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以文明的尺度回溯改革开放四十年

改革开放的底色源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

改革开放是一场中国主动融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以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文明运动。尽管这场文明运动是面向西方的，但其底色却是中国的：改革的精神内核在于激发人的活力，这与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追根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以期真正理解改革开放的文明意义。

笔者在《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一书中曾提出：中华文明是在应对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以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以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复合型文明。

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农耕文明起源甚早，可能已有五六千年之久，农耕文明区域虽然较小，但人口集中，生息在农耕地区的人口往往占全体人口的80%以上。正是在这一时空意义上，农耕文明构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轴。

清人汪范所作《农耕图》

农耕文明的基本形态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农民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生产工具拥有较多的支配权与自主权，且自身拥有较多的人身自由，能够有效地利用各类资源发展农业生产；此外，小农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生产工具等要素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动，这虽然会导致土地集中，使社会两极分化，但却有利于调动小农的生产积极性，即便农业生产一时遭受严重破坏，也能顽强地迅速恢复与再生。

总体而言，小农经济构筑了中华农耕文明几千年繁荣绵续的主要基础，是中华文明传统的经济根基，与此相适应，传统的政治大一统国家体制才得以产生并长久运行。这是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具有原生性、独立性的文明体系，历数千年而不中断，并依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因此，从古至今，农耕文明的基本特性深嵌于中国政治社会伦理之中，作用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构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基因——我们今天依然按照农时节令来划分季节变化，依然重视由农业生产中领悟到的人类生活与自然生态的共生关系，依然坚持在人际关系网络中去理解个人价值的伦理观念。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获得成功，最根本原因就在于调动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体，而非局限于发动城市工人阶级。邓小平那一代共产党人，也正是理解并抓住了这一点，从农村改革入手，注重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才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重新理解文明视野中的农民性及其历史意涵

过去人们大都从负面角度来谈中国的农耕文明，习惯于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小农经济和中国农民。现在我们反过来看，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的展开、改革的成功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积淀，实际上都要归功于广大的中国农民。对于中国农民的特点以及我们自身的农民性，有必要在文明和历史的整体视野中予以重新理解。

首先，中国农民有其独特性，这集中体现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上。自古以来，如何保证小农经济稳定而有序地发展，如何合理配置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有效地调控它们的流动，一直是历代制度构建的核心课题。这一课题延续到近现代，则转化为如何通过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来激发农民活力，进而推动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建构的问题。

如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代表的阶级基础、革命斗争的依靠力量等问题，曾经历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由脱离实际到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过程，结果最终打破了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偏见，决心放手发动农民群众。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发动农民的力量，热心于组织农民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总结失败教训，上井冈山开辟农村根据地，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点燃了后来二十多年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充分激发了农民的革命性力量，打造了一支农民军队，打赢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现代农民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问题还是农民问题——这次面对的是怎样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既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又克服小农私有制、家长制、自给自足的弱点，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无论是发起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还是在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化，都是为了打破根深蒂固的家长式小家庭制，促使农民从一家一户的传统生产方式和原有的自给自足状态中走出来，实现农村的整体动员。

但是，这种社会大同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探索，由于一度被拔得过高而脱离了当时的实际，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在《毛泽东年谱》里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的全民所有制，退到公社一级的所有制，再到大队一级的所有制，最后到生产队一级的所有制，毛泽东自己其实一直在主动地往下退，他也在反思公社化是否脱离了农民的实际。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可能绕开数亿农村人口，也不可能不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从农村入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是让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有支配权，能够自主安排生产经营、支配劳动成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是放松对农村的控制，为农民离开土地、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能人“折腾”提供空间，通过承认乡镇企业、城乡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广大农民得到了“非农业”的就业空间，进入到了商业、工业领域。

1978年12月一个晚上，安徽小岗村，18户户主秘密按下18个手印，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图/新华网）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大力推进“开放”政策，在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建立了大量的加工制造业基地，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变得可持续。此外，由大量剩余劳动力带来的低工资和由集体土地制度带来的低地租优势，使中国的工业产品开始走向全球。

改革开放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无法突破的资源限制、市场限制，以及由这两重限制带来的工业升级和劳动力转移的困境。

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通过全球性的殖民扩张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路径，中国无法依靠对外殖民掠夺来转移矛盾、发展国内工业，只能在充分挖掘内部能动性的基础上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也必然会导致我们在一定时期内牺牲国内各阶层，比如农民、工人的眼前利益。从基础设施的建设、企业的发展、公共事业的兴办，到近年来备受争议的“土地财政”，实际上都建立在农民的土地之上，都建立在对农民利益的相对剥夺之上，但这种相对剥夺对于长远发展来说又是必需的，需要以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来克服。

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复杂关联，及中国农民与农业生产、工业化进程的深刻联系来看，中国农民既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作为“中间等级”的西欧农民，也不同于斯托雷平改革时代处于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相互交织环境中的俄国农民，他们既非无产阶级也非资产阶级，他们的能动性可以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得到充分发掘和调动，他们在中国语境中是一种元要素意义上的存在。

其次，中国农耕文明始终以人为中心，这是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历史中形成的核心理念。一方面，相对于以宗教或神为中心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的知识与价值谱系以社会中的人、伦理中的人为中心，将人文化成视为实现人的最高价值的根本途径。人文化成，即尊德性、崇礼义、重教化、尚君子，以伦理为本位，而不是以上帝、真主或佛祖为本位，因此中华文明并不包含汤因比所说的“统一教会”和“统一宗教”对全社会的统治，而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泛道德主义文明。这体现了小农经济对于家庭及社会长久保持和睦与稳定的强烈诉求，也体现了大一统国家有序与稳定运行的原则需要。

孔子资料图

进一步说，我们的文明可以包容宗教，但却始终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讲求的是历史主义、实践主义，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论思维，而是说我们更加强调知识必须立足于实践，我们的整个知识谱系都是为了传承实践。

中国的广大群众、广大农民群体，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既需要考虑外部的自然环境，也需要强调人的自主劳动，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并不是绝对的宿命论与神义论，而是一种朴素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例如，中国上古时期的创世神话，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氏尝百草、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等，主题都是要解决人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尽管也可能会转化为功利主义和迷信，但是如果加以引导和升华，则又可以走出一种以“人本”为基础的理想主义、普遍主义。

如春秋时期，从荀子的“人生不能无群”、“群居和一”等思想，到墨子的“兼爱”、“非攻”等思想，都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性，强调作为群体的广大的人。这都说明，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以人为中心，重视“人事”。古人倡导圣人之说，圣人也是人，归根到底还要落到人身上。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实践论》正实现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结合。中国人信奉的不是上帝的旨意或教条，不是靠神意、本本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而是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注重在生活实践中求得真知，这正是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实现结合之处。

另一方面，中国农耕文明中的人，存在于家庭、家族、宗族等社会生产、交往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中，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以等级差序为特点的家国共同体。

在等级差序结构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层级都有相对确定的位置，但正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等名言俚语所述，其角色地位并非永远固定不变，这是由中国古代高频次的内外战争、权势转移造成的。而这种等级差序及其可变性、可流动性，不仅意味着社会结构上的流动，也意味着活动空间上的流动，从而使家国共同体得以保持活力并获得顽强的生命力。

这种对于内在流动性的体认，也是改革开放能够动员广大农民从土地往城市和工业领域转移的重要原因。而所谓的“安土重迁”，只是在相对稳定或者说缺乏选择的条件下的历史性经验，在存在改善生活空间的前提下，中国农民并不缺乏迈向新领域和新世界的热情和欲望。

再者，中国农民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灵活的创造性。以往人们总是以保守、封闭、自利来批评中国农民，只看到小农经济的某些局限，而忽略了农民本身的相对独立性。事实上，正是因为广大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中能动地发挥了创造性，我们才能发展出世所罕见的发达的农耕文化，从而塑造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演进路径。

比如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创造，大多是广大农民在日常生产过程中不断积累、改进而创造的；我们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改造自然环境的悠久传统，都是广大农民智慧的体现。在近代，中国农民被视为是保守、落后的力量，但这种保守性和落后性是整体社会结构决定的，并非农民群体的本质特征。相反，在生产条件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之时，农民群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创新性就会凸显出来。

比如在改革开放年代，农民群体中涌现了一大批顺应时势、求新求变的先进人物，90年代的乡镇企业热潮，正是很多农民企业家在原有的队社企业、集体企业的基础上积极面对市场进行生产调整而发展起来的，而2000年代以来的很多民营企业，其创始人和领军人物也是农民群体中的杰出人物。

到今天，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无数出身中国农村地区的商人、小企业主们早已走遍世界各地，无论是在竞争激烈的欧美市场，还是战乱频繁的非洲中东地区，都有这些出身农村的中国人的身影，比如走遍世界的温州商人，很多都出身农村。他们早已直面全球化，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苦心经营、积累财富，又将资本投入到更大的事业中，组建民营企业，面向全球进行建设和投资。

温商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农民绝非天生的“保守与落后”，只要外部环境释放出机会与空间，中国农民的创造性，也会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中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治理一个大国，发展一个大国，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其内在文化的基本特性。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源于农耕文明，而其根本落脚于农民问题。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其所引领的话语、主张和行动，无不是为了调动中国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把亿万农民内含的巨大活力激发出来，转化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持续不断的强大动力，从而使中国始终走在正确的前进道路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也是共产党真正成功的核心所在。

现代中国两次启蒙的进步意义与历史局限

现代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启蒙运动，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80年代的“新启蒙”。两次启蒙都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产生的，二者有着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都是知识分子主张批判传统文化，并以思想先导者自居，试图对广大人民进行启蒙，但都没有对中国的文化特性特别是农民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启蒙思想家们基于对戊戌变法失败和辛亥革命流产的深刻思考，认为中国国民性的落后、愚昧和冷漠是少数先觉者救国斗争成效甚少的根本原因，因此提出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改造国民性，建设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运动后期，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接受并引进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一股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潮流。这是新文化启蒙的一个重要收获。

80年代的“新启蒙”知识分子也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在思想史意义上续借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谱系，继续引入现代西方文明，在理想主义的激情中探求中国的未来，致力于构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但是，新启蒙的不足之处在于，知识分子对普罗大众缺乏真正“实事求是”的理解，总是靠理念、想象和外部榜样来裁剪现实，想当然地去训导甚或指责农民，而没有对文化特性、文化心理和现实处境进行深入研究。

他们虽然也意识到现代中国依然延续了千百年来的传统生活方式，文化的基础依然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仍依赖于小农经济而生活，但除了对此进行批判，却缺乏协助农民改变自身境遇的能力，也缺乏认识农民内在能动性的热情和能力。事实上，这些知识分子也大部分都是农民子弟，很多启蒙知识分子在宣扬“启蒙”思想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像当年鲁迅那样，带着“同情式理解”的视角，关切当时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并以此思考中国社会的根本症结和出路问题。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其实就是启蒙论者从他们自己的逻辑出发，希望用“人文精神”来捍卫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情境中的社会批判立场。然而事实是，伴随中国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和物质文明的日益丰富，现代社会的世俗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大众文化的兴起也是一个必然趋势。

对于这样一些新的趋势，以及可能产生的新问题，我们不应该感到惶恐，而要乐观看待。事实上，回看近代世界历史，欧洲在经历工业革命的时候，问题比我们更为严重。比如读《资本论》第一卷，可以知道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的问题异常繁杂，而那时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事实上都面临着从物质到精神的复杂变化，那个阶段的问题要比我们现在更为严重。

90年代，笔者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估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精神世界的变化？我们认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是好的，但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因此要正确估量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不能丧失信心，同时也决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

单纯地谈“精神失落”除了可以使知识分子发泄愤懑情绪之外，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有效地应对挑战应该是“向前看”，将过去的文化和精神成果作为面向未来时可资借鉴的资源，而非不允许质疑、批判最终将之束之高阁。我们看待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要看到其中孕育着新时代的活力，尽管有很多问题，但不能否定这种活力。这些活力来源于真实的社会生活，源于人民的生活实践，构成了我们前进的动力，因此对于形势的走向，我们还是要乐观一些。

如何思考新时代的变化和挑战

今天，全球正处于一个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过渡的大变革时代。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变化之大、之快、之剧烈，远超人类原有的想象。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率接近60%，中国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一方面，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首次超过农村，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城市化的推进，不仅意味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撑城市生活；不仅意味着劳动分工结构的复杂化，也意味着利益诉求的复杂化。这些变化趋势，要求我们走上更高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生产更多的消费品和公共服务；要求更深刻地融入世界市场，获取更多的资源支撑自身发展；要求进一步改进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处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多元利益诉求，全面提高治理能力。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首次超过农村（图/私募网，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和农民也呈现出新的形态。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现在农村只需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维持生产和生活，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趋势也日益严重。同时，我们的农民一部分成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一部分成为参与土地增值分配而市民化、食利阶层化的人群，一部分成为借助土地流转而进行较大规模农业经营的大户，只有少部分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业已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生产方式，势必会发生深刻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农民群体的变化，意味着不仅我们对农业、农村、农民的传统理解和经验需要进行深刻调整以适应变化，还意味着我们必须积极调整土地制度、农业产业政策、教育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来缓解和释放农业转型带来的社会压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基本平衡。

更重要的是，新的文明形态正在挑战中国传统的文明形态。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切身的感受到，我们进入了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正在被重新塑造。

由于信息社会各种资源（资本、信息、消费）的高度集聚和高速流动，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都已发生显著的变化。过去小农经济是按照自然四季来计算时间，我们现在是争分夺秒来计算，而在大数据之下，基于自然的时间概念更有可能完全被颠覆；过去的空间概念是比较确定的空间，而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任何一个点都可以迅速地和世界发生关联，人的活动空间大为扩展。时空结构和对时空结构的经验体会，极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对生产方式的组织，对知识与经验的理解，对个人心理的把握。

客观实在的时间与空间都在变化，由此而来的社会心理、公共文化、交往方式也会深刻变化，这种影响是以文明为尺度的。对于这种趋势及其可能带来的变化和挑战，不仅仅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所能表达的。事实上，如同过去农耕文明遭遇工业文明的挑战一样，新的文明形态将对既有的文明形态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冲击力。

在这种背景下，有别于以往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建设时期的农业合作化、改革开放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我们可能迎来第四次农村与城市关系的重大转型，这一转型的主题将是生态文明。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调动城市和农村两方面的活力。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还在农村，在广阔的山林、草原地区。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再一次通过激发农民的活力来“振兴乡村”，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共建一个美丽的家园。

放眼未来，我们需要更开阔的视野，需要一种更具有穿透性的历史观，来思考应对新型挑战的方式。中国很快就将实现全面小康，伴随信息革命的浪潮，我们如何在世界诸文明中走到前面？如何推动人自身的发展、内在价值观的发掘、社会性的再造、人与人关系的重塑？如何进一步激发人的活力，创造更完整的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人应该思考的更早一些。

（本文出自出自《文化纵横》杂志“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题，授权观察者网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