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国尤其不能通过提高利息率的办法，来应对美国税改压力
12月16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在2017亚洲产业与资本峰会上谈到特朗普税改时表示，“总体而言，中国不能按美国的调子‘跳舞’，要尽量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特别是，不能通过提高利息率之类的办法，来应对美国税改对中国形成的压力。”
以下为余永定在此次活动上的演讲全文：
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到这里，和大家交流我对美国减税问题的一些看法。美国的减税是美国30多年来在税收政策上的一项重大的调整。12月1日众议院通过他们的方案，14号我看到报道，参、众两院已达成妥协，年底特朗普很快就会公布美国的减税方案。
美国减税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就是所谓的Laffer曲线，这个曲线的含义是什么？横轴是税率，纵轴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当税率为0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收入肯定是0，当税率为100%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为0，因为那个时候全部收入交政府，就没人干活了，在0和100的税率之间，必然有一点，这一点政府的税收最高，是多少？是50%？不知道，它可能是30%、20%、80%，这里没有结论。不管怎么说，这是美国里根政府减税政策的理论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对这条曲线给出什么样的评价？我同美国不少经济学家还是很熟的，他们对这条曲线大都不以为然。
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对我说，不明白为什么这条曲线在中国这么有影响，他觉得很奇怪。2012年芝加哥大学学者曾经作过一次调研，请经济学家为曲线给出自己的评价，结果支持Laffer理论的人为0，71%的人表示反对。
可见，Laffer曲线在美国学界并没有很大影响，Laffer本人已经被边缘化了，经常发出一些愤世嫉俗的言论。
那么历史经验是否支持Laffer理论？结论应该是不清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支持的。
举个例子，从肯尼迪、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奥巴马时期都存在着提高税收，提高税率和减少税率的做法，大部分的情况下，减税并未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上升。这两者之间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相关关系。具体来看：
60年代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减税。65-66年经济增速上升，但是后来经济增速未上升；
80年代，里根总统先后两次减税，最高边际税率由70%降低到31%，前期经济增速大幅上升，后期经济增速未上升；老布什1990年增税，经济增速未上升；克林顿任总统期间增税，经济增速上升；小布什2001年和2003年减税，经济增速未上升；奥巴马时代减税，经济增速未上升……
总之，我想说的是，减税和经济增长以及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它们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我稍微说一下此次美国减税的内容，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对美国减税到底是什么回事实际上并不太了解。这点可以从自媒体上的各类文章、甚至“误译”中看出来。当然，我也差不多。华尔街见闻有一个很简洁的表格说明，我就利用这个表格就几个问题谈谈我的理解。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参、众两院的不同版本。
第一个是税收等级划分问题。
参、众两个版本划分的税级不同，前者4级，后者7级。其他没有很大不同，两个版本的各级税率同现行税制的有关规定略有不同，但变化不大。
第二个是标准抵扣问题。
抵扣额的基本含义就是免税额。过去，如果你是单身、你的收入是6350美元，根据标准抵扣，你实际是不用纳税的；比如你的收入是1万美元，抵扣之后剩下的3650美元就要交税。在标准抵扣之外，还有非标准抵扣，这里就不多说了。
税改之后，标准抵扣额上升了近一倍，单身者的标准抵扣额上升到1.2万美元，已婚之家的标准抵扣而上升到2.4万美元。提高纳税门槛对穷人当然是有好处的，但也应该看到，在2015年美国三口之家的贫困线是两万美元。换言之，即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美国人可能还是要缴税的。
第三个是替代性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 AMT）问题。
AMT是什么意思？alternative minimum tax这个短语和短语的中译容易产生误导，我们没有在美国纳过税，不太了解。在美国你需要填两个税表，一个是标准税的，一个是所谓的“替代性最低税”，你要根据这两个表的要求，填写应该缴纳的税额。按两个表算出的税额是不一样的，你要按照税额高的表去缴税。
现在要废除替代性最低税，就是说你填一个标准税表就可以了。废除替代性最低税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据说是对富人有好处。原来填写两个表时，富人往往要按“替代性最低税”表的要求交税。这个表废除了，富人、穷人都填标准税表，富人要缴纳的税额就少了。
第四个是企业所得税问题。
无疑，在这次税改中，最重要的是企业税的税率大程度下降，由原来的35%，降到20%。
现在，参、众两院已经达成妥协，到底是什么样的妥协，不大清楚，但是一般认为，最终的方案可能会更接近参议院提出的方案。
参、众两院要解决几个分歧：一个是企业税减税的时间表，一个是个人所得税税阶和最高所得税税率如何确定，以及是否废除“替代性最低税率”。这三点两院观点有所不同，但这些分歧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参、众两院拿出妥协方案不难，但两院内部的分歧是极为严重的。民主党的议员都对税改方案投了反对票。共和党只不过是依仗在两院的微弱多数，强行通过了各自的税改法案。
当地时间12月20日，特朗普税改法案终获参众两院通过（图片来源：华尔街见闻）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不论税改到底能减多数税，美国国会有法案，规定10年之内美国政府的新增债务不能超过1.5万亿。美国共和党人对增加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是非常反感的。如果政府花费超过这个数额，他们大概就要让政府关门了。你在减税的同时，不压缩政府支出，就会导致财政赤字增加，导致债务增加。政府每年的债务都是有个“天花板”的，碰到天花板就必须减少开支，哪怕政府停摆也在所不惜。所以美国政府并不是胡来的，它也是很理性的，现在减税，但政府的债务是也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减税对美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经济学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广泛接受的说法是会增加总需求，这个大家比较容易想象，减税会使企业增加投资，增加投资自然会推动经济的增长。减税对于劳动力的供给会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但美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减税在短期内的效益是比较大的，但是在长期效益就递减，超过一定时候就没有效益了，所以减税并不是灵丹妙药。
美国智库TPC（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对减税的影响做了预测。根据它的预测，税改法案将令2018年美国GDP增长0.7%，2025年后，法案对产出的提振效应将迅速减弱，对2027年的GDP几乎没有影响，令2037年的GDP增长0.1%。据TPC测算，在考虑利息支出、但不考虑宏观效应的前提下，税改法案将使2027年联邦债务增加1.7万亿美元，约占GDP的6%；2037年增加2.1万亿美元，约占GDP的5.1%
TPC还预测，在考虑利息支出、但不考虑宏观效应的前提下，税改法案将使2027年联邦债务增加1.7万亿美元，约占GDP的6%；2037年增加2.1万亿美元，约占GDP的5.1%。考虑宏观效应后，相应的债务增幅分别为1.5万亿美元和1.8万亿美元，分别占GDP的5.3%和4.3%。
美国经济学家对税改的评价是很有分歧的，有一些不是特别有名的经济学家联名写信表示支持这个税改，但我感觉美国大部分的经济学家，特别是著名经济学家对于美国的税改是持反对态度的。
他们普遍认为，减税对于美国经济增长有点作用，但是作用不大；短期有点作用，但是以后的作用不大。减税最终会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会增加美国的债务负担，对于经济的增长会起到反作用。此外，还有不少人从减税扩大贫富不均的角度批评特朗普的税改。
减税有什么国际影响呢？我认为它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在短期，特别是在心理上，确实是有比较大的。美国企业税从35%降到20%，这个肯定会促使一些美国企业把美国的资金留在美国，把流出美国的资金汇回，而外国投资者则会把资金更多地转到美国。但实际影响如何还有待观察，影响资金流向的因素很多，绝对不仅仅是税收这个因素。
特朗普为把资金吸引到美国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为了把跨国企业为避税在海外囤积了数万亿美元利润，吸引回国，跨国公司只需一次性缴纳15.5%的税就可把利润汇回国内了。为了使跨国公司不再出于避税目的把利润留在国外，税改还将对美国跨国公司留在海外的非生产性收入增加了20%的附加税。
这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苹果公司，在爱尔兰没有任何生产，但却可能建一个皮包公司把如1亿美元的收入以版权收入（royalties）的名义存放在税率非常低的爱尔兰。税改后，美国将对这1亿美元的50%征收20%的附加税。在缴纳了各种税负之后，苹果公司把利润存在爱尔兰同存在美国的税率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样，苹果公司就没有动机把利润留在爱尔兰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美国将目前世界范围（worldwide）征税体制转为属地（territorial）征税体制。前者要求对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的所有收入征税，而不管收入是在哪个国家获得的，是否在东道国已经纳过税。后者则只对公司在美国的收入征税。这种改变将增强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并对全球贸易、投资、生产网络、价值链会产生影响。我不是专家，希望有人详细研究这些问题。
中国怎么办？国内的一致反应似乎是：美国都改了，中国不改更待何时？减税的呼声日渐高涨。中国应不应该减税？减什么税？如何减？
美国减税主要是减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25%。个人所得税的税目分为十一小类。工资、薪金所得、适用9级超额累进税率， 月工薪收入8万元以上适用最高税率45%。8万元以上呢？80万呢？中国的高收入人群数目不小，对这些人群，税率是否应该提高些？这些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在微信圈里，为了证明中国企业是世界上税负负担最重的，不少作者都引用了世界银行的“2017年全球企业综合税率排行榜“。在榜单上的190个国家，中国排名是第12位。但引用这个表的经济学家应该仔细看一看，这个”企业综合税率“的分母是什么？税负负担应该是纳税额除以企业所得，这个”企业综合税率“的分母是企业商业利润，这个概念和我们所理解的税务负担不是一个概念，不是讲中国企业的税负负担不重，而是说，仅仅根据这个榜单并不能说明中国企业税负负担在全球高居第12位。
美国的税改可能会引起全球竞争减税，最终结果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不少国家已经在做出反应，英国、日本和印度等等。我觉得中国的反应还是比较理性。例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中国的税制跟美国的税制不一样，美国是以直接税为主，而我国以间接税为主。因此，美国降低企业所得税，我们则应在间接税上作预案。下一步，我国的税改肯定是一个减税的改革，是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此我完全赞成。
从长期看，不管美国是否减税，中国都应根据自己的日程表推进税制改革。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依然较重。此外，中国应该尽快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调整个人所得税结构和税率。我非常拥护尽快推出房地产税的主张。
在近期，美国减税可能导致美国资金回流，包括原来囤积的利润的回流。同时吸引中国资金流向美国，从而对中国汇率产生贬值压力。对于美国这种减税的冲击，怎么应对？是不是我们也跟着减税，或者是提高利息率？我以为，中国有足够的应对特朗普税改冲击的手段。
第一是增长汇率的灵活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汇率的波动已经比较大了，但央行没有进行干预。希望央行能够坚持退出常态化干预。第二是加强跨境资产的管理。第三是要加速减负、增效的结构性改革。
总而言之，中国要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坚持原来的一系列稳定经济增长、方法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方针政策。我们不必跟着特朗普和美联储的政策走。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很好地应对特朗普税改冲击，把这种冲击转化成推动我们进一步改革，完善我们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