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圣明：看看贩奴的历史与现实，法国总统在非洲被喷可不冤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于圣明】

11月2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一所大学演讲时，面对观众有关当今利比亚人口贩卖的提问情绪激动地做出了回答。他在回答中强调进行奴隶贩卖的是非洲人而非法国人，并认为法国和非洲双方应当协作解决这一问题，而非互相推卸责任。

这一表态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说这是“殖民主义腔调的回归”，也有人认为总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的确，今天已经没有法国人千里迢迢前往非洲贩卖人口了，在一片混乱的利比亚进行人口买卖的则大多数是当地的蛇头和军阀，和法国人没什么直接关系。因此马克龙的这个表态虽然不能说是滴水不漏，但是大概也算没什么问题。

但是，尽管已经表示了“通过这一行为得利的欧洲人也应当受到惩罚”，马克龙的此番讲话依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利比亚出现的猖獗的贩卖人口行为是否确实与法国官方的行为毫无关联。实际上，和17-19世纪的法国需要为奴隶贩卖活动给非洲造成的种种恶劣影响负责一样，今天的法国也应当对非洲的现状承担一部分间接责任。

公允地来说，在19世纪之前，从非洲贩卖奴隶这一行径并不只由欧洲人进行。非洲本土的奴隶制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阿拉伯人在非洲的贩奴活动也持续了上千年之久。甚至欧洲奴隶贩子的“货物”也大多是从当地酋长和阿拉伯奴隶贩子手中收购的。

但是，正是欧洲人相较前两者而言规模远为更大的贩奴活动使得奴隶买卖迎来了其利润最高的时代。也因此给非洲带来了远甚于之前的伤害：由于欧洲贩奴者每次都要购买大批奴隶，因此非洲酋长们就要扩充军队，发动更多战争来掳掠人口，然后将战俘作为奴隶出售，向贩奴者换取欧洲商品。作为交换而输入非洲的欧洲火枪和刀剑则又被进一步地用于掳掠人口为奴，军队规模的扩大有时也需要更多奴隶，这就在非洲，尤其是西非形成了恶性循环。

不仅如此，在传统的非洲社会中，也存在将犯罪者罚为奴隶的现象，在欧洲贩奴者到来之前，罚为奴隶只是对罪行较重的人的惩罚方式中的一种。而在贩卖奴隶更加有利可图之后，无论犯下什么过失，即使是很轻的过失也要被罚为奴隶并被卖掉。这无疑是对当地传统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

贩奴者押送黑人奴隶的画面，图中并没有清晰地出现欧洲人的形象，但这些奴隶最终的买家却非常可能是欧洲人，图片来源：作者收集，下同

此外，贩奴者在购买奴隶之后，并不能马上将他们运走，而是要在非洲等待合适的风向才能出航，在此期间需要为奴隶提供谷物作为食品，这些谷物的种植和搬运也是由当地统治者的奴隶进行的。如此一来，虽然大多数欧洲贩奴者并没有亲自对奴隶进行抓捕，而只是从当地酋长手中“收购”奴隶。

但欧洲人的需求带来的奴隶贸易的繁荣却不仅使得被卖往遥远美洲的奴隶被迫背井离乡，强制劳作。同时也使得非洲本地连年战乱，传统的社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为了服务奴隶买卖而在非洲本地沦为奴隶的人也为数不少。欧洲贩奴者和使用奴隶劳动的欧洲庄园主对这一局面难辞其咎。

今天塞内加尔的戈雷岛，该岛从17世纪末开始就是西非法国奴隶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之一

就法国而言，虽然其贩奴规模与葡萄牙和英国存在差距，但也是大西洋和印度洋奴隶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从1685年路易十四颁布《黑人法令》使得黑奴贸易在法国合法化，到1848年彻底废除奴隶制为止，法国人在西非的“奴隶海岸”和东非沿海地区向当地统治者购买了大量奴隶，并将其向法属殖民地种植园贩卖。这些奴隶大部分被加勒比的法属圣多明克（今海地）和印度洋的法国殖民地留尼汪岛接收。

以圣多明克为例，1687年法国获得该地时，当地仅有3000余名黑人奴隶，白人则有4000多人。而在1791年爆发奴隶大起义前夕，该地已经拥有46万5千名黑人奴隶，数量是当地白人的15倍以上。

在东非，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几十年里，法国贩奴者每年也要从葡属莫桑比克等地购买5000名以上的奴隶。在复辟王朝屡次禁止奴隶贸易之后，在东非的法国奴隶走私商依然持续活动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期。

法属圣多明克（海地）奴隶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杜桑·卢维杜尔

由此可见，虽然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法国只是充当着奴隶“购买者”、“使用者”而非“捕获者”的角色，但这样的需求所引发的猎奴和贩奴的高潮对非洲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也永久性地改变了法属西印度地区的民族结构。

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如果没有法国等国殖民地种植园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和由此带来的贩奴的高额利润，虽然非洲内部的奴隶贸易依然存在，但与之相关的受害者必然不会如此之多。

说回现代，就像当年的殖民地庄园主并没有参与到非洲本地的奴隶买卖中一样。现代利比亚的贩奴者中的确没有法国人，本文也无意证明现代的法国依然有人在购买非洲人作为奴隶。但是，如果利比亚的政权和基本秩序没有被以法国为首的西方干涉所摧毁，目前被西方视为极大困扰的难民问题也许并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由此引发的“现代奴隶贸易”也远不会如此猖獗。

从这一角度来看，法国官方的行为确实对这一恶劣现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非只是“有些欧洲人从中获利”这样简单。

而进一步来说，非洲大学生们之所以会在马克龙的“亲善之旅”中提出诸多尖锐的问题，包括这个要求法国为利比亚奴隶贸易负责的问题在内，无论其提问水平如何，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希望对于法国过去在非洲的掠夺与奴役，今日在非洲的干涉与监控表达出自己的不满。

也许，对于马克龙总统来说，在历史上贩奴与殖民带来的沉重历史包袱，以及当今因为驻军行为不检点和对非洲国家内政的肆意干涉所造成的，非洲人民对法国普遍的不信任气氛之中，承担起法国应当负起的责任，思考一下如何改变这样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比用激烈而正确但重点模糊的言辞回击一个大学生的提问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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