硬道理”。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报告还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在世界大国中首次将综合国力作为强国目标。确立了国家发展三大战略目标，其中增强综合国力就成为非常明确的“强国目标”，并将一以贯之地不断追求和实现这一目标。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还明确提出：“前十年要全面完成‘十五’计划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使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大台阶，为后十年的更大发展打好基础。”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评价过去十年工作时使用了“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
由此可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始终把提高综合国力视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同时又视为评价国家发展绩效的重要核心指标，而实现这些目标又采取了“台阶论”的路线图，即每隔5年（指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上一个大台阶，特别是中国综合国力及9大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都是每隔五年上一个大台阶，经过25年（指1990-2015年），先是全面追赶美国，后是全面超越美国。
在分析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综合国力及其相对地位变化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实现强国的核心目标，也是判断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第二部分重点分析2000-2015年期间，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变化，以及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预测了到2020年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变化。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大国兴衰始终是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规律，它作用于各大国政治经济等不平衡性规律，突出表现为它们的国家战略性资源发展的不平衡性，更表现为它们的综合国力的不平衡性。
众所周知，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对中国而言，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重中之重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与G20国家集团建立多元化的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天时、地利、国和”。
我们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一是进入21世纪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哪些大国崛起或迅速崛起？哪些大国衰落或迅速衰落？二是对中国而言，在它迅速崛起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战略机遇？三是中国如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如何在南北国家中起桥梁作用，发挥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
（一）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大国经济等不平衡性更加明显，“实力才是硬道理”。这个实力不仅是经济实力，也包括科技实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综合国力。
我们将综合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之行动追求其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国家战略性资源是其核心组成因素和物质基础”。所谓“国家战略性资源”，是指一个国家实现本国战略目标所可以利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关键性资源，它们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全国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种战略性资源的能力，也集中反映在一国的综合国力上。实际上，综合国力就是主要国家战略性资源的有效组合，为充分动员和有效利用来实现该国战略目标（体系）。我们所称的综合国力就是各类国家战略性资源之总和。
综合国力包括9大类国家战略性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能源资源、资本资源、科技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信息资源；由9大资源构成综合国力方程，其中经济资源是核心资源，为此，我们将其权重赋予0.2，其他资源赋予0.1；该方法使用了混合指标，价值量（有7个）与实物量指标，价值量又包括汇率现价美元（有3个）与购买力平价（PPP）不变价格（2011年国际美元）（有4个）；采用各类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的方法，进而计算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数据来源均采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便于可比较、可检验（见表1）；样本时间为2000-2015年；2020年数据的预测方法是根据各国在过去5年在世界竞争中的表现（上升型或衰落型），由其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变化量进行推测，以便更好地反映不同类型国家综合国力的变化趋势。
表1 国家战略资源及主要指标
注：a. 总人力资本=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计算公式：综合国力=经济资源×0.2+（信息资源+科技资源+能源资源+资本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人力资源）×0.1，采用9指标的加权算法。
国家竞争本质上就是不同国家的创新竞争。而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国家生命周期阶段上会有不同的创新动力和能力。上升型综合国力反映了国家创新力的不断上升，反之，下降型综合国力反映了国家创新力的不断下降，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一成不变的僵化的观点：发达国家总是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总是落后的。殊不知无论是先进或落后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的，而是相对的、动态的。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发达国家因发达而成熟，也会因发达而老化，发展中国家因年轻而不足，却是朝气蓬勃。即使是在西方现代化的竞赛中，也总会有后来者居上。事实上，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确进入了严重老化的阶段，既体现为几百年的制度老化，决策机制的僵化，还体现在人口和劳动力的老化。更重要的是观念老化：不思进取，只图安逸，不愿贡献，只图索取，可以称之为“老化文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欧盟、美国和日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仅15年）就迅速衰落下来。
（二）中国历史机遇：天时地利与“国和”
进入21世纪，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了重大判断：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按不变价格计算，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2000年的4.24倍，提前实现了“GDP翻两番”的目标，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上也上了一个大台阶，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占世界总量比重由7.64%提高至17.19%，提高了9.55个百分点，进而带动各类国家战略性资源及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大幅度提高。
中国迅速崛起，突出表现为综合国力以及各类国家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就其本身正在创造良好的“天时地利”。
与历史任何时期相比，中国仍处在迅速崛起的黄金时期，并拥有长期的战略机遇期，不止是21世纪头20年，可能是头30年甚至头50年。我们称之为 “中国机遇”。
什么是“中国机遇”？怎样才能紧紧把握“中国机遇”，进而充分利用“中国机遇”？从国际视角看，G20综合国力呈现南方国家上升、北方国家下降的趋势，这就为中国创造了“天时、地利、国和”战略机遇期。
南方崛起是中国机遇，北方衰落也是中国机遇，这是“天时”机遇。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互动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特征。中国处在世界舞台的中心，直接影响世界格局走向，中国往哪个方面靠，哪个方面就会得到提升。但总的来说，中国还是要向南方国家靠，主动顺应并推动南方国家崛起的发展态势，突出反映中国与G20南方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样，北方国家的衰落，更期待并需要中国机遇，无论是贸易机遇、投资机遇，还是技术创新机遇、绿色能源机遇，机遇与挑战并存，而机遇大于挑战；合作与竞争并存，但合作大于竞争。其突出反映是，中国与G20北方国家建立了各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还是G20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成为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交汇节点，它们之间的桥梁和渠道。
周边大国崛起是中国机遇，这是“地利”机遇。中国周边有五大国（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除了日本属于衰落型大国之外，其余都是属于正在崛起中的大国，相互之间可以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合作大于竞争。目前，中国已经与俄罗斯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与印度建立起“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印度尼西亚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韩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周边五大国中已经有四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伙伴关系”，只有与日本一国关系得不到改善，但不影响整个“地利”大局。
中国特色大国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崛起的“国和”机遇。“国和”本质上是大国关系、大国之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大国外交之路，创造了遍布全球的大国伙伴关系网络，与世界绝大多数大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不针对第三国、不搞对抗，是平等关系，是对话关系，这使得中国成为目前世界各国中，拥有大国伙伴关系最多的国家，“和为贵”，成为中国崛起的“国和”机遇。
中国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这是创造和延长中国机遇的正确选择，也符合“得道者多助”的简单真理。这不同于美国搞的同盟关系，美国与盟国是盟主与“小伙伴”之间的关系，是单边主义，既不平等，更不包容。从历史上看，同盟国对美国既是盟友，也是包袱，常常是盟友“出钱出力”，为美国打仗，而美国是二次大战之后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每打一仗无论输赢，都背上了经济包袱、战争包袱、仇恨包袱，这也符合“失道者寡助”的简单真理。
2003年4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向巴格达市区前进的途中遭遇袭击
中国崛起，美国衰落，这是中国机遇。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的大幅度上升（2000-2015年提高了10.57个百分点），美国大幅度下降（同期下降了6.44个百分点），也为中国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实力基础。
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是美国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国，还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中国与美国以及双边关系，这三大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对世界既可能产生极大的正外部性，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极大的负外部性，的确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假如在最坏的情况下中美发生对抗或冲突，这不仅不能阻止或中断中国的持续崛起，而且将加速美国衰落。因为两国处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更何况中国综合国力已相当于美国的1.38倍。因此，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创造“天时地利”的关键，也是创造“国和”的关键。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仅仅4年的时间里，共与15个国家建立了 16国次伙伴关系，平均每年4.0国次，超过以往时期，这些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递进向前的，不断加强合作和升级的（除日本），彰显了继承与开拓相结合的大国国际政治信用与中国自信。这既体现出中国崛起逐渐被世界认可，中国崛起的脚步更快，还体现出党中央更加主动地为中国崛起创造“天时”、“地利”与“国和”。
（三）主动作为：在挑战中提升全球领导力
世界潮流将中国推到时代的最前沿，毋庸置疑，中国在人类21世纪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亨利·基辛格提出的，“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拥有实力、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的国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国际体系，这几乎是一个自然定律。”
与历史上任何大国崛起不同的是，中国高举共赢主义旗帜，既不是殖民主义也不是帝国主义，更不是霸权主义。中国相对欧美日等的综合国力优势将越来越明显，中国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将越来越紧密；中国对南方国家的引领作用将越来越凸显。为此，中国继续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不缺席”、“做到位”，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016年G20杭州峰会就是成功案例。总的来看，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方案，可概括为：南北方案，一国一策，利字当头，得道多助。
中美综合国力比较：从全面追赶到全面超越
本研究通过定量测算中美综合国力，表明中美综合国力已经发生重要逆转，中国综合国力正在超过美国，在2000-2015年期间，中国9大类战略性资源中8大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呈持续上升趋势，美国和中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2.27倍缩小到2015年的0.72倍，进一步，根据我们的计算，到2020年，中国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1.75倍。从1900-2020年的120年中美综合国力国际竞争“持久战”分析，中美发展实质上是两种制度的竞争，反映了中美之间的国家创新竞争。
中美综合国力的变化奠定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力基础。中国的战略资源越来越丰富，战略优势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合作、竞争、避免冲突，我们的主动权越来越多，发展机遇越来越大，既要顺其大势，又要大有作为，既要积极争取，又要守住底线。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中美关系对全球有极大的外溢性、关联性，对世界而言，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一）中国综合国力赶上美国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综合国力赶上并超过了美国。这是最新的重大发现，既超乎美国方面（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历次报告的评估和预测，也超乎我们之前的跟踪性战略评估。
我们是以综合国力作为分析中国和美国实力变化的框架，并作为评价中美关系的实力基础。
在2000~2015年期间，从中国9大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看，其中有8大类战略性资源占比呈持续上升趋势。升幅度最大的是资本资源，提高了24.98个百分点，其次是科技资源，提高了20.20个百分点，第三位是能源资源，提高了12.24个百分点，第四位是信息资源，提高了11.55个百分点，第五位是经济资源，提高了9.55个百分点，随后是国际资源，提高了7.68个百分点，政府资源提高了5.78个百分点，军事资源提高了2.89个百分点。只有人力资源先上升、后下降，人力资源占比于2010年达到高峰（为30.27%）而后降至为28.36%，但是仍比2000年提高了1.32个百分点。
这反映了中国崛起不只是经济崛起，而是全面的崛起，中国主要指标（14个）占世界总量的上升，是全面上升，许多是大幅度上升。与此相反，美国的9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都是下降的，不只是经济资源（如GDP）比重下降。中国的崛打破了美国在各个领域的垄断地位。
从中美9大类战略性资源比较来看，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差距都不同程度地大大缩小，甚至超过了美国。（见表2）
表2 中美各类战略资源占世界比重（2000-2020）
计算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世界电信组织数据库；International Data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arro and Lee), June2014；中国人力资源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中国和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的变化呈相反趋势，中国属于“持续崛起型”，美国属于“持续下降型”或“衰落型”（见表3）。在2000-2010年期间，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从9.11%提高至16.07%，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66%下降至15.52%，中国已经超过美国，相当于美国的1.04倍；到2015年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进一步提高至19.68%，明显超过美国比重。与2000年相比，中国比重平均每年提高0.70个百分点，而美国占世界的比重则平均每年下降0.42个百分点。
恰恰在2010-2015年期间，中美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领导人非常有底气地向美方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应当说，中国和美国综合国力相对地位变化提供了最重要的实力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国际竞争也好，国际合作也好，“实力才是硬道理”。
（二）中国综合国力将全面超过美国（2015-2020）
到2020年，是中国九大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全面提升，也成为全面超过美国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中国GDP总量将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5以上。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5%以上，按购买力平价2011年国际美元计算，中国GDP将从2015年的18.4万亿美元上升至2020的25万亿美元以上，占世界比重将提高至21.17%，比2015年提高3.9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80个百分点，美国占世界比重将降至14.77%，比2015年下降-1.03个百分点，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43倍。
2、在人力资源方面，中国相当于美国的3.55倍。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及总量不断提高，仍保持世界人力资源优势。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5年的10.23年上升至2020年的10.80年，中国总人口教育资本（指劳动年龄人口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从102.70亿年上升至108.89亿年，净增6.19亿年，平均每年增加1.24亿年，抵消了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但是占世界总量比重是下降的，主要是因为劳动年龄人口占世界比重是下降的，不过仍然居世界首位，占26.60%，而美国比重降至7.49%。
3、在能源资源方面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60倍。中国占能源资源世界比重将从2015年的22.92%上升至2020年的25.74%，比2015年提高2.82个百分点；美国占世界比重从17.35%下降至16.04%，相对减少1.31个百分点。未来时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4、在资本资源方面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73倍。中国占世界比重将从2015年的30.29%上升至2020年的40%，比2015年提高9.79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私人投资、市场性投资最大国，还成为最大的公共投资、非市场性投资（公共服务）最大国，从而带动全球投资增长，特别是带动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进而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5、在科技资源方面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98倍。中国科技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将从2015年的24.17%上升至2020年的27.55%，美国比重从19.66%下降至17.06%。其中，国内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国际科技期刊论文数、研发投入四个指标都超过美国，分别为1.96倍、1.80倍和1.40倍。未来中国科技发展方向是将科技资源实力转化世界级科技水平，从世界第二阵营进入第一阵营，与美国并驾齐驱。
6、中国政府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持续上升。随着中国经济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提高，中国政府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15年的13.23%提高至16.85%，相当于美国占世界比重（9.98%）的1.69倍，也显示了中国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不断提高，也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以及综合国力提供了财力基础。
7、中国军事资源将超过美国，与美国军力指数差距明显缩小。中国军事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15年的12.87%，上升至2020年的15.70%，比2015年提高2.83个百分点，而美国的比重从13.88%下降至10.35%，下降了3.53个百分点，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5倍。其中，在中国国防支出占GDP比重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中国GDP（2011年国际美元）占世界总量比重不断上升，中国国防支出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4.83%提高至20.69%，提高了5.8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5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随着美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和美国国防支出占GDP比重“双下降”，美国国防支出占世界总量比重持续下降，从22.90%下降至16.74%，下降了6.16个百分点。
8、中国国际资源将超过美国。尽管中国早在2013年货物进出口超过美国，但是与美国在服务贸易还有较大的差距。到2020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将突破一万亿美元，中国国际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相比2015年提高3.59个百分点，将达到14.26%，相当于美国比重（12.80%）的1.11倍。
9、中国信息资源相当于美国的3倍以上。这表明，在信息时代或数字时代，中国拥有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互联网用户、移动电话用户，就拥有了世界最大的信息市场、数字市场。未来时期，信息与数据已经成为最重要及发展最快的国家战略性资源，数字时代谁掌握了数字用户，谁就是强大的国家。
10、中国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1.75倍。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将从2015年的19.68%提高至2020年的23.07%，提高3.3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6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的比重将从14.22%降至为13.22%，下降约1个百分点。
总之，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九类战略性资源还是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中国是在大做加法，而美国是在大做减法，这就导致一个基本的结果：到2020年，中国七类战略性资源全面超过美国，虽然军事资源（指流量）也超过美国，但考虑到军力指数（指存量）还不及美国，但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已经明显缩小。总的来看，到2020年中国综合国力将大大超过美国。
2011年，我们提出：中国赶超美国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前十年(2001-2010年)的加速追赶，局部超越；后十年(2011-2020年)的全面追赶、主体超越。2013年，胡鞍钢、高宇宁研究表明，到2010年中美综合国力相对差距已经缩小为1.22倍，预计到2020年前后中国综合国力就会超过美国。
对此，美国方面极不适应，也缺乏自知之明。美国仍然高估自己的综合国力。
2012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了《全球趋势2030：可能的世界》报告，该报告计算了综合国力，由11个指标所构成，包括GDP（购买力平价）、贸易额、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援助、人力资本、政府财政收入、研发支出、互联网及通讯技术、国防支出、能源消耗、核武器），预测到2030年美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近20%，中国仅为15%。他们的结论是：届时美国综合国力相当于中国的1.33倍，仍是世界最强之国。但是他们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数据。我们认为，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又过低估计了中国迅速崛起的潜力。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公开否认美国进入衰落期，他并不知道正是在他的两届任期中中国综合国力超过了美国。
以上事实，验证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全球竞争的简单真理：不进则退。报告还提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紧紧抓住了这一极其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过去的15年正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的最好时期，占世界总量比重从9.11%提高至19.68%，提高了10.5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打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制造并出口了国际金融危机，成为综合国力明显下降的衰落时期，它的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66%下降至14.22%，下降了6.44个百分点。这一增一减，加速了中美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中国已经进入到了综合国力及战略性资源居优势的第三阶段，尽管在许多方面还不及美国。
（三）中国综合国力赶超美国的创新优势
为什么中国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迅速追赶、全面超越美国综合国力呢？中国又具有什么创新优势呢？
这要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理论来解释。一个国家都会经历四个不同阶段：初步成长期；迅速成长期；高峰期；衰落期。我们将一个国家崛起或衰落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内（至少在25年以上），该国主要指标尤其是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持续上升或持续下降。这些指标反映了该国在全球经济、贸易、科技、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地位变化。
那么，决定一个国家崛起或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一个国家能否创新，不僵化、不停滞；能否持续的创新，不中断、不夭折；能否比他的竞争国家更具创新力，而不骄傲、不落伍。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创新竞争，即国家倡导创新、国家鼓励创新、国家推动创新，国家营造环境、国家承担风险、国家支付成本。
从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影响中美综合国力迅速变化的根本原因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创新目标、创新能力和创新竞赛。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强国目标，将赶超美国锁定为衡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5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提出了“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指的美国。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提出“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指2006年）、六十年（指2016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这一目标，即使是遭受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也没有放弃。1992年4月28日，邓小平同身边人员谈到：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应当说，这与美国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因为此，中国才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后来居上，全面超越。
从国家创新能力来看，就是指实现目标的能力。从毛泽东（1964年）“四个现代化”目标，到邓小平（1987年）“三步走”目标，再到习近平（2012年）实现“两个一百年”及中国梦目标。我们发现，这些目标都能如期，甚至提前实现提出的创新目标。其特点是每隔五年，即五年计划或规划，上一个大台阶，每隔十年现代化的进程迈出一大步。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国家。
从国家创新竞赛来看，中国的创新是全面创新，早已超越了熊彼特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创新，即企业家创新；即使是企业家创新，中国的企业家人数也大大超过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中国还有8500多万科技人力资源（超过德国总人口）的科技创新，7.7亿就业人员的创新，也超过了欧美日就业总人数。
最重要的国家创新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相比，比他们历史年轻得多，更具强大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这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文化路线方面。由此才有观念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这些都远远超过美国两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带领和促进人民就业创新、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不仅构成了最大的创新主体，也包含了道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因而就在这场公开的激烈的国家创新竞赛中迎头赶上、后来居上，进而全面超越。
与此相反，进入21世纪，美国犯下了一系列战略性决策错误：
一是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还策动了利比亚、叙利亚等一系列动乱和冲突，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事实表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都是发动容易结束难，一拖就是十几年。每一场战争都是所在国付出巨大的代价，同样美国也会为此付出昂贵的长期代价。
二是美国爆发了国内次贷危机，进而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殃及自身。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
三是美国经济陷于持续低增长期。2000-2015年期间，美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77%，明显低于1990-2000年的3.44%，增速几乎下降一半，仅为中国同期GDP增长率（9.6%）的18.4%。连奥巴马总统自己也承认：数十年来，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和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迟滞。
四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累累，创下历史新高。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33.2%，之后大幅度上升，小布什政府时期提高了30.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3.85个百分点，到2014年，这一比重已上升至97.5%，比2008年又提高了33.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5.58个百分点。
五是美国国防支出属于“过度扩张型”，是加速美国走向衰落的重要根源之一。2015年美国国防支出占世界比重为22.90%，尽管比2005年的32.11%大幅度下降，但是美国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仅为10.59%，前者是后者的2.16倍。美国在全球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基地。美国所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后达到了顶峰，进入21世纪，经历了战争危机、金融危机，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这一切因素，必然导致其加速走向衰落。
中国综合国力之所以能够超过美国，有其必然性。中美之间的竞争竞赛，不只是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竞赛，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竞争竞赛，是新生制度与老化制度的竞争竞赛，进步制度与退步制度的竞争竞赛。
对此，毛泽东曾有过独到的分析。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道：“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当时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就是，用一百年的时间（1949-2049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美国。这一设想成为1987年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设想的重要来源。国家实力，最重要的是靠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速追赶、迅速崛起，走向强大。
（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
目前，中美双方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的综合国力，在除国防之外的几乎所有战略性资源实力方面已经超过美国。对此，美国是绝不承认的，它还没有从“世界第一”的过高自我估计中解放出来，仍以霸权主义的方式与中国这一新型超级大国打交道。对中国而言，还未能准确地、自觉地认识到中美综合国力对比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中国优势、美国劣势”阶段，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自我矮化、盲目迷信美国的心理，从容地与美国方面打交道，在创造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战略机遇期，有大智慧、大战略、大作为。
怎样认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如何更准确地界定这一关系及内涵？
首先，中国与美国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以往的世界超级大国关系，中国不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而是反对霸权主义，更不会自己搞霸权主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是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是与美国主动合作、相互协商，在国际事务中共同承担应尽的责任；中国不会搞零和关系（我赢你输），而是积极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成为真正互利共赢的新型关系。
在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中国的战略资源越来越丰富，战略优势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合作、竞争、避免冲突，我们的主动权越来越多，发展机遇越来越大，既要顺其大势，又要大有作为，既要积极争取，又要守住底线。
中国与美国作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两个大国，对全球事务产生至关重要的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关系可以像中美关系对当代世界格局如此重要。诚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所言：“中美关系历来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丰富战略意涵。中美携手合作，将惠及两国，造福世界。反之，中美摩擦交恶，则将伤及双方，影响全球。”
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对比的实质性变化，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客观条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传统差异甚大，政治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安全利益和诉求也各有不同，还有各种矛盾、分歧、甚至冲突，但都是中美关系的支流，也是难以避免的，可以根据国际规则或双方约定的规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不使竞争走向冲突，更不能使冲突走向对抗。对此，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战略定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从容不迫地应对来自对方的越轨挑战、底线挑战，避免最坏的结果。可以说，时间与机遇始终在我方。再过十五年，到203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就相当于美国的两倍。这正是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实力是硬道理”的飞跃。
（本文刊载于《经济导刊》3月刊，作者胡鞍钢、高宇宁、郑云峰、王洪川。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