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五年前我说中国有希望制止腐败，几乎没人相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参加了近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本文是2017年12月2日潘维教授在分组专题会议之一“加强政党建设：政党的挑战和未来”上所作的点评。在该分组专题会议上，与会代表就“惩治和预防腐败”“党内监督和制度建设”等专题进行研讨交流。】

潘维：

我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做发言的点评。聆听了13位政党代表的发言以及发言人与代表们的互动，各位同事既认为腐败能被控制住，也说明了其中的困难。作为大学教授，我想从理论上概括反腐败的两个方面：容易和艰难。时间有限，我只讲3分钟。

先说反腐败容易的一面。腐败的定义非常清晰，基本没争议。这是社会科学里十分罕见的事。腐败的定义是“（公职人员）非法以公权谋私利”，那么减少腐败的方法也就很简单。第一是切断公权力与官员私人利益的关联。第二是把腐败现象合法化。有个别国家通过把腐败合法化就降低了腐败，比如在美国。定义清晰让反腐败措施简单、清晰，加上把腐败合法化比较容易，所以反腐败并不是很难。大国、小国、穷国、富国，都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控制住腐败现象的先例。五年以前，我给学生上课，说到中国制止腐败蔓延很有希望。但几乎没什么人相信我的判断。五年后的现在，中国制止腐败的成就举世公认。然而，切断公权与私利的关联，在方法上说起来清晰、简单，做到其实很难。

我接着概括反腐败不容易的一面。分成五个原因。

第一，党内高层缺乏意愿和意志。若政党高层领导自身腐败，反腐败的意愿就不强，反腐败的意志也不会坚定。所以，反腐败要从党内做起，从党内的高层做起。做到了，党内高层就会获得公信力，权力就巩固，就能推广反腐败措施。

第二，投鼠忌器。老鼠趴在瓷器上，拿石头去打老鼠可能会得不偿失地砸碎瓷器。不少政党害怕揭露腐败会失去竞选捐款，失去党内的重要领导人，甚至失去执政权。然而，丧失了公信力的党不可能长期执政。

第三，惩罚力度不够。切断公权与私利关联的法律法规和执法机构不够强大，让腐败的收益大于腐败的成本。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意味着从法律法规上，从执行机构上强大，让腐败的成本远远高于腐败的收益。比如把官员每次收礼不超过一百元改为每年收礼总价不超过一百元。

第四，无法让“零容忍”成为社会风气。容忍贪腐的社会风气是可以改变的，尽管很难。让内部监督转化成全社会的监督就会有持久的效果。中国共产党的做法是首先加强内部监督，然后加强党员自下而上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有8900万党员，几乎每10个成年人中有1个。我们党在党员中加强共产主义教育，这是精神层面。同时在所有党员中加强“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说明以公权谋私利是可耻的，是背叛了党的宗旨背叛了党。这个工作，在中国依然任重道远。

第五，缺乏社会平等。让自己和自己家人过上比别人更好的生活，是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动力。如果经济领域的财富差别不能反映在社会领域上，也就是说，财富差别不能反映在教育、医疗、养老、居住条件的差别上，官员贪腐的动力就会大为降低。这是北欧各国和新西兰、澳大利亚甚至新加坡等国名列腐败程度最低国家的主要原因。因此，社会主义是降低腐败的有效途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方面也依然任重道远。

各位同事，腐败问题涉及所有政党的公信力，而推进对抗腐败的工作是构建“美好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世界各政党应当加强交流，携手努力。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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