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博尼：警惕塔西佗陷阱，更需警惕背后不能体现的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洪博尼】

最近的热点事件，就像双台风来袭，制造了更大的舆论风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调查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信息呈现于人们的视野，但舆论却一度有再次发酵之势。

于是乎，有个名词成为了新的关注点——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源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指的是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塔西佗，图片来源：wiki

在这场舆论风暴中，无疑出现了“塔西佗陷阱”的身影。有关涉事部门的官方表态屡屡受到质疑，甚至出现了“质疑比官方表态来得更快”的现象。

当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的：“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应该说，目前看似“塔西佗陷阱”的现象更多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焦虑。人们同情受到侵害的人，担心自己被蒙蔽而不知真相，更担心此类事件有一日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不仅诉诸正义无门，连维权的道路都被堵死，成为无法发声的受害者。

要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

比如，首先可提高政府的危机公关意识。长期以来，部分公务人员面对危机来临，习惯性害怕承担责任，从而采取淡漠不理，等到不得不处理时，又转而采取简单粗暴处理问题的行为。但这样往往起不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预期效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时代舆论的强大力量，也没有意识粗暴解决问题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其次，可以加快建立健全政府的社会危机公关机制。中国的社会重大危机公关处理机制，始于2003年“非典”的教训。经过此次危机，中国虽然在国家层面建立了较为有效的应激反应-现场处置-舆论宣传危机公关机制，但在地方层面，成熟的机制仍相当缺失。

在2011年“七·二三”甬温线动车重大事故和2015年“八·一二”天津港爆炸事故中，涉事地方的危机公关能力无疑有所欠缺、经验不足。虽在天津港爆炸事件中，出现了“消防员是最美逆行者”的成功案例，但缓慢的反应速度、欠妥的舆论管控、不够诚恳的官方表态、被动的反馈造成的影响，却很难弥补。而最近的事件，反映了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仍亟待解决。

“塔西佗陷阱”并不罕见

放眼全球，“塔西佗陷阱”也并非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2010年起，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始，埃及、苏丹、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穆巴拉克、卡扎菲等原有的领导人被投入监狱或夺取了性命，但这些国家的社会不仅没有变得更好，反倒更加动荡。各方势力相继为夺权展开争斗，各大国在背后也在扶持自己的代言势力。

如今，埃及和利比亚宗教极端势力猖獗，不仅人民生活水平倒退，也失去了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地位；苏丹分裂成两个国家，南北苏丹继续着无休止的争斗；叙利亚政府先后与反对派武装和ISIS恐怖组织激战多年，至今满目疮痍。

虽说西方国家的干涉、互联网导致的舆论发酵，是造成这些国家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当地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内因，诸如社会体制僵化，危机公关能力低下等，无疑才是导致社会失控的最重要原因。

发达国家、票选民主国家，也未必能脱离“塔西佗陷阱”，很多民调显示发达国家民众对政府、议会的信任度并不高。在这些国家，“塔西佗陷阱”也始终是一个徘徊的幽灵，随时可能爆发。

2014年8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小镇，18岁黑人学生迈克尔·布朗被警察击杀。该事件在当地引发抗议活动，并演变成长时间全州性的大规模骚乱。11月17日，密苏里州进入紧急状态。

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发达国家在社会危机公关方面，经验更为丰富。弗格森事件能够最终较为平和地平息，与州政府和联邦及时而积极的公关态度，处理媒体关系的成熟，国民警卫队有节制地现场处置密不可分。而司法系统的缓慢运转，也是一个极具美国特色的应对措施。2017年9月15日，法院正式宣判当事警察无罪，历经三年，该事最终在“走完流程”后，不了了之。

面对“塔西佗陷阱”，不能为避而避

当然，中美截然不同，我们避免“塔西佗陷阱”，也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像这样的司法“拖字诀”就不大可能照搬美国。

中国地方和基层的政府组织，总体而言，危机公关意识是在不断提高的，危机公关与处理机制是在不断完善的，并在这一过程中摸索自己的方法。

在这次事件中，也有网友举出了4月1日四川省泸州市在一名中学生坠楼身亡后的危机公关。事发后，当地公安机关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积极调查取证，安抚当事人家属。同时，针对网络谣言也采取了回应、反驳并及时发布调查进度。此后，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调查情况。泸县警方发布的通报也堪称详细和完备，全文包括接处警的基本情况、警方调查情况、事发当天还原、警方回应社会关切疑点、网上谣言澄清、后记六个部分，既有严谨的逻辑和详实的案情细节，又合情合理，充满人情关怀。

泸县政府的这次危机公关如“教科书”般，就是针对民众所想、所疑、所虑，予以充分的解释说明，而不是点到即止。

同时也要认识到，在中国强调危机公关，并不是为了通过这些来息事宁人和掩盖问题，而是勇于承认社会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存在，并加以解决。

在这场舆论风暴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社会的进步。社交平台上，也有许多谨慎的评判和理性的议论。线下，不少北京市民主动前往大兴，给困难中的人们提供住处、热食和交通帮助。政府的一系列后续行动，也都是为了解决出现的问题。

“塔西佗陷阱”后面还有什么

笔者认为，“塔西佗陷阱”的背后，一些更深层的现象更值得我们关注。

在最近的事件中，诸多自媒体成为了舆论发酵的关键催化剂。它们发文速度极快，但并非像正规媒体一样前往现场进行调查。虽然正规媒体也经常有蓄意裁剪材料的行为，但有些自媒体根据道听途说的有限信息，按“逻辑”推测，甚至只根据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先入为主，危害可能更大。

这些自媒体的文字中，有添油加醋臆测事实的，也有表达阴谋论的。笔者观察到，有平日并不活跃，甚至在事发后才注册的微信公众号，用寥寥数语煽动性地议论“体制问题”，就获得了上万的阅读量。这对于事件解决不仅没有帮助，更无法引导人们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

在大兴安全整治事件中，地下教会的身影也若隐若现。前几日网络上广泛传播的一张照片显示，在一张写有为大兴困难群众提供帮助信息的纸条上，赫然出现了韩文信息。韩国恰是亚洲基督教对外传教力量最大的国家，在笔者居住的五道口地区，由韩国留学生和工作者开设的地下教会屡见不鲜。

民间力量帮扶困难群众，本来也是社会保障机制中的一部分，值得肯定与欢迎，但如果真与地下教会有关，却不能不令人担心。因为地下教会绕开了合法的监管，在发展信众和财务管理上不透明公开，尤其在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聚居区，更容易与封建迷信相结合，以吸引受众和非法敛财。地下教会与国外非法传教，甚至邪教力量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谈到，现代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都会把维护社会有序和稳定，作为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前提，这对于正在转型的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社会治理需要能提供足够力量的来源，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无法提供，便会有其他的力量进入。这些力量如果能对社会发展有所贡献，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无疑是好的。但如果这些力量另有所图，且利用危机中大众的焦虑和恐慌，只会让事态更加恶化，让该保障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该伸张的正义无法得到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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