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糊其辞的基辛格能帮西方认清这个世界吗？-德国《世界报》
在美国文理科学院的晚宴上，亨利·基辛格和斯普林格集团（观察者网注：旗下报刊包括《图片报》、《世界报》、《商业内幕》等）的老板马提亚斯·多夫纳讨论了关于人性的终极问题。多夫纳认为美国仍然是自由的灯塔，而基辛格则并不那么乐观。
美国前国务卿、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
丹铎神庙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它曾是祭祀女神伊西斯和冥王奥西里斯的地方，如今它像庇护所一般完整保留了古埃及圣书体象形文字。1963年，它作为埃及政府的礼物，被拆成一块块石头运至美国。
当时，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专门为丹铎神庙建造了展厅和沟壑，神庙墙上则是黑色的埃及兽首雕像。
纽约大都会的丹铎神庙
这座神庙为古罗马帝王奥古斯都所建，当时埃及是古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不过这段历史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晚宴设在这座罗马埃及式殿堂前，沟壑旁用蜡烛为嘉宾们指路。
灯光照在神庙背后的墙上，呈现橙白两色投影，既可以理解成用日出隐喻美好时代，也可以看作是原子弹在古老神庙背后爆炸。宴会上，嘉宾们收到手机新闻推送，朝鲜进行了新的导弹试验，能够打击到美国本土。
宴会上有两位嘉宾被采访，第一个是94岁高龄的亨利·基辛格，如今他已早成为美国的神谕者。传说中古希腊女祭司皮媞亚要先吸入麻痹气体才能说出神谕，基辛格的话有时也玄乎其玄，他含糊的德国法兰克口音，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低沉了。
那天晚宴上，负责解读神谕的任务落在了《纽约时报》最著名的左翼自由派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头上。
首先，弗里德曼希望基辛格解释这个世界。弗里德曼说，自己能够理解冷战和冷战刚结束的时代，但后冷战时代就超出他的认知范围了。基辛格能够向弗里德曼解释清吗？
基辛格说，在当前的世界，各个地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大力推动技术创新，而这些创新带来的后果甚至连发明者自己都无法预见，而这些新技术已开始把不同地区联系在一起。神谕者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弗里德曼接着问基辛格哪位政治家让他印象最深刻。基辛格回答起这个问题来一点不含糊：阿登纳、曼德拉和周恩来。阿登纳在二战后的混乱中，为了建立自由的德国甚至准备好接受祖国的分裂。曼德拉则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后选择了和解，放弃向前殖民者复仇。周恩来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是基辛格的对手，但他对中国的未来看得非常清楚。
阿登纳、曼德拉和周恩来
然后，我们很自然地讨论到了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基辛格给出了这样的信息：伊朗早些时候（即巴列维王朝统治时）和以色列关系非常好。不幸的是，伊朗不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它更代表着一场革命事业。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对以色列的存亡构成了威胁。
基辛格并没有给出如何应对危机的方案，而是掉转话头开始谈论中国。他的话值得认真思考：中国方面有人认为，美国衰落的结局已经注定。
美国方面有人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如果这些人掌握权力，那么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将直接走向战争，其惨烈程度将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道“神谕”之后，主菜端了上来，然后就轮到多夫纳发言了。
马提亚斯·多夫纳不像基辛格，不会说出“神谕”。他给人的印象就像是刚刚拿到新玩具的小男孩，很热情洋溢地想要介绍它。
但首先，托马斯·弗里德曼想要从他口中知道，德国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你们从大西洋彼岸惊讶地看着我们，我们也无法置信地看着你们。”
多夫纳先对时事发表了一系列看法，他认为难民问题和社会不满情绪都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接着，他切入了真正关心的正题：人工智能和脸书。
多夫纳说：“马克·扎克伯格发现了新的商业模式，脸书不需要创造任何内容，却能够截获传统媒体公司99%的收入。”
但是，马提亚斯·多夫纳并没有对此表示不满。他发现许多编撰得很专业的假新闻在脸书上流传，美国的情况比德国严重得多，记者们怎么都想不到，对严肃新闻来说这是最好的广告。
多夫纳表示自己对未来并不感到害怕。他认为美国仍然是自由的灯塔，只要能克服眼下“政府某种机能障碍”，美国将屹立不倒。提到美国，多夫纳彬彬有礼，唐纳德·特朗普的名字在宴会上从未出现。
托马斯·弗里德曼焦虑地提出，现在已经有可以写新闻报道的机器人了。马塞亚斯·多夫纳宽慰他说：“那又怎样，它们能写政治评论吗？”他认为记者这个职业目前还是安全的，但未来人类记者将会和机器人同事们竞争。他表示，能够生活在科技革命的汹涌浪潮中是件非常幸运的事。
托马斯·弗里德曼和马提亚斯·多夫纳都回避了一个与这个话题紧密相连的问题：人工智能什么时候会替代人行使政府职能，这种现象会最先出现在哪个国家？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如果发生在美国，三权分立要如何运作？
与此同时，在丹铎神庙的背后，橙白两色的光束仍然打在墙上。我们仍然不知道这象征着日出还是核爆炸。
（青年观察者张成译自《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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