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刊之争”，不仅关乎学术评价标准

日前，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孙周兴正式回应被南京大学期刊评估中心移出新版CSSCI来源期刊目录一事。在声明中，他以自嘲暗讽的方式提出了“整改措施”。遭遇同样命运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的做法更加直接，声称计划在2017年版面中直接增加经济学、政治学等论文比重。此事在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引发关注，被称为“C刊之争”，实质上是学术评价标准失范乃至文化泡沫现象的一个缩影。

一般来说，学术评价不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自我评价，二是同行评价，三是权威评价。自我评价当然不是王婆卖瓜，但不得不承认，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做到客观地评价自我。为了保证学者的自我评价不至于走向希腊神话中的纳西索斯，顾影自恋，至死方休，就需要引入同行评价。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个人趣味、精神境界等，同行多有体会；资料是不是一手的，究竟花费多少力气，内行自有眼力。正是同行评价独有的特质，才能促使好的学者愿意打破砂锅问到底，拼一身汗水乃至伤痕亦无怨无悔。这当然是比较寂寞和辛苦的事情。对斯人斯事，我们心存敬意。

同行专家的评价要真正“坐实”，还需要权威评价。对已经制度化的知识生产而言，假如整个社会的学术群体上下流动正常有序，权威评价就真实有效。

然而，问题和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在学者的职称评审乃至权威评价之间，期刊排名原本只是自我评价和同行评价的方式之一，但“C 刊之争”说明学术界似乎已把学术产品的发布渠道及其级别当成主要乃至唯一的方式。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呢？不妨借用一下马云和董明珠之争。董明珠曾经和马云开玩笑：脱离了实业，互联网什么都不是。不能没有马云，但不能有太多马云。

相应地，我们也可以说，不能没有期刊，尤其是有分量有水平的期刊，但太多太滥以至于人为做出“影响因子”的期刊万万要不得。不看产品只看渠道、不看思想只重刊物级别的评价方式，对学术产品和发布渠道都是伤害，也是对学术发展不负责任的行为，被侮辱的是整个学术组织系统。

实事求是地分析，可以发现类似“C刊之争”问题的背后，还存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把学术评价标准简约化和量化的“一刀切”因素。做过文史哲研究的人知道，这些长线专业静水深流，凉水泡茶慢慢浓，真还急不得，不是那种打一枪就可以换个地方、三板斧就能奏效的“即时贴”。有学者认为，这些专业本质上为整个社会提供价值、意义和信仰系统，实为中肯之论。适当地换位思考，适度地延长考核周期，适量的代表作制度，也许有利于逐步淡化“C刊坐大主义”。

对于学术刊物的编者和刊物级别的评价机构来说，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编者的角色和责任究竟是什么？评价机构的功能又是什么？学术刊物是公器和同行评价、交流的载体，还是编者个人积累资本的渠道？评价机构是促进刊物良性竞争的第三方，还是垄断行政资源的“大拿”？

坦率地讲，学者在现实中难免会面临具体的利益困扰。对于这个问题，不需要回避，关键是让利益的来源和分配更加透明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优化、刊物编者和机构评价者的责任优化、学者存身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考核标准的优化，恐怕是告别“C刊之争”不可缺少的环节。

但也要看到，以核心期刊为主要渠道的传统媒体，确实在学理传播、学人群体成长、理论创新和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编者之间在议题设置、话语表达和发表时机等方面也多有良性互动，不能因为有乱象出现和利益链循环，就否认其主流的价值取向。眼下出现了问题，就需要想出具有操作性的改善方法。比如，对于所谓“影响因子”，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原理；这种过分看重究竟从何而来，又该如何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哪一方可以置身事外，更不能袖手旁观。

当然，孙周兴的声明之所以引起热烈讨论，反过来说明我们的学术界还没有丧失价值判断的能力，还没有放弃净化学术生态的努力。批评某种现象，反思行为选择的得失，目的还是希望学术界风清气正。对于学者和作者来说，抛开刊物级别和影响因子，他们的有效而可持续的生产力提升才是整个学术界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学者自身需要集思广益、善于学习、与时俱进。

（作者：黄凯锋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