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雷：全球贸易发展隐忧与跛足的重返亚太战略

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伊始即宣布退出TPP协议，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大调整，预示着全球贸易发展的重大隐忧，全球贸易环境的走向显现出令人担忧的转折点。

“买美国货，用美国工”堪称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经典表述。贸易保护是否行得通，不仅会受到全球贸易制度环境的约束，会引发贸易伙伴的反应，更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博弈。因此，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拯救不了美国制造业。

制造业的转移说明美国的劳动力已经丧失了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强行恢复发展，无异于以美国竞争力的短板因素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优势比拼，必然加大国内的制造业成本，高举关税壁垒的大旗阻止国外商品的进入。这一方面会导致美国国内消费者的福利丧失，另一方面必然会挤压进口与制造业链条上形形色色资本的利润空间。消费者受损，资本不答应。当宏观经济目标过度锁定在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上时，通胀与效率丧失就是不远的事情了。

美国退出TPP协议，转而寻求双边谈判解决贸易安排问题，是全球贸易发展进程的一种倒退。说到底，在贸易谈判方式上的这种转变，意味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力与话语权的弱化。

自二战以来，美国主导了全球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框架下，美国还具有挑战全球贸易伙伴的实力。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在新的多边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追求，显得力不从心，未能如愿地把环境与劳工条款强加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头上。之后，美国开始寻求诸边贸易谈判进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与中美洲六国之间的贸易协定等陆续达成，在这些诸边协议中，实现了环境与劳工条款零的突破。

如今，特朗普就任之后旋即开始寻求双边的贸易谈判，不但冷落了多边贸易制度框架，就连诸边性质的区域贸易安排如TPP也要退出，北美自由协定也要进行修改。国内经济的发展状况已经难以支撑其在诸边贸易体制中的主导地位，只能在相对狭窄的空间里，发掘并放大日益弱化的实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日益弱化的经济与贸易实力条件下，双边贸易谈判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双边贸易谈判，一国一议，规避了多边或诸边贸易谈判中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可以降低美国在达成贸易协议时为第三方付出的成本;双边贸易谈判，一事一议，有助于集中美国经济体量与国内市场的优势，增加谈判的筹码，实现更为有利的贸易安排。然而，今非昔比，如果说美国当年在单个谈与整体谈上面的选择是一种策略的智慧体现，那么今天美国退回到双边贸易谈判的路径上，其实是自身能力弱化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

美国主动退出TPP协议，使其想通过排斥我国参与的TPP在亚太遏制中国发展的愿望落空，重返亚太战略失去了经济支撑的重要依托。事实上，没有美国参与的TPP，已经不能说是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的工具。美国退出TPP协议，跛腿的重返亚太战略难以为继。

没有美国参与的TPP协议，在亚太经济圈里的分量大为削弱，根本无法在世界范围内与欧盟抗衡。实际上，没有美国的主导，TPP也已经完全丧失了与欧盟等超级经济体抗争的基本特征。美国给予TPP的这两个光环，都因为美国的退出消失了。

不论美国的贸易政策向哪个方向发展，不论美国是否退出TPP协议，世界各国生产要素通过贸易与投资的有效融合所表现出来的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有或没有美国参与的TPP都无法阻挡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在更大范围内，深化要素的融合与优势互补，提振全球经济的深远影响，无法制约我国在全球经济贸易发展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特朗普退出TPP协议的举动，一方面说明美国经济霸权的弱化，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美国至今仍然是世界经济的强国，有着极具吸引力的国内市场，引领着全球产业发展的前沿，有能力影响全球贸易制度环境的好与坏。

退出TPP协议是全球贸易制度建设与环境发展中的大事件，预示着未来贸易保护倾向走强的隐忧与危险。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利用经济优势主张自由贸易发展来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的消失，必然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通过消极的壁垒手段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攫取对方的经济利益。当主要的贸易伙伴拒绝参与多边甚至诸边贸易谈判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就很难得到有效的抑制。(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