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中国应追随特朗普减税脚步？可别掉进某些人的陷阱里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杜建国】
12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的减税法案在参院通过后，在中国舆论界获得了热烈追捧，至今热度不减。
这些追捧中最为情绪化的一类，赋予了此次税改革命般的足以改天换地的意义，如：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特朗普减税是对其他国家改革的一次倒逼。因为没有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外来压力，也不大可能真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去改革。这种改革压力和动力的转换，同样对中国适用。特朗普减税，毫无疑问将会引领全球性减税的风潮，改变世界经济的走向。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既有减税的空间，更有减税的必要。这种无法回避的外在压力，如果运用得当，就如当年中国加入WTO一样，将促使中国经济脱胎换骨。”
比这种空洞浮夸的吹捧稍微低一点儿的调门，则是“特朗普使出大招美减税 中国如何应对”之类的，如称税改将造成资本的“回流效应”，“面对美国大幅减税，中国如不作出恰当反应，自身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将降低，资本、人才外流将加剧”。
在这些人看来，美国一减税，将立即让美国经济重振雄风，资本与企业将不再青睐中国而流向或回归美国，中国只能以“减税竞争”来应对。
果真如此吗？减税真的是灵丹妙药大力丸吗？
12月13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就税改方案发表讲话。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减税不会导致企业与投资离开中国、回流美国
企业选择投资目的地的主要依据、主要标准是什么？
绝对不是只看税负的高低，甚至税负的高低往往都算不上一个重要因素，其首先、主要看的是，是否会得到回报，而决定投资回报的主要因素就是该经济体的规模与增长速度，增长越快，竞争力越强，投资回报就越有保证。这本来是经济常识，可是，近年来在各种荒唐的“减税万能论”的迷惑与干扰下，竟然被忽视或遗忘了。
全球一二百个经济体，税率低的国家多了去了，可是，真正能够大量吸引投资的，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能有几个？几十年来，中国为何能长期对外国投资保持着吸引力？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有竞争力，就是因为在中国投资有钱可赚且前景稳定。
况且美国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大规模减税的，早在上世纪的里根时代就开启了。那么，里根大规模减税后，吸引企业与投资流向美国了吗？事实恰恰相反，自里根时代起，美国产业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或是流向海外或是关门大吉，减税根本就没能起到留住美国的产业的作用（详见后面的解读）。过去不可能的事情，难道一到特朗普时代就可能了吗？
经济增速才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它既是经济活动的目标，也是吸引投资的手段与保障。很显然，单靠减税，根本不可能导致企业与投资离开中国、回流美国。中国应该延续自己的成功经验，通过维持高增长来吸引投资与企业，而非通过减税。
那么，靠减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或者说，减税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吸引企业与投资吗？
里根减税救不了美国，特朗普就能吗？
二、“减税促进增长”经不起理论推敲与事实检验
在笔者看来，减税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被肆意夸大了，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
促进经济增长、即促进生产活动扩张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首先是投资。投资的扩张带来生产能力与经济规模的扩张（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通常也是通过投资改善了生产条件的结果）。投资相当于直接做大增量，减税只是针对存量，是在既有存量内部的再分配。
减税促进增长论宣称，减税后，企业或与个人将会把被减下的资金直接用于投资，或者用于消费来拉动投资，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这样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但是，并不必然会发生，其不确定性在于，没有一种机制能够保证结余的资金必然会被用于生产性活动而非其它——比如去澳门或拉斯维加斯赌博。
拿企业所得税来说：
“共和党人给出了一个又一个幻想来支持他们有损预算的减税法案。例如，白宫曾说，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至20%，将带来投资和工资的增长——这是大多数靠谱的经济学家所质疑的观点。专家们认为，所增加的这些好处几乎全都将落入高管和股东的腰包。”（纽约时报网站12月2日社论《历史性的税收掠夺》，参考消息12月4日第四版）纽约时报社论的这番质疑是有道理的，很明显，与将这笔资金用于投资或给普通员工加薪相比，企业管理层肯定更倾向于给自己发奖金，即只增加了管理层的个人财富却没能用于扩大生产。
不仅利益上或主观上的必然性不存在，客观上也存在着限制或障碍。假如经济低迷，盈利前景渺茫，回报不稳定，这时候即使减税再多，企业也不会把这些多余的资金去用于投资的。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的美国，就属于这种情况，目前美国存在巨量闲置资本，可是却不用于投资，这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可赚钱的领域太少。进一步大规模减税，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增加限制资本的数量。
一减税就灵的简单化思维，不光经不起逻辑理论推敲，更经不起历史检验。
大家都知道，英国金融时报是一家新自由主义立场很鲜明的报纸，当年是撒切尔与里根的积极支持者，可即便是它，如今对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也是坚决反对的。今年四月份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框架刚公布时，金融时报便刊登社评指出，减税促进增长论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历史：
“（特朗普）政府说，减税将带来经济增长，从而抵消税收收入下降的影响。这是借用了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亚瑟•拉弗（Arthur Laffer）的观点。虽然说减税应该会对需求构成短暂的刺激，但过去20年里没有证据表明减税能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并未让经济出现增长。奥巴马时代的减税也一样。而在1990年，在老布什增税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连续5年提速。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期间，在增税的同时经济实现了强劲增长。历史并不支持拉弗的观点。世界上没有能够让减税‘自行补偿’的点金术。”
“全面降低整体税率往往不能（导致资本投资增加、刺激经济扩张）。上世纪50年代时，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90%，企业税率是50%以上。如今两者均在35%左右。许多个人和企业利用税收漏洞，实际税率远远低于这个水平。然而，上世纪50年代实际GDP和实际人均GDP的增速均为本世纪头十年的两倍多。正如巴菲特指出的，人们投资是因为他们认为能赚钱，而不是因为税率的缘故。”（英国《金融时报》 社评《特朗普减税计划异想天开》，2017年4月28日）
很明显，靠减税从来就没能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里根以来美国盛行减税，经济反倒是越来越糟；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税率远高于当下，经济增速却远高于当下。
既然减税并不能促进经济繁荣，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何全力推行呢？这样做对谁、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或者说，推行减税政策的动力从哪儿来的呢？
特朗普税改方案
三、助长脱实向虚与贫富分化——减税的负面危害被忽视
减税的正面作用被夸大的同时，其负面危害则被严重低估或忽视了。
减税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始自里根时代，其大背景是，二战结束后开启的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或战后繁荣长波，到七十年代初期结束了，传统的大政府或凯恩斯主义措施应对新形势的效果不如既往，这时候，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革命应运而生，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当作扭转经济颓势的灵丹妙药。
新自由主义一揽子药方里面，重要一剂就是减税，除此之外还包括压缩政府开支、压低劳动力成本（这通过压制工会、压制最低工资涨幅等措施来实现）、减少对企业的监管尤其是鼓励金融自由化，等等（因为美国国企很少，美国之外的国家的新自由主义举措中，还多了一项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典型的就是英国的铁路私有化）。
如前所述，减税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扩大生产的活动，不是扩大增量，而是在存量内部进行再分配，即减税不是做大蛋糕，只是在分蛋糕。那么这个蛋糕分配的合理、公正吗？
很遗憾，不合理、不公正，减税的份额主要被富豪享有了，减税实际上是变成了对富豪或高收入阶层的补贴，而广大中低收入者并没有享受到减税的好处。一句话，现实中的减税就是劫贫济富。这次税改通过后，金融时报评论文章的标题干脆就是“只‘济富’的美国税改法案”，认为“该法案尽可能地为富人服务，这令人沮丧但并不意外。”
正是在减税等政策的作用下，赢者通吃贫富日益悬殊，美国沦为一个1%对99%的社会，用中国领导人的话来说，就是“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
甚至不少富豪对减税这种“补贴”都羞于接受。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巴菲特的一番评论广为人知：他的所得税只有百分之十几，而他的秘书的税负却高达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说，美国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反向的累进税：富人的税负比普通人的要低。
巴菲特：我反对向富人减税
2017年11月，美国非营利组织“责任与财富”（Responsible Wealth）发起一封反对特朗普减税的联名信，该信的400名签名者都是富豪，其中包括乔治·索罗斯、洛克菲勒家族的史蒂文·洛克菲勒等。该信开头即对国会呼吁：“我们是高净值人群，许多来自最富有的1%，我们致信提出一个简单请求：不要对我们减税。”不仅反对给富豪减税，该信还更进一步明确要求对富人也就是他们自己增税，因为制止减税改行增税，不光能够缓和贫富分化，还能够增加政府的支出，以此来补救教育、医疗、科研等已经长期被拖欠资金的领域，最终通过投资“国民”、投资科研来提高美国经济的竞争力。（《索罗斯等逾400名美国富人致信国会反对减税：请对我们增税》，澎湃新闻网2017年11月13日）
减税这一让富豪资本们多吃多占、巧取豪夺的手段，通过被美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而披上了合理性的外衣，成为美国资本集团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靠牺牲多数人利益来保证自己财富继续增长的法宝。再加上压低最低工资的增长、削弱工会力量，等等，这一系列手段合在一起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美国工薪阶层实际工资近四十年不涨，富豪的财富却大为增加。
减税等一揽子新自由主义政策——里根以来美国指导经济发展的主要思路，不是把经济工作的重心放在做大蛋糕上，而是放在分蛋糕或抢蛋糕上——即劫贫济富，助长了美国资本集团的寄生性，促进了美国社会的腐化。如果说，美国的资本阶级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不光处在财富占有者的位置，很大程度上还同时承担着发展生产、创造扩大社会财富的责任，那么最近几十年来，对后一职能的行使的能力越来越弱化了，在其身上只讲占有、不讲贡献的寄生性倾向越来越浓。
与上述政策同步，加上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令美国越来越崇尚金融投机，越来越崇尚“赚快钱”、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空手套白狼”，传统制造业等实业越来越被忽视、甚至被抛弃，整个经济趋于“脱实向虚”，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泡沫破灭。我们都知道华尔街绑架了整个美国，美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只是华尔街的纯金融公司，甚至就连美国的传统工业骨干企业，也都深陷到金融化与泡沫化的泥潭中。
大家都知道，由发明大王爱迪生参与创立的通用电气公司（GE）堪称是美国工业的象征与支柱之一。八十年代以后，通用电气进入杰克·韦尔奇时代，他顺应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潮流”，在苛待基层工人的同时，逐步将通用金融化了。其表现为第一，通用电气不再脚踏实地地做好本业，而是专注于企业在股市上的表现；第二，大力拓展非制造业业务，金融与地产的业务量竟然超过了传统的制造业业务量，通用电气不再是一家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
杰克·韦尔奇，本来作为工程师来说是一个毫无建树的庸才，因为擅长资本运作，将通用的市值一再推向新高，他本人头上被罩上各类美誉，一时间风光无限。可是，市值在很大程度上是虚的，是不稳定的，通用的企业实力并没有真正与市值同步增长。杰克韦尔奇退休后，通用开始走上下坡路，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是元气大伤。2015年，通用电气被迫大规模剥离自己的金融资产与地产业资产。（参阅杰夫·马德里克：《政府与市场的博弈：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的胜利与美国的衰落》第十二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在减税等一揽子政策的偏袒与骄纵下，美国资本集团越来越腐败，2008年金融危机后达到了顶点。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鼓吹小政府大市场，标榜他们自己赚那么多钱是因为他们能力出众并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可危机一来，他们却又毫不脸红地接受政府的巨额救助，用于给自己发奖金和帮助自己的企业脱困。从华尔街到底特律，干好干坏都一样，玩砸了最后由政府来托底，这样就形成了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大锅饭”。
金融危机爆发证明新自由主义这一套彻底失败了，美国进入一个“变革”时代，很遗憾，新的变革成效很小，取代老式的新自由主义的新思路、新实践没能确立。此消彼长此起彼伏，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若换作桑德斯而非希拉里，特朗普很可能不会上台），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又被重新当做药方走上前台。竞选初期，特朗为了吸引选民，装模作样地泛泛指责了华尔街几句，到最后还是越来越明确地靠拢到放松金融监管与减税这样偏袒华尔街与富豪的共和党传统政策上。
折腾了一圈，美国又重回老路，开始了新的轮回。
四、中国若不盲从减税，“赢家将是中国”
综上所述可见，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以及他所许诺的放松金融监管），不仅不会有力推动美国经济好转，不会如其所言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反而会让美国重蹈里根时代以来的覆辙，再次滑向类似于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败局。
竞选时特朗普曾夸口说，要重振美国工业，让美国工人阶级获得工作机会，要改善美国业已破旧的基础设施。可是，减税、放松金融等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恰恰是不利于工业与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好多领域难以只靠私人企业而需要政府资金的投入，减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财政紧张，政府拿什么来改善社基础设施呢？用赤字吗？
放松金融监管以及减税，如前所述，这是对金融投机的鼓励，也就是对工业的压制。既然轻轻松松搞投机就可以赚大钱，谁还去辛辛苦苦地经营工业呢？
特朗普主张的自相矛盾、自相抵触就在这里。在竞选时期，为了赢得选票，特朗普向一切人进行许诺，既许诺支持工业，又许诺支持投机；既许诺给工人以工作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又许诺给富豪减税——实际上是变相减少工人阶级的收入。现在需要落实兑现了，很明显，特朗普重视的是对后者的许诺。
与国内舆论的喧嚣相反，特朗普税改不仅不会削弱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反而会进一步成全中国。
通过减税即通过减少政府收入来给富人补贴之后，政府的那些必要支出，比如科研经费该怎么保障呢？对于特朗普来说，那很简单，削减呗！特朗普提交的美国2018财年预算案就是这样做的。布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布莱斯在《缩减公共研究经费将削弱美国科技优势》一文中如此评价该预算案：
“如果通过这项提案，可能的赢家将是中国。中国人将会很乐意取代美国的科技优势……在目光短浅精打细算的壮举中将这种优势拱手送人，究竟是种什么样的才能呢？当然不会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才能。如果美国政客真的关心自己国家的未来，他们将会增加、而非减少‘乔姆斯基交易’（即政府对基础科研的投资）的投资。如果他们想要将全球科技领先地位拱手让给中国，他们可以继续沿着他们所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在美国有识之士看来，“赢家将是中国”。
中国又要成最大赢家？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舆论主流却在盲目鼓吹师法、追随特朗普减税，这实际上是在误导中国，在诱衰中国，让中国背弃自己以往成功的经验。中国若追随减税，那么很明显，中国将与美国一起腐化堕落，自己的竞争力将被削弱，反超美国的时刻将会被大大延迟。如此一来，未来的赢家就很难是中国了。
这是西方以及西方在中国的盟友最愿意看到的一种局面。前面我们讲到，针对美国读者时，FT金融时报刊发社论《只“济富”的美国税改法案》等系列文章，正确地指出减税只是对富人的变相补贴，对提振经济则毫无帮助，可是，当针对中国时，多年以来，FT却一直鼓励中国进行减税，尤其是去年特朗普当选以来更是如此，如FT记者的报道《特朗普减税承诺令中国审视本国企业税负》之类的。明知道这件事情后果很坏，不愿美国人去做，却非要中国去做，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中国的主流舆论，不重视FT金融时报的第一种态度，却只附和追随第二种态度，这难道不荒唐吗？
笔者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分析中国舆论近年来如何通过大力制造减税神话等错误舆论，影响了中国的决策，使中国越来越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笔者在观察者网专稿《克服实体经济困难 还得靠中国经验》中已经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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