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为什么只有东亚能够追上西方？看这四张图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学伟】
（此文是本人书稿《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秘》的摘要，欲知更多详情者请点击链接。）
经济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已是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崛起或复兴的研究，也将渐渐成为显学。这其中有几个问题，就如西方谚语所称的“房间里的大象”，难以回避：
1. 关于经济发展：在可以预见的时段内，在亚非两大洲，不靠石油，为什么只有东亚的中、日、韩三个民族（日本+四小龙+将来时的中国），可以臻至发达、现代化？相应地，除了东亚、除了产油国，为什么亚非两大洲就没有一个发达富裕（定义：人均2万$以上）的国家？
2. 关于西式民主：同样地，在亚非两大洲，为什么表面上成功复制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地区（定义：《经济学人》杂志民主指数接近8.0或以上）仅有寥寥三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而且它们都在东亚？相应地，除了东亚，在亚非两大洲，为什么就没有出现一个发达富裕的西式民主国家？
其实，答出了第一个问题，同时也就答出了第二个问题。因为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发达富裕，也就不可能有发达富裕的无论哪种式样的现代民主国家。因此，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就是：在非西方的世界里，为什么只有东北亚的中、日、韩三个民族，已经（或有把握）追赶西方成功，建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
3. 同在东北亚，比起中国台湾、韩国（先且不与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均收入为什么会至今落后不小的一截？或者再扩大一点，为什么越南、老挝、柬埔寨比起它们的东南亚邻居，经济发展水平同样落后不小的一截？或者再扩大范围，为什么东欧的发展，比起西欧也有明显差距？
4. 作为反题，为什么上述那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尤其是其中地处东亚者，更尤其中国，近年来（都）表现出一种令世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超级的而且持续的发展速度？
也谈三个世界
为了方便解答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当今世界重新划分。三个世界的说法由来已久。在国内最通行的是毛泽东主席的阐释，即美苏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其他则是第三世界。
但目前苏联早已不在，中美之间也绝非美苏当年的争霸关系，因此很难讲适用于现在。笔者想借用下这个概念，将当今世界划分为三个：西方世界、东方世界和南方世界。
这个西方文明，不是如一般人理解的，西欧、北美、澳洲。这里还必须加上东欧和拉美。
要加上东欧不难理解，那些东欧国家事实上也在被已经消化不良的贪吃巨物欧盟不断地吞下去。剩下多少有点分量，又没有加入欧盟的欧洲国家好像就剩下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它们最多只能构成一个子文明区。
把拉美也划入西方文明不难解释。拉丁美洲就是讲拉丁语的美洲，由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及其后裔所创立。与殖民北美澳洲的欧洲人相比，他们信同样的宗教，讲欧洲语言，人种来自欧洲，除了因混血而肤色稍深，他们当然属于西方文明。
东方世界覆盖的区域是所有亚洲东部，是同一个种族（黄种人）居住的地方，简称东亚。在其下，笔者还划分了富裕东亚、前公东亚和其余东亚三个子区。
富裕东亚就是日本+四小龙。这五个政体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2万$，比起发达西方，还是稍有逊色，但比起所有非西方世界的非产油国，那都是奇迹。
前公东亚是指那几个曾经施行过几乎全盘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东亚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共有六个。现在除了朝鲜都已放弃全盘公有制/计划经济。自此以后，这些国家都出现发展飞跃。
其余东亚就是剩下的五个非富非公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发展成绩参差很大。
中国当然仍然致力于发展与传统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但事实上东方世界确实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有很大不同。
东方日渐地不像第三世界，其实要分好几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个阶段是日本的脱亚入欧。这个从1860年代的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了。到得1894年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以后，日本已经成了世界列强之一。
第二个阶段是在1960-1970年代的东亚四小龙的飞速崛起。到今日，新加坡的富裕在发达国家中都能名列前茅了。
第三个决定性的，但是还没有完成的阶段是中国的崛起。论人均，中国崛起的确还远未结束，还需大约20-30年才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崛起与四小龙，甚至与日本也不同的根本之点是，中国的体量太大。是以仅仅崛起到半途，就对全世界产生了“压力”，让西方开始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第四，还有补充。那就是东南亚在中国之后的第四波崛起。其中领先的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一万美元，人口2.4亿的印尼也进入了一个稳定而相当高速的发展阶段。人口近亿的越南发展速度仅次于中国。这些就算是锦上添花了。
今天整个东亚的GDP已经足以力压美国或欧盟一方，而且一直拥有远比西方为高的增长速度。无论怎样计算，20-30年后，东亚的GDP总量，都会超过欧美的总和。
还有一个关键之处，就是东方自有史以来的人种和文化传统有着与西方类似的原生的根深蒂固的一致性。东方的文化一以贯之，一直以华夏为核心。华夏核心的分量之重，只有罗马时代的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地位可比。但那已经在至少1500年以前。西方的领袖国家，从希腊传到罗马、再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再到英国、再到现在的美国，至少转过五次手。
就人口分量而言，中国一直是东亚的主体，占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而西方的唯一大国美国的人口，仅占西方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分量轻一半。美国那么大，其实是偶然。如果没有发现美洲，如果欧洲对美洲的争夺瓜分的局面稍有不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美国。而中国那么大，是必然。
东亚的人种，总体上讲就是蒙古/马来人种。这两支亚人种，正以南部中国为界面顺利融合。外来种族非常有限。东亚的将来，不会出现严重的种族问题。民族问题还是会有，不过总该比混杂着种族问题的民族问题要容易处理些吧。
而西方世界总体上还算有人种的一致性，或者说，有一个原生的、主导的种族，但同时有极其复杂的多元种族共存，欧洲种族的生育率实在严重偏低，而非欧洲种族的人口正以远高于欧洲种族人口高得多的速度增长。这种深刻而内在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后果，有待观察。
南方世界由旧大陆中部的穆斯林世界、南亚地区和撒南非洲地区组成。
把这三个地区划在一起称第三世界的做法，是继承了以前已被普遍接受的第三世界的定义，但也不是以往通行的亚非拉。
这三个子世界有三大共性。一、经济发展不足：二、西式民主运转不畅；三、国民综合素质偏低。
西式民主水平与人均收入的相关性与不相关性
关于西式民主在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不同效应，这两张图的对比最为清晰。
图1是西方世界三个区。有非常清晰的从左下到右上的趋势。西式民主指数，人均收入和甚至相差不大的国民素质，相关性都很好。简而言之，就是在西方世界，国民素质越高的国度就越富裕，且政治上越符合西方定义的“民主”。这个规律甚至在拉丁美洲也可行。稍微例外的只有俄罗斯、古巴等很少几个曾受全盘公有制影响的国家。相关系数高达0.725-0.735。
图2是非西方世界的六个亚区。其中前面三个属于东方世界。后面三个属于南方世界。
与图1相比较，扑面而来、触目可及的直感就是，这是一个满天星图，相关性极弱（0.096-0.121）。
东亚政体的特点是它们没有连在一起而是分居四处。1.东亚已经有日本和四小龙五个富裕政体。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三个“够格”的西式民主政体。新加坡、中国香港2个富裕而中等西式民主的政体（涂为土黄色）。2.还有6个国家进入中等西式民主，但富裕程度则差距很大（蓝色）。3.五个前全盘公有制国家（红色）西式民主程度依然有限。
紫色的印度和南亚集团的特点是西式民主领先而发展落后。（穷民主，次级民主。）
绿色标记的中西亚北非集团有两个西式民主已经越过5.5分的鸿沟，但大部分国家西式民主十分有限。有六个国家倚靠石油已经跻身富裕发达但西式民主始终极为有限。它们占据了图2的右下角。
最差的显然是浅蓝色标记的撒南非洲国家，他们聚在一起，经济上普遍落后，西式民主分数则多寡连续分布。但哪怕很多的民主分数也带不来富裕。只有南非和博茨瓦纳例外。更富裕的只有加蓬和赤道几内亚，靠的当然是石油。
概括起来，**在西方世界，西式民主指数和人均收入有非常明晰的相关性。而在南方世界，则几乎完全没有这种相关性。**很遗憾的事实就是，南方世界的普遍规律是：民主带不来富裕（穷民主盛行），富裕不需要民主（有油就/才行）。
总结一下：西式民主制度要成功良好运行（《经济学人》民主指数8分以上），应当拥有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该国最好处于西方世界区域之内。拥有如亨廷顿所说的八大欧洲文明特质的全部或至少一部分。
第二个条件是：它的人民，应当拥有相当高的国民素质综合水平。
第三个条件是：这个国家应当已经足够的富裕。
第四个条件是：该国已经拥有足够多的工商业和中产阶级。
这四个条件都有，西式民主，那就是水到渠成（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情形）。不可否认，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些中国人希望本国能走上“西式民主”的道路，假定真这么走，现在的中国也仅仅能满足第二个条件，正在向拥有第三个和第四个条件努力，但目前看来大部分中国民众和精英更乐意去独创一条新路。
对于许多国家而言，第二个条件（足够的综合国民素质）无法满足，他们一般仅可能靠资源（比如石油）致富（满足第三条），但不可能发展出足够的工商业和同时成长出足够的中产阶级（无法满足第四条），也就不可能拥有成熟的西式民主。
国民素质与人均收入的相关性
现在我们用线柱双数据图来更确切地考察归类分区后的国民素质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相关性。
看图3。绿线标示的是素质指数自变量，最触目惊心的自然是中国素质水平最高，而人均收入低得离谱。第二个触目惊心就是东欧无论贫富，与其素质水平相比，收入都是严重不足。陷于同样不利境遇的还有东亚。连已经相当富裕的（排除中国的）东北亚，比起欧美，也大有逊色。也就是说，与素质水平相比，整个东亚和东欧，都吃了大亏，都还没有追上发达西方，都大有发展余地。
这个差距的存在，不能全怪全盘公有制。因为在东亚，还有好多国家，从来没有推行过全盘公有制。怪就只能怪他们后发，而先发的西方世界已经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的全球化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效阻碍了其他国家的发展。
撒南非洲的素质分数可能有误，太难看，因此全部略去。是以上图没有撒南非洲国家的数据。最左一栏是中东石油富国。无需细论。
西式民主水平与经济发展速度有相关性吗？
看图4。中国和除中国以外的其余前公东亚那顶破天的两枝独秀与西式民主指数显然不挂钩。那些发展更慢的国家，则西式民主多寡都有，之前之后的贫富也是都有。发展要快速的必要条件是先前贫穷，至少是不太富（韩国的情形）。西式民主的多寡不是必要条件。
但穷的国家多的是，就是拥有秦晖所谓“低人权优势”的国家也数不胜数。为什么只有那么少的几个，倒是以前都搞过全盘公有制，不过都开放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最快？
这个问题，本文答案有三条：一、这些国家固有的高国民综合素质。二、因历史原因（比如自身的僵化、外来的侵略、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水平等）造成相对较低的起点。三、走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新道路。
民主不只有“西方民主”
前面笔者已经提出了整个东亚的崛起，大约要到2050年前后，这波崛起才会进入全盛的阶段。现在还是处于关键的进行时。
五年前的2012年，在法国卢浮宫的中欧跨文化高峰论坛上，笔者斗胆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猜想。根据这几年世事的演进和本人思考的发展。我把这个当时的猜想加一些修改补充，重新提出：
自1848年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思潮之一。它最大的教训就是（至少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全盘计划经济不可取（虽然在执行上，未必就真能“全盘”了，但这也正说明发展阶段的局限性）。
渊源更远的西方自由主义/西式民主运动则可能是人类当代历史上的另一个巨大的迷失。这个思潮现在似乎已经开始盛极而衰。
本文描述的东方世界的崛起，可能代表着人类发展的第三个选择。就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所说的否定之否定。如果说将较早的西方自由主义视作正题，共产主义显然是反题，而中国将来要去闯出来的路，可能是一个合题。它完全可能是同样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东方自有的民本主义/选贤任能/天下一家等思想资源的融会贯通，也就是中国化。
产生这个思考的最主要事实依据就是，东方尤其是中国并不依赖任何主义教条的可谓“疯狂”的崛起，和与之并行的整个西方世界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的缓慢但全面的衰颓。
任何一个庞大的事物都难以逃脱发端成长极盛衰落最后消亡的轨迹。现代的西方世界是已经极盛还是会有许多更盛的阶段，当然不好断言。但笔者的确倾向于认为二战结束的1945年一直到2008年，是西方世界极盛的“黄金时代”。西方的代表者美国再难取回它在柏林墙倒塌后仅拥有18年的天下无敌、独孤求败的状态，因为中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全面崛起。
出现这种状态有很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在意识形态方面，笔者个人认为与新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走得太远深切相关。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无论中外，都已经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述。但西方对政治上“平均主义”的问题还不敢直言，多批评金钱政治，还不敢大张旗鼓地反思“选票平等”，本人在此想讲一讲“过度平均主义”的危险：
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学上的热死寂。在那里一切都会失去动因，而绝不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当然笔者也并不反过来认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笔者认为理想在取得一个合适的差距，这样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
经济共产主义和政治共权主义都认为人类发展（至少理论上）的终点应当是绝对的平等，即使是实际上终究达不到，也要努力无限趋近。就是说：所有的山都要尽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终极目标，就是一马平川。笔者认为这个发展的理论终点是达到一个最恰当的动态均衡。在那里，适度的差距才是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须有山有水，错落有致，水要有处下泄，人要有处攀登，才会是一个现实的、美好的人世间。笔者尤其认为，这个陈述对经济和政治同样有效。
换言之：
毫无疑义，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政治主权，就如同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财产主权。但这种拥有并不是算术平均。政治主权如同财产主权，过度的平均不可行，过度的不均衡也不可行，都不符合人民全体的长远利益。
希腊人，包括他们最杰出的智者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代，被平等公民权和公民大会决事的思维定势所禁锢，直到他们的制度崩溃，都没有想到，是否可以退一退；由于持续的经济困难，中产阶级已经占不到公民多数，为了因应这样的新局面，改行一种民主较少的制度。也没有想到，用有等级的公民权和元老院决事，罗马共和国可以创立一个比全部希腊城邦共和国加在一起还大50倍的事业。
在罗马共和国之后，还有更加鼎盛辉煌的罗马帝国。这个帝国在西方的历史上实现了唯一的一次整个文明的统一和同样绝无仅有的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
不应当忘记，在古希腊共和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末期，到处都是过度的民主、过度的福利和深度的经济危机。而这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成功征服中东。相当大一部分的工商业的机会都跑到了离市场更近，劳动力也更便宜的东方城市。而希腊本土反而因这个成功的征服而陷入萧条。中东“希腊化”的原因和后果，与当代的世界化颇为相似。而且，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制度，都未能从政治—福利制度和经济困难搅在一起的三重危机中成功退却而最后彻底崩盘。我要问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这种类型的制度，可能成功退却吗？
或许，在现在的“西方民主”主导的时代之后，人类会有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但拥有一个更加温和而协调的民主的时代。不过，这个时代，也许会被另一个文明所主导。
最终结论：国民综合素质水平≈国民财富总定律
笔者在这里发表一个受到林恩/万哈林理论启示而发挥出来的一个包含七款内容的国民综合素质水平≈国民财富发展水平总定律，作为本文的终极结论。
一：每个民族-国家（nation）/文明（civilisation）在许多因素作用下，往往在长时间内拥有自己特有的变动很慢的平均国民综合素质水平。当然，在更长尺度上观察，这个综合素质的标准，也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比如骑射在当代就不会有多少权重）。
二：该民族-国家（nation）/文明（civilisation）在长时段内可以/应当达到的发展高度，与该民族-国家/文明拥有的国民综合素质水平，以及整个国民群体的规模有较强的联系。
三：若现实高度比起“理论高度”有重大欠缺，那就很可能是有“不正常”的因素干扰了正常的发展进程。
四：一旦这个（些）不正常的干扰因素被移除，该（批）民族-国家就会以一种补偿性的超常的追赶速度去力图尽快恢复它（们）所应当（或曾经）拥有的发展高度。
五：追赶速度超常的程度，大体与发展水平欠缺的程度成正比。欠缺程度越大，追赶速度的超常程度就会越高。
六：当这个欠缺明显缩小以后，追赶的超常程度就会递减。当追赶接近完成，超常就会消失。
七：若现实高度明显高于理论高度，那就是有某种“奇遇”，最常见的是一个小国家发现了大油藏。
不同的时代，同样的文明，同样的素质水平，当然可能/可以达到的高度不同。比如雅典和罗马，肯定都拥有它们那个时代在地中海沿岸的各种族、各文明中最高的素质水平，自然也是最高的发展成就。而在东亚，则华夏一直拥有最高的素质水平和最高的发展成就。只有1894-2009年这一段，这个东亚最高的桂冠，也许得暂时让与日本，或与日本分享。
东北亚的中、日、韩三族，一直拥有绝不亚于欧洲人的素质水平，数百年因为种种原因落后，但至少它们追上来了。它们正在用急起直追，以及可能的后来居上来证实，来诠释这一点。
那些素质水平略欠，又没有大量资源的国家，不妨实事求是，各自摸索一条适合自己的退而求其次的发展道路。即使着力提高国民素质，也要稳步进行，有的国家一味培养高素质人才，却没有恰当的就业机会，只会为其他国家做嫁衣。社会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照抄美国或照抄中国就行的。因此，它们不应好高骛远，也不要妄自菲薄，至少要去力争小康吧。
最后，建议有****奇遇的小国家，好自为之，善用天降横财，未雨绸缪，想好资源用尽之后，如何能够继续保有富足生活的办法。
宿命论不靠谱，但每一个民族/国家/文明的历史，多少也透出些宿命的感觉。仔细想想看，那些强国等等似乎总是打不垮，总能在它们需要的时候找到力挽狂澜之人！
这个“宿命”还可以解释得比较复杂。比如，有头等强国的宿命，有二等强国的宿命，就看它能固守拥有的幅员、人口、现在的经济规模、曾经的政治成就、主体民族的素质、还有周边的大致环境就可以了。在当代，比如美国、中国、俄国，就有成就一流强国的资质底蕴。而西欧各大国就只能是二流强国，除非它们能真的结为一体。
如果不认命，二流强国的底子，想用挣命的方式去图谋一流强国的地位，那结局都不好。比如拿破仑的法国、希特勒的德国、东条英机的日本、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到头来，还不是都得打回原形。这个原形，也可以说就是“宿命”吧。是不是人力有时尽，天命终难违？你看那些人类历史上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伟大人物，不是也无法为他的民族逆天改命吗？
但是像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各自辉煌了数百年的光阴，留下了无数的遗产。它们是够本了，这跟那些挣命挣出来的短命帝国可是大不一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国“宿命”，好像还没有完结，不仅没有完结，好像还可以再写新篇。
云端华夏
古来华夏即天仙，误坠尘寰若许年。
所幸凡缘今已满，奋身重跃碧云端。
【本文缘起】本人有一部书稿名为《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秘》，完成于2015年，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本文即为书中主体内容的摘要。
蒙《观察者网》厚爱，允本人刊登这个“摘要”。本文长达8千言，但依然只是全书稿20万字的4%。绝大部分细节都必然付诸阙如。如果觉得这个《摘要》有些意思，请大家通过链接到《三人网》去看9万字的节本或分15段公布的全文。这里是相关链接：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秘》
当然，世界正风起云涌，在写完这部书稿之后，这两年来还有很多事件触动本人进一步思考，比如自动化、智能化很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和就业机会的减少。西方陷入经济困境，以特朗普为首的人大叫是因为新兴国家首先是中国“偷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但是，无计其数的西方服务业岗位并没有被转移到东方，而是由于自动化、智能化而就地消失的。这个方向似将愈演愈烈，最后很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因素，与“文明冲突”并列，甚至居于主导地位。
但在这部书稿中，完全没有涉及，本人刚刚开始关注这方面的发展，已有一篇40000字的文章叙述有关思考。该文的题目叫《刘学伟：人工智能会毁掉西方的橄榄形社会吗？》，这里是《观察者网》上的8000字摘要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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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学伟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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