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一唯：中国要争的，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尤一唯】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12月13日举办了第四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公祭仪式。80年前的今天，南京城在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之后陷落，此后的一个月，南京城化作了活生生的人间炼狱。

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公祭仪式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图片来源：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其实在战前的沪宁一线战斗中，日军便已开始诸多残暴行为，据说受害平民达到2万余人。日军随军记者石川达三写下《活着的士兵》一书，记录下了沪宁一线日军的种种残暴行为。此书当时立刻被禁止发行，石川本人也遭到宪兵关押，此书一直到战后才重见天日。连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知道了下属的暴行之后，都不得不感慨这些暴行“为皇军的名誉加上了难以抹去的污点”。

上述历史事实难以被否定，但历史不会过去而是继续存活着。每次中国领导人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的层级、人数以及发言都会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讯号。中日关系最近出现了回暖的信号，但不等于中方会忽视某些日本人忘却、歪曲历史的行径，最高领导人的出席就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严正而公允的立场是一贯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公祭仪式演讲中就已谈到：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2014年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图片来源：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讲话中突出了“军民二分”以及面向未来的意愿，有效地缓和了当时紧张的中日关系。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中日政府之间（不包括民间）在认识的最大差异，在于牺牲者的人数以及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称呼问题。

中国政府官方以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书给出的数字为根据主张30万人，并将30万人的数字通过公祭已经化作国家记忆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虽然表面上不否定南京战役前后存在的掠夺、强奸等犯罪行为，但认为将其称呼为南京大屠杀主观色彩太重，使用中性的“南京事件”一词来淡化大屠杀的色彩；另外在被害人数上认为存在多种说法，列举20万、10万、4万不等的数字，不认同中国政府主张的30万的死难者人数。

目前在日本学界民间两本影响力较大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书籍（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秦郁彦《南京事件》）中，给出的数字分别是10万、至多20万，以及4万。这也基本上是日本当下的主流看法，各大主流历史教科书中也会简单提及“南京事件”一事。

日本主要教科书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以及死难者人数

即便学界的主流意见是如此，日本普通民众仍对于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这主要和日本的历史教育有关。不同于中国，普通日本民众（除专业学者和少数近现代史爱好者）的大部分历史知识并非源于学校教育而更多源自大众媒体和书籍。这是因为或许很难在世界上找到其他比日本更不重视近现代史教育的国家了。

原本在日本的公共教育中，近现代史便是一个敏感区域，随着日本21世纪以来宽松教育的推行，更是大幅削减了课时和授课时间，将日本高中的日本史教育分成日本史A（近现代为中心）和日本史B（古代开始的通史）。除了部分国立大学以外，大多数大学不提供日本史A的考试，只考古代史为主的日本史B。而且大学之间形成的默契是为了保证所谓的中立性，对于日本近代的大陆侵略、殖民统治和中日战争都敏感内容一概不列入考试，对于大多数应试至上的考生而言，大家自然不会去认真学习，因此几乎在基础教育中无法建立起完整的近现代历史的知识体系。

对年轻人不了解历史的这种现状，有部分保守派人士甚至自鸣得意，认为学生不了解近现代史是天经地义之事，并攻击“过分了解”近现代史的中国学生是爱国主义洗脑教育的产物。

近来日本民间机构历史教育研究会提交了由400多位学者提交的日本史用语第一次草案。由于该机构的权威性质，这份用语清单很可能会成为日后日本历史教育中参考的重点和考试的出题重点，因此尤为受人瞩目。在此次用语清单中突出了近现代史的内容和比重，人们发现其中中日15年战争、南京大屠杀和从军慰安妇等词也赫然在列。

笔者曾经拿这份清单去问日本大学的本科学生，大多数学生表示好难，对大部分词汇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大部分学生选考的都是世界史并未正经学习过日本史。配合日本将于2022年进行的“学习指导纲领”改革，日后日本将在教学现场重新重视起近现代史的内容，并废除高考中世界史和日本史的区隔，相信上述对近现代史无知的状况并不会永远继续下去。

历史教育研究会提交的日本近现代史用语一部

由于近代史知识的匮乏，在面对否认南京大屠杀之类的言论时，大部分日本普通民众往往缺乏相应的知识去加以反驳，而只能进行直观上的判断。在一个言论不受控制的社会当中，民众若大多对某一事件缺乏知识和关心，少数极端的言论便会堂而皇之的登场，尤其是这种极端言论遭受外部打压时会引发部分同情，于是起到推动它的传播扩散的效果。

由于这种背景，在日本有所谓靠否定南京大屠杀为生的“南京产业”。“南京产业”随着近年来中日关系的恶化大行其道，在日本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书籍不计其数，其中最新出版的非严肃大众书籍往往都是倾向否定南京大屠杀，根据无非便是南京大屠杀虚构派理论的重复再生产，再掺杂中国威胁论和阴谋论以图吸引眼球。

其实南京大屠杀否定派最希望的便是来自中国的敲打，因为中国逼迫日本接受中方30万人以上的死难者人数的话，会让对事实不甚明朗的日本社会产生对被打压者的同情，正中历史修正主义者的下怀。但若将南京大屠杀和30万人死难者分离，或许可以找到中日双方的某种妥协点，但在30万死难者这个数字已经化作国家记忆的今天，这也近乎于不可能。

中国人喜欢高屋建瓴的宏观思维方式，从大局出发而倾向于忽视细枝末节；反之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人看来过于谨慎，喜欢雕琢细节而轻视大局。

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对南京大屠杀认识的不同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人认为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本身远重于具体死难者人数的求证，而日本则过分追求细节的推敲而偏向忽视对整体事件的定性。由于年代的隔阂和史料的不完整，要在当下彻底还原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人数，给中日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答案几近于不可能，在死难者人数这一点上，中日或许会永远争论下去。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张连红先生或许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方向。张先生表示，由于无法彻底求证死难者人数，不应再将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人数作为中日之间的焦点，而是应该由中日通过共同研究聚焦于探讨大屠杀的起因，以及如何在21世纪的世界中防止类似南京大屠杀的惨剧再度发生。

若如张教授所言，将南京大屠杀的意义普遍化必然有损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南京大屠杀”、“30万人”、“国耻”这些名词都已化为国家认同的符号，将其意义普遍化会让南京大屠杀失去自己独一无二的意义；这多少也有为日本人开脱之嫌，将南京大屠杀化为一般战争的残酷性，间接否定了日军“独特”的残暴性。

但对于喜欢宏观思维方式的中国人和喜欢微观研究的日本人而言，这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妥协点，我们或许应该加深对事件来龙去脉和细节的了解，以及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不误将质疑死难者人数的言论直接等同于否定南京大屠杀本身；而日本人也应该加深对事件意义性质的认识，了解此事在中华民族认同、历史建构中的重要意义，而非拘泥于细枝末节。

相信只有构建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并建立中日双方一定的历史共识，才是消灭否定南京大屠杀之类极端言论的最佳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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