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中国的拥抱如何温暖全球化

法国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日前发布了自己总统竞选纲领，她在宣言里又一次批判全球化。她声称全球化本质就是“奴隶生产、失业者消费”。这其实是全球化当前在美欧遇到强大阻力的一个缩影，并不令人奇怪。

我们正在进入全球性不确定的年代

全球化一直伴随着它的对立面，即对全球化的抵制，以及各种阻碍、反对、限制全球化的言论(思想和理论)和行动。以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爆发的反全球化示威为标志，目前谈论的“反全球化”或者“抵制全球化”，差不多已有20年。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复杂过程中，以达沃斯为基地的世界经济论坛(WEF)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典型代表，是反全球化行动者反对的标志性对象。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主席亲自去达沃斯参加论坛，这是一次中国领导人对全球化的最新表态，也是最强有力的表态，即中国坚定支持全球化，中国继续拥抱全球化。

自二战以来的世界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年到1975年。为了汲取世界大战的教训，人类确实做了许多大好事，包括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等“自由的世界秩序”支柱的建立，尤其是对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进行了某种调控，即内嵌性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对市场经济进行社会性的国家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如G7)干预。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它的名字叫做全球化。

在2016年，我们看到了第二阶段的结束。我们目睹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正在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是什么？叫做什么？目前只有一个名字，就是全球性不确定的年代。

现在全球化在欧洲遭遇到寒冬，在美国也遇到空前阻力，中国的拥抱能否温暖全球化？

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决定全面对外开放，全面拥抱全球化(当时叫国际化)。那时的全球化正值其高奏凯歌阶段，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好东西。30年后，中国再度拥抱全球化却正值全球化的困难时期。但笔者认为，正因如此，中国不离不弃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尤其给欧洲带来的作用是雪中送炭的，意义十分重要。

我们必须肯定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的积极变化，即其对人类发展和进步的空前作用。否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正是因为全球化，人类的财富潜能、潜力得到巨大开发。

对全球化的系统科学研究也已经20多年，一系列大家学者都以全球化为对象著书立说。在全球化“好”的时候，人们不幸忘记了全球化不好的一面;在全球化“坏”的时候，人们又不幸一概否定全球化带来的益处。这是人性的弱点和缺陷，我们应该避免。

全球化当前带来的问题不容否认，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性因此更加增大。由于体制和制度的变革没有跟上，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广义的好处、繁荣的价值，在一些国家没有得到相对合理、公正公平地分配，没有通过适当的安排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公害，没有很好地关注全球化的输家和弱势者。

中国正在为挽救全球化而努力

当前，全球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态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状态，分析世界事务的难度加大了。因为旧的思想、理论等已经难以解释。一些旧的被认为是过时的、被唾弃的、被否定的东西，如经济民族主义或者重商主义，居然在特朗普代表的美国势力那里沉渣泛起。这是令人担忧的。经济民族主义意味着贸易(包括投资等交易)冲突，而贸易冲突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结果就是战争。这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的。目前，抵制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就会停下来，全球化还在继续。

全球化遭遇寒潮对中国是机遇还是挑战？笔者认为，目前这个态势下，对中国首先是挑战，然后才是机遇，因为危机是实实在在的，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但任何危机都是机会。之所以这样理解机会，是我们可以把危机看做机会。这是一种应付危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中国现在高举全球化大旗，由于反全球化的势力很大，所以，可以预料的是中国将招致更大的国际压力。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能提出和指出走出全球化困境新的可行路径，解决以往全球化带来的巨大问题，全球化将由此获得新生。所以，中国驱动的全球化项目，能否有助于降低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性？能否有助于保护环境？能否有助于中下层人们的就业？回答好这些问题，才会从根本上消除对全球化的质疑和抵制。

笔者曾撰文，英国脱离欧盟(不是脱离欧洲，更不是脱离英国依靠的自由秩序)是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一个方法，英国人带头用脱离欧盟的方法来尝试解决他们的全球化问题。但此种解决方案，很明显代价将很大，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人认为英国脱欧对中国是启发，可以脱离现存的世界秩序，但笔者并不这么认为。我们脱离了目前的世界秩序，将陷入更大的混乱而不是解决问题，也解决不了问题。

笔者的看法是，我们非但不要脱离在过去30多年辛辛苦苦参加的世界秩序，而且还要主动去加强世界秩序，主动去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习主席不久前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就是中国加强现存世界秩序、支持全球化的巨大努力。中国挽救全球化，是为了让世界避免发生习主席所说的“颠覆性的错误”。(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