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龙·莱克里德尔：“反智主义”这词在美国满天飞，它到底是什么玩意

【翻译/ 观察者网译者 武汉科技大学 吴万伟，部分内容有删节】

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反智主义”这个词在美国产生，最初出现在激进分子约翰·斯帕格（John Spargo）1911年的著名作品《当代社会主义侧记》中，不过这书现在可能已经被人遗忘了。

斯帕格充满激情地认为，革命需要无产者的指导，而不仅仅是一帮热衷理论的“臭知识分子”，他们不配担任社会主义运动领袖，这是他们窃取的地位。但是，斯帕格也承认，无产阶级如果没有理论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指导，就不能真正理解其所处的条件。

装腔作势者（poseurs）或者说“不成功的知识分子”——“没有客户的律师，没有出版社的作者，没有教授席位的教授，没有讲坛的牧师等等”，激起了反智主义。相反，真正的知识分子知道他们的身份地位最好被用来投入到与工人阶级一起奋斗的命运中。斯帕格笔下的无产者承认，需要依靠理论家来推动和宣传他们的革命。

这在20世纪头十年决不是开玩笑的事：因为第二国际准备好以工人阶级专政的名义接收相当数量的全球大片地区，对试图推翻当时弊病缠身的世界政治结构的人而言，有一个大问题摆在面前——谁是新的无阶级社会理所当然的继承者，谁是真正的革命先锋。美国的反智主义代表了一种倒行逆施的立场，标志着对工人阶级不够同情；它让工人与智囊争斗；还提供缺乏构思的立场，即刻产生破坏性的后果。

很难想象斯帕格充满愤怒的文章的读者会辨认出“反智主义”在21世纪的用法，更不要说他本人这个怒气冲天的革命者了。

想想查尔斯·布鲁（Charles M. Blow）2012年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攻击参议员马可·鲁比奥（Sen. Marco Rubio）在恐龙和人类是否曾经共存的问题上回避打哈哈。这位佛罗里达共和党人说，“我不是科学家”，布鲁的结论是，“这种反智主义是大洪水之前时代的腐朽观点。”

用新的世俗说法，鲁比奥拒绝承认科学知识的基本主张标志着他是反智主义者，是名副其实的走在拉布雷亚沥青坑（the La Brea Tar Pits）周围的晚期智人尼安德特人，根本就不知道科学权威为何物。反智主义曾经是反革命意识的标志，与美国最激进阶级相关，如今被用来指责共和党顽固拒绝从书本上接受任何崇高主张。

在当今美国文化中，反智主义代表了一种民粹主义，从最好处说是危险的，从最坏处说是西方文明已经陷入垂死挣扎的标志。无论如何，它都不是好征兆。

仅仅一个世纪之前，公开谴责反智主义的还主要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革命者，今天基本上是知识分子自己反对强加在昂贵的大学学位获得者身上的文化耻辱，这些大学拥有对冲基金经历管理的巨额捐款。纽约城市大学著名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据说每年组织一次研究生讨论会，获得不菲的酬金）在《工人日报》——对不起，应该是《纽约时报》——的评论中放大启示录大灾难，他在2016年总统大选后警告美国人生活中的黑暗力量，包括“反智主义”和“对精英的仇视”。

来自纽约城市大学的系主任小阿尔德马罗·罗梅罗（Aldemaro Romero Jr.）表现出类似的装腔作势口吻，“现在到了我们这些在美国高校的人认识到投射在大学身上的长长阴影的时候了。”很难从象牙塔上俯瞰惊慌失措的民众，他们将我们的学术成果当作荒唐的言论弃之如敝屐，拒绝相信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将其贬低为醉鬼在酒吧餐巾上的乱涂乱画。说到“教授”时像是恶狠狠的骂人话，好像是对恶劣诽谤做出的愤怒反应。啊，我们在荒野中哭喊，人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可能想象这样的场景了：在我们做思想研究的每个关键点，没有反智主义来挑战我们的权威。更不用说，“知识分子”的定义就像北冰洋上的浮冰快速发生转变，随着人类的活动而扩张或者退缩。人类陷入危险之中，因为他们越来越多地向不知情的政客那里去寻找智慧，而智慧曾经是由专业知识阶层严格把守着的。

有时候知识分子是渴望进入观念世界的人，无需像在污秽和淤泥中辛苦工作的人那样考虑日常生活的麻烦。有时候我们是精英知识的捍卫者，回避电视真人秀的诱惑。知识分子在有些场合致力于宏大观点；在另一些场合，他们只不过是那些认为政治置于知识之上会带来愚蠢的结果，而“科学认可”能有效防范这种情况的人。

但是，无可争议的一点和思想文化不可复归的真理是，在背负众多问题（全球气候变化、恐怖分子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气候变暖的世界里持续生活，反智主义代表了严重的威胁——或许是最严重的威胁——若不培养出能孕育宏大观点的倾向，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人文学科对此有最深刻的感受。不仅是更喜欢实用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等领域的“威胁”让我们大声疾呼，反对那些将知识分子当作千年人文教育遗留的老古董而围攻的市侩家伙；而是观念自身就拥有价值，根本不要考虑它们能否得到评估或者变成利润，或者从新自由主义学界获得丰厚的课题资助，正是这个原则迫使我们在评价自己处境时转向“危机”语言。

管理者敲打我们的牢笼，要求我们去追求“卓越”，像二手车推销员那样用老鹰的爪子抓住大客户，甚至在政客和专家质疑纳税人的金钱是否应该给予更加关心拆除性别藩篱的院系，还是更多帮助竭力开发下一个爆款应用程序（killer app）的学生时，也要如此。

一般来说，学界承认讨厌者、书呆子、极客（geeks）对文明进展的显著重要性。有人刻苦研究知识分子的定义，以及社会能够和应该将什么价值观放在这个纯净组合上的问题。其他人想的是傻瓜似的追求，将那些把激情基本都放在自己头脑中的人放在道德权威的位置上。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不知不觉处于特殊时刻，我们中的聪明人遭受无情攻击而备受折磨。知识分子坚持开辟新的和独特的空间，反对实用的、及时的和稍纵即逝的东西的冲击，从而定义了这样的时刻。

反智主义的语言对相信为知识而学知识的人拥有奇怪的威力。反智主义切入了我们当今文化战争的核心，干扰了那些似乎竭力要把国家拖出失能困境的人的工作。就像共和党故意妨碍议案通过的伎俩一样，反智主义不考虑观点本身的优点，顽固地提前宣称无论其个别价值如何，知识分子都是根本不值得倾听的坏蛋。

当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仍然是罕见的先知，他半个世纪前的预言在学界继续拥有强大的说服力，他们倾向于带着纽约时尚周的活力，欣然转向下一个宏大观点。“反智主义”这个词自1885年以来出现在《纽约时报》上超过650次，75%出现在1964年之后，也就是霍夫施塔特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赢得当年非虚构作品普利策奖的那一年。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个人在美国很少被描述为反智主义者，但是在随后的50年里，反智主义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解释性棱镜，人们通过它来认识当今这个世界。

在考虑知识分子在这个混合世界中的地位时，我们或许发现返回到约翰·斯帕格世纪之久的旧著的价值。斯帕格捍卫的知识分子是那些迫切寻求与工人阶级联合的人，他们与没有受到教育的人融为一体，只不过扮演表达其目标的特别角色。知识分子倾听崛起的无产阶级的声音，他们与迫切渴望反抗官僚、富豪和老板的男女工人结盟的程度越深，其重要性也就越成正比地增加。虽然反智主义造成伤害，但主要影响那些在街头（与底层站在一起）呼吁激进社会变革的人，而不是象牙塔内的人受伤的感情，后者希望自己的著作得到广泛传播却遭到无情贬低和轻视。

如果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勇于接受挫折和不断的批评，因为我们是在挑战那些舒服地坐在权力宝座上的家伙。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有特别的责任让我们的言论通俗易懂，即使它让我们暴露在不断扩大的不敬之下。如果我们偶尔发现自己被评价为不断在社会肌理上撕咬的顽固小荨麻，那就顺其自然吧。

但是，即便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对公共利益有内在好处，却不被承认，我们也不能放弃社会责任。我们将继续做好自己相信非常重要的工作，确保我们不会最终变成愤愤不平的没有讲席职衔的教授和没有出版社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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