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土耳其公投不是没有反对票，而是不敢投反对票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晋】

在经历了一天的投票之后，4月16日夜间，土耳其公投结果揭晓：修宪公投以2.72%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这样，土耳其将从议会制国家转为总统制国家，总统的权力将会大大增强，不仅可以直接任命副总统和各政府部门的部长，而且将会有权直接发布命令、解散议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等。而作为当前土耳其总统的埃尔多安，无疑会成为最大赢家，从2019年新宪法修正案实施开始，再度连任两个任期共十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担任土耳其国家权力最高领导人直至2029年。

除了埃尔多安，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同样对于此次公投“热情满满”。公投通过后，正发党将可以在总统权力的“庇护”下安稳盘踞议会，持续对土耳其国内政治圈施加关键影响力；也意味着正发党在土耳其国内公共社会宣告“胜利”，更会极大地挫败其他反对党和政治势力的影响力与自信心。

其实公投结果早在选前就已露出端倪。从前期宣传工作来看，土耳其几乎已经提前宣告了公投“胜利”。在土耳其国内，到处都贴满了呼吁人们投出“赞成票”的标语，到处都是正发党的旗帜和埃尔多安的画像。在公共舆论上，几乎所有权威媒体，比如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TRT）下属的诸多媒体，几乎每天24小时连轴播出广告，呼吁民众上街投出“赞成票”。在土耳其国内主要的清真寺，几乎所有的伊玛目（伊斯兰教士）也都极力呼吁民众上街投“赞成票”。可以说，从公开场合的宣传“覆盖率”来说，“赞成票”几乎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

埃尔多安在投票站

与之相应的是土耳其国内微乎其微、难得一见的“反对票”声音。在公开场合，很难见到有反对党贴出号召投“反对票”的宣传资料，即使有一些这样的宣传品，也只是出现在很小的地方，而且很快会被闻讯而来的地方官员和安全人员收缴。张贴出来的号召投“反对票”的宣传品，也会很快被一些不明身份的“神秘人员”所撕去。

不只是在现实的公开场合，在网络平台，尤其是推特、脸书和WhatsApp等社交平台上，也很少有人敢公开号召民众投出“反对票”，因为往往一旦发现这样的账号，相关发布人很可能会被土耳其政府安全人员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骚扰。

可以说，“反对票”的声音在土耳其公开场合几乎很难听到。

其实“赞成票”声浪的大张旗鼓，与“反对票”声音的偃旗息鼓，并不一定代表土耳其真实的民意状况。根据选前4月13日的民调结果，有大约90%的土耳其人表示会参与此次修宪公投，其中51.5%的民众表示会支持修改宪法，另外有48.5%的民众表示会投出“反对票”。如此接近的比例，考虑到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影响因素，其实土耳其国内支持修宪和反对修宪的比例大体上是1：1。

既然支持声音和反对声音都几乎对等，那么为什么很难在公开场合见到“反对票”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和土耳其当前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权势过大有关。

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从2002年埃尔多安当选总理以来，土耳其的综合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确实提升迅速，很多正发党的支持者往往会感激埃尔多安，认为他是土耳其的“政治强人”，将过去那个从来必须对着欧洲和西方国家“低三下四”的小国，发展成为了今天的一个地区强国。埃尔多安在很多领域，比如教育、慈善、医疗、养老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努力，赢得了不少民众的口碑。因此，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确实有着很大的群众基础，这点是需要肯定的。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权力的长期巩固，尤其是2016年7月土耳其爆发未遂军事政变之后，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权力更加稳定，原先可以挑战土耳其政府权威的军队、司法系统和遍及宗教、慈善和警察系统的“葛兰运动”，都在2016年7月份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命令下，纷纷遭受重创；而面对库尔德民众，正发党和埃尔多安则再次拿出“恐怖分子”这样的标签，来震慑库尔德民众中间的反对派政治力量，比如包括国会议员、土耳其国会三大反对党之一的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德米尔塔什，就被捕入狱，而土耳其国内的“老政党”、秉持“国父”凯末尔传统的共和人民党旗下的报纸，也被迫关停。

利用紧急状态，尤其是定义范围模糊的“恐怖分子”和“葛兰分子”，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编制了一个巨大的“法网”，对一切可能会影响自己政治力量的个人和群体都予以打压。有统计显示，从2016年7月至今，土耳其国内已经有将近100多个非政府组织被迫关停，而被关停的媒体则更是不计其数。因此重压之下，许多人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做出妥协。

除了土耳其媒体、政治人物和非官方组织面临巨大压力之外，土耳其国内的宗教团体同样或主动或者被动地必须支持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在土耳其国内，登记在册的清真寺大约有85000个，这些清真寺内的伊玛目，几乎都是由土耳其宗教事务管理局（Diyanet）来管理，并由宗教事务管理局发放薪金。

而土耳其宗教事务管理局尽管很早就已经成立，但是其机构权力和资源的急速扩张，确实在2002年正发党上台之后才成行的。可以说，如今土耳其宗教事务管理局，或者说土耳其国内伊斯兰社会力量的兴起，与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政治权力密切相关。因此，很大程度上，支持埃尔多安进一步成为“大总统”，而不仅仅是当前虚职的“小总统”，成为了绝大多数土耳其伊斯兰社团的利益所在。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土耳其清真寺伊玛目，又不得不在公开场合积极鼓励信众去投出“赞成票”。比如在每周五的清真寺礼拜中，很多伊玛目就通过清真寺的大喇叭，开始鼓励甚至要求民众投出“赞成票”。

对于很多伊玛目来说，这也是“被逼无奈”。不少土耳其地方长官（mukhtar），往往与正发党的地方机构有密切关系，而这些人或者自己前往清真寺，或者派出助手前往清真寺，佯装信众听取伊玛目宣讲，探听这一地区清真寺伊玛目的政治立场。如果某个伊玛目言语中反对修宪，那么很可能这个伊玛目就会被安上“葛兰分子”的头衔，被剥夺宗教职务，甚至进一步面临审判。

此外，在很多土耳其国内公投宣传中，还出现了一些非常“滑稽”却发人深思的现象，比如很多农村和边远地区的老年人会支持“赞成票”，因为他们听说如果埃尔多安当不了总统，那么过几年可能其他反对党会上台，那么到时候土耳其政府发给他们的退休金和养老金就会被停发（同样也有宣传说，如果反对党上台，对残疾人的补助也会停发）。这样的一些“小道消息”，尽管显得可笑，但对于影响一些地区的民众政治态度来说却十分有效。

而在东南部的库尔德地区，鉴于近期日益严重的土耳其安全态势，尤其是处在土耳其的“反恐前线”，在投票中，普通库尔德民众是否能够真的在安全和有保障的环境下投票，也是考验土耳其此次公投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正发党的“宣传”下，土耳其民众对公投热情高涨

另外，正发党和埃尔多安还积极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动员在海外尤其是欧洲的土耳其人投出“赞成票”。散居欧洲的土耳其人大约有150万，占据土耳其总人口的5%。这些土耳其人长期处在异国他乡，因此更加容易接受“土耳其好”的宣传，民族主义情绪在文化和国籍对比下很容易被激发。

从今年年初开始，土耳其和欧洲国家爆发一系列外交危机，埃尔多安和欧洲国家舆论相互之间言辞激烈，这样的行为，无论是埃尔多安真心实意还是“政治作秀”，都很大程度上赢得了海外土耳其人的心，保证了这些土耳其人在宪法修正案中投出“赞成票”。

当然，在重压之下，还是有不少人干预宣扬和质疑公投。比如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凯末尔·齐力克达洛格鲁（Kemal Kilicdaroglu）就公开质疑，土耳其国内动用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公开宣传“赞成票”，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是不是动用了“国家资源”而非“政党资源”？结果很快，齐力克达洛格鲁就被爆出“负面消息”，认为在去年未遂军事政变中，他可能“知情不报”，开始遭到土耳其安全机构调查。

一些土耳其街边的“主麻日礼拜屋”（周五礼拜室），也成了鼓舞民众投出“反对票”的重要阵地。不同于政府资助和管理下的公开的清真寺，很多大街小巷都有非正式的“礼拜屋”，供穆斯林信徒使用，这些礼拜屋在每周五都会聚集不少的穆斯林共同礼拜。尽管根据法律，穆斯林不得在这些礼拜屋中进行主麻日礼拜（即周五礼拜），需要去清真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些礼拜屋在周五代替了清真寺的作用，这已经成为了土耳其一个公开的社会秘密。

这些礼拜屋中，有很多“体制外”的“野伊玛目”，他们大多年轻，且有着很好的阿拉伯文功底，留学过阿拉伯世界，回国后由于清真寺系统人满为患，无法被当局正式录用，因此转而在这些礼拜屋中做起了非正式的“伊玛目”。而正是这些“野伊玛目”，代表了很多年轻穆斯林的情绪，因此也得到了很多年轻土耳其穆斯林的支持，反对埃尔多安，认为他和“正义与发展党”仅仅是“政客”，不可信任。

除了“礼拜屋”，很多高校学生也反对埃尔多安通过修改宪法来实现“大总统”的公投。许多土耳其高校学生，往往敢于在社交网络上大胆秀出自己的政治立场，抨击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在公投开始之后，笔者的一个好友、土耳其某高校的研究人员，就公开秀出了自己的“反对票”，以示对埃尔多安的不满。

为了能够促使宪法修正案通过，进而使得自己实现“大总统”的梦想，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可以说穷尽了各种手段。但是面对宪法修正案，土耳其国内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分裂。

果不其然，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在16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不承认此次公投的计票结果，并要求对37%的选票重新点票。此前，该党派称有部分不合规的选票被最高选举委员会认定为有效票。而当天在安卡拉的投票站外，特警全副武装，持枪高度戒备。东部地区投票开始不过3小时，在东南省份迪亚巴克尔的一个投票站，持不同政见的两个团体发生交火，造成3人死亡。看起来，要让公投结果顺利推行下去，埃尔多安还会下些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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