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兑现“耶路撒冷诺言”，特朗普为什么敢玩真的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晋】

12月6日，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指示美国国务院着手准备将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为拉拢亲以色列的美国选民，特朗普去年竞选总统期间曾承诺，上台后将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

而当特朗普真的赢得大选之后，绝大部分观察家都不再相信特朗普许下的“耶路撒冷诺言”，毕竟总统大选一个样儿，当选总统后一个样儿，特朗普也应该大体如此。而当特朗普真的做出这一决定，无疑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特朗普真的是一个“敢说敢做”的总统。

耶路撒冷的重要地位

耶路撒冷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必然是耶路撒冷的宗教和文化定义。对于犹太教来说，耶路撒冷代表着心灵的归宿。根据《希伯来圣经》（《圣经旧约》）记载，当年逃出埃及的犹太人，在与当地人混战了许久之后，终于在大卫的率领下攻陷了耶路撒冷，并将此地定位国都。大卫王将犹太教最宝贵的“约柜”运到此处，而经历了所罗门王时期，在“约柜”周围修建了圣殿，耶路撒冷成为了当时附近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传说中的“约柜”

所罗门王去世之后，当时的犹太人分裂为两个国家，在地区的影响力也很快衰落。与此同时，新巴比伦帝国开始在当地扩张，尼布甲尼撒二世命令军队攻破了耶路撒冷，一大批犹太人被掳掠到了巴比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但是随后不久，波斯帝国崛起，并且灭亡了新巴比伦帝国。波斯君主允许被掳掠的犹太人返回故土，将被毁坏的圣殿重新修复，也就是历史上的“第二圣殿”（区别于所罗门时期的“第一圣殿”）。

第二圣殿模型

但是到了罗马时期，罗马人通过希律王控制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而这一时期，犹太教也经历了较大的发展，分为了不同的教派，其中一个相对较为保守和激进的教派，由来自于拿撒勒的耶稣带领，希望改良犹太教。但是耶稣被罗马人和希律王处死，而基督教也因此产生了与犹太教的分歧，最终演变为独立的宗教。对于基督徒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最后是被钉死在了耶路撒冷，而随后又在耶路撒冷复活，并且预言还将在末日重新来到耶路撒冷。而这也让耶路撒冷成为了基督教心中的圣城，其生前最后一段路“苦路”，以及其墓所在地“圣墓教堂”，成为了基督教的重要圣地。

圣墓教堂

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属性”出现的较晚，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并且迅速扩张到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期初创伊斯兰教时候，曾规定要朝拜耶路撒冷的方向；而穆罕默德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也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在《圣训》中，确实记载有先知乘坐人面兽神的神马“al-Buraq”前往耶路撒冷，而且还在耶路撒冷见到了真主，真主复活了众位“先知”（伊斯兰教认为，伊布拉欣、摩西、基督等都是先知，但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与穆罕默德一起礼拜。而从此，耶路撒冷也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圣城，随着穆斯林军队扩张到耶路撒冷，在这里修建了岩顶清真寺和金顶清真寺。

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

历史上关于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议，而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争的历史下，耶路撒冷的历史地位和宗教重要性被无限的加强。尤其是历史上历次十字军东征，使得耶路撒冷成为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政版图争夺的重要“地标”。

在近代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西方势力对于中东的扩张，耶路撒冷再次成为了各方争夺的焦点。尽管此时的耶路撒冷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而且由于地处内陆，耶路撒冷的经济长期贫困不堪，但是耶路撒冷的宗教和政治意义仍然十分醒目。无论是基督教、东正教，还是各个宗教内部的政治力量，都试图在耶路撒冷占据主导地位。

耶路撒冷的政治意义

真正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往往被伊斯兰世界视为“帝国主义阴谋”，因为很多穆斯林认为，耶路撒冷其实对于犹太人的意义并不大，而且以色列的建国和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对于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入侵，其实就是“西方”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入侵。从某种方面，穆斯林世界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以及1948年以色列建立的某种不满，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已经在这一地区主导了很长时间，而且犹太人已经“放弃了”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权。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并不能说成仅仅是“西方阴谋”，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和成长背景，尤其是以色列的建立，尽管离不开美国和欧洲的因素，但是“犹太复国主义”本身其实是近代民族主义建构的产物，也是犹太人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的必然。经历了千年的“大流散”，犹太人形成了多个种族团体，在宗教内部也教派各异，而唯一能够维系“犹太人是犹太人”的，除了犹太教，就是对于“圣城”耶路撒冷的热情。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眼中，不仅仅是“宗教圣城”，更是结束民族苦难的象征，是民族崛起的象征。

当然了，“犹太复国主义”在20世纪初也演变成了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流派与今天的以色列政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应当看到，“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欧洲民族主义的产物，其组织和动员形式，也是“欧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建立，之所以能够在随后多次中东战争中打败敌国环立的阿拉伯世界，其本质就是阿拉伯国家在与一个组织和社会机制都是“欧洲化”“西方化”的现代国家作战。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尽管被今天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学者追述到“千年”之前，但是其实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构建还是非常现代的事件。直到20世纪中期之前，很多巴勒斯坦人称呼今天的巴勒斯坦为“南叙利亚”。当然，这涉及到历史上“叙利亚”的具体定位，“叙利亚”地区在历史上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囊括从今天的土耳其南部、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西奈半岛等地。但是总的来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在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尤其是以色列建立之后。

而在随后数十年内，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和政治合法性，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彼此相互建构。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尽管很大程度上脱胎于近代尤其是二战中遭受的诸多灾难，但是对于源源不断的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来说，巴以冲突以及历次中东战争，才是这个国家共有的记忆；而对于巴勒斯坦来说，与以色列的冲突，数次中东战争之后的流离失所，都是巴勒斯坦人共同的集体记忆，也因此成为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当中的重要内核。

任性的特朗普

既然耶路撒冷问题如此复杂，特朗普为什么还要积极地在此问题上表达如此敏感的态度呢？其实即使在特朗普表态政治宣布之前，还有很多的中东学者都认为，特朗普只不过会玩“另一套文字游戏”，会和所有之前的美国总统一样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有所保留。但是当特朗普真的宣布之后，着实让几乎所有人大吃一惊。

在特朗普宣布之前，其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可能的态度，就已经被人们所察觉。无论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埃及总统塞西，沙特国王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纷纷表示反对，并且警告特朗普，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不要“穿越红线”。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还加紧了对于美国高层的游说活动，派出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情报负责人马吉德·法拉吉紧急前往美国，与特朗普身边的幕僚和高层会谈。在过去的数日内，包括美国防长詹姆斯·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CIA主管迈克·蓬佩奥等人，都先后表明反对特朗普做出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决定，甚至特朗普身边的中东问题顾问，如被视为“亲以派”的格林布拉特，也在这一问题上表示了保留意见。

当地时间2017年5月22日，耶路撒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一行人参观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和“哭墙”。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尽管身边的众人反对，但是似乎仍然无法撼动特朗普的决心。有媒体报道，关于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讨论，让特朗普十分生气，在11月底主动中断了讨论。但是随着12月4日签署新的“拖延令”日期临近，特朗普的态度再度强硬，总统高级顾问、特朗普的女婿库什诺在数日前暗示，特朗普将是“亲自宣布决定的人”，表达了他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决心。

答案很可能与特朗普国内的政治压力息息相关，因为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仍然面临巨大的国内挑战，尤其是当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深陷“通俄门”，特朗普需要政治手段来“化解”国内对于自己与俄罗斯可能存在的“关系”。因此选择敏感性极高的耶路撒冷问题，也许对于特朗普来说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另一方面，特朗普可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当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时，当特朗普的专机刚刚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教育部长、国内右翼政党“我们家园以色列”领导人贝内特就拉住特朗普说：“我们期待您做出勇敢的决定！”事实上在特朗普做出决定之前的几个月里，以色列国内对于特朗普的不满情绪，尤其是以色列右翼对于特朗普的不满情绪在增加，认为特朗普“说大话”，并没有履行在竞选时“搬迁以色列使馆到耶路撒冷”的决定，甚至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时期以色列和美国关系“将会是历史上最坏的”。因此当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使馆”的消息传出，以色列国内欢呼雀跃。

在当前的以色列社会，右翼力量日益强大，在诸多敏感议题上能够主导以色列国内舆论。能够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一直是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的重要目标。而当特朗普政府兑现了之前的承诺，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势必极大地鼓舞以色列右翼力量。

甚至以色列国内一些“非右翼”势力，也对特朗普的决定表示欢迎。比如中间翼政党“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绝不会把耶路撒冷任何部分让给巴勒斯坦！”在未来，以色列右翼必然会推动以色列社会，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犹太定居点以及戈兰高地所有权问题上，做出更多强硬的表态，争取获得美国更多的支持，而这也将极大地损害巴以和平进程的前景。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决定极大的损害了美国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伤害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乃至穆斯林世界的民族和宗教情感。特朗普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将很可能激化伊斯兰世界极端主义的情绪，导致美国和中东盟国如沙特、卡塔尔、土耳其等国的关系陷入僵局；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决定将必然激化巴勒斯坦人民族情绪，巴勒斯坦人爆发“第三次大起义”（前两次大起义分别爆发于1987年和2000年）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进而恶化巴以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局势。

特朗普的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决定，大大增加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风险，势必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形势。尽管从诸多方面看，特朗普的决定“弊大于利”，但是特朗普的“任性”，还是让人们不得不认真对待他在竞选中的诸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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