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教科书式老赖，送你一碗阳春面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林立】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这句话是鲁讯先生说的，我向来是不信的。

但是，最近网友曝光、媒体跟进的教科书式老赖案，让我不得不怀疑人生，怀疑我的“不信”。

2017年11月22日，网民“认真的赵先森”赵勇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微博“久等了！请看什么是教科书式的耍赖！”在微博的视频中，赵勇讲述了其父亲遭遇车祸后，“五次转院，四次开颅手术”，成为植物人，但肇事司机用教科书式的耍赖手法，以其女儿名义买房买车，变相转移财产，逃避赔偿责任。

教科书式老赖黄淑芬面对赵勇时居然若无其事地说，“我就是人品有问题”，“我是收入不低，我得还贷款（房贷）”，“判几年，最起码我这点钱，我也不用还了。

“教科书式老赖”当事人

尽管我曾在法院工作，见多了教科书式的老赖，但我看了视频后，仍难以遏制出离的愤怒——人怎么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然而，教科书式老赖的后续发展，再一次刷新了我对人性丑陋的认识。

11月24日，河北唐山中院决定对黄淑芬拘留15日。12月1日，赵勇父亲去世。12月11日，赵勇接到交警电话，得知拘留期满后“失联”的肇事者黄淑芬已请律师提交鉴定异议书，要求法医再次鉴定，这意味着“这次不仅面临常规解剖，可能要摘除器官送到各个医院做病理切片……（父亲可能）最后连个全尸都留不下。”

“人之初，性本善。”如果教科书式老赖不是天生的，那么Ta是怎样炼成的呢？教科书式老赖这种比羊驼还神奇的“神兽”，是在法律的缝隙间和人性的黑暗面“野蛮生长”起来的。

第一，有适宜的气候。企鹅在赤道上是难以存活的。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在逐步建立，但还很不健全，且因为财产信息不公开，仍不能全面有效地制约“教科书式老赖”的生长和繁殖。许多人都痛恨“老赖”，但尚未形成共治“老赖”的局面。

第二，有舒适的环境。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尽管法院以极大的决心和力度在推进执行工作，但教科书式老赖还是暴露出执行的诸多问题。现在，还有不少被执行人无惧执行，不在乎上“黑名单”，他们可以不坐飞机，不坐动车一等座，但是可以堂而皇之地“享受低消费生活”。

第三，有良好的饲料。道德的沦丧，自私的驱动，为教科书式老赖提供了最好的“狗粮”。打开淘宝网的司法拍卖页面，可以看到不少拍卖的房产都是带租约的，而且很多租期长达二十年。“买卖不破租赁”的法律规则，被“老赖”们玩得无比娴熟，成了执行的一大障碍。

执行很难，真的很难。我刚进法院工作时，就遇上了一次夜间执行。有一天，法庭庭长让我参加晚上的执行行动。我问，晚上还要上班？庭长说，没办法，白天，被执行人常常躲着，找不到，只能晚上去“抓人”。

这种“躲猫猫游戏”，几乎每天都在中国的某一处上演。有时候，法院还得大年三十去“抓人”。有些人怕在看守所过年，只得拿出平时怎么也拿不出这时候就拿得出的钱来“赎身”。

然而，执行拘留的效果是有限的。法院拘留一次，最长十五日。一般不能多次拘留，否则就可能成了变相有期徒刑或拘役。

更有效的办法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全国人大，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还对此出台了专门的解释。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被追究此罪的并不多。原因之一，可能是取证困难。不少法院移送公安的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案件，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可见，治理教科书式老赖，消灭此“神兽”的生存空间，绝非某个部门某些人的事，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我们应将治赖提升到“依法治国”的高度和制度构建的层面。

“人若无信，不知其可。”社会无信呢？当一个社会的整体信用度降低到很低甚至为零的程度时，法律的执行成本就会变得极其高昂，甚至可能因此失灵，我们每一个都将成为受害者。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全覆盖社会信用体系，使失信人承担巨大的道德和法律成本。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应立法强制所有相关部门和人员参与，而不应仅由法院一家推动或牵头。比如，不动产和车辆的登记信息，至今不能与法院的执行网络联网。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查封不动产和车辆仍然只能用传统的方式——由执行法官到财产所在地“手动”查封。

查封现场（图/东方IC）

我们需要建立财产信息公开制度。财产信息不公开，现金交易较普遍，客观为“老赖”转移财产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应当建立财产信息公开制度，让老赖无财可藏。在这一方面，官员亦不能例外，而且应起到带头表率作用。我们可以规定，超过多少金额的现金交易，必须进行纳税申报，否则以偷税论处。

我们需要改革执行体制，建立一个高效、透明的执行体系。执行工作，问题很多。比如，执行应由法院还是公安负责？执行能否实现全国统一，以解决异地执行难问题？执行的权力是否过大？执行的透明度是否充分？执行人员是否充足？执行监督是否到位？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却一直难以解决。现实情况是，一个执行法官负责几百件甚至上千件执行案件，高负荷工作，而且难以令人满意。有时，当事人甚至无法与执行法官取得联系。

我们需要重建重信守义的传统道德体系。任何善良、正直的人，都不可能对“教科书式老赖”视若无睹。然而，有些人在谴责不道德行为和制度不公平的同时，却在利用制度的漏洞从事不道德行为和违法行为。

我在大学读书时，宿舍的生态圈比较“自然”，人鼠相处无碍。被我们的剩饭剩菜喂得肚子圆鼓鼓的老鼠，经常大摇大摆地从我们面前慢悠悠地走过。“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治鼠患才有可能。如果我们像大学宿舍的学生一样睁一只闭一只眼，教科书式老赖的泛滥就难以遏制。

被誉为“金庸封笔古龙逝，江湖唯有英雄志”的武侠小说《英雄志》里有一个叫吕应裳的人物，一生笃信儒学，想生四个孩子，分别用儒家四维“礼义廉耻”命名，结果老婆“不争气”，只生了三，分别叫吕得礼、吕得义、吕得廉，偏偏少了一个“耻”字，加上三兄弟有点混，被戏称为“无耻三兄弟”。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如果人没有了羞耻，还剩什么呢？如果社会没有了羞耻，还剩什么呢？只剩下“无耻三兄弟”的笑话了。

中学语文课文里也有一篇日本小说——《一碗阳春面》。小说讲了一个欠债还钱的感人故事：母亲为了还亡夫生前欠下的巨额债务，节衣缩食，带着两个孩子过着贫穷艰难又有尊严的日子。母子三人每年大年三十到一家面馆点一碗阳春面，三人共吃一碗面。终于，他们经过共同努力，还清了债务，回到面馆，点了三碗阳春面。

母子三人可以选择逃避，但他们没有当教科书式老赖，赢得了他人的尊重。然而，在中国如黄淑芬一样的千千万万老赖们呢？如果给你们送上这样一碗阳春面，你们吃得下吗？

教科书式老赖这种奇特的生物，可能像老鼠一样很难灭绝。但是，我们至少不能让他们成为鼠疫一样的灾害。如果我们拿出当年治“非典”的决心和举措，就一定能治好教科书式老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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