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美国民用制造业重振雄风难

美国总统特朗普从参加竞选开始，就不断讲“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实际上指的是让美国民用制造业再次伟大。同时，他还强调“美国利益优先”或“美国第一”，希望强化霸主地位，将美国的狭隘利益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回顾历史可知，特朗普这种想法远远超过他与他的政府所具备的实际能力。

美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其制造业也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伟大”起来。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并没有在20世纪初凭借自己超强的制造业和经济实力取代大英帝国的霸主地位，而是在大英帝国的霸权衰亡于二战后，美国才取代大英帝国真正成为全球的新霸主。但与苏联的冷战和在朝鲜、越南的热战，以及为解决国内贫困和就业的“伟大社会工程”，让美国经济不堪重负。而西欧经济在二战后的迅速复兴，特别是西德经济的迅猛发展，削弱了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许多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远远超过美国，从而加速了美国民用制造业的相对衰败。

面对日本这个“经济上的敌人”，里根政府与克林顿政府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在军备上耗尽资源的里根政府只能采用非经济手段，即贸易保护主义、汇率操纵(“广场协议”)和迫使日本金融自由化等措施，来遏制日本经济的发展势头，而“拱手看着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衰落下去”。里根执政时期红极一时的供给学派基于“拉弗曲线”提出减税来刺激供给，而不是主张发展高科技的人工智能产业来直接调整经济结构，显然无助于重振美国制造业。里根政府以邻为壑的措施损害了日本经济，却并没有解决本国制造业衰败和巨额贸易逆差问题。

与里根政府不同，克林顿政府提出了一个类似于肯尼迪政府阿波罗计划的“NII”构想，即将现在的计算机网络，和今后创建的信息网络融合在一起，开发成全美国规模巨大的信息基地。这个构想反映了美国企图在21世纪将其人工智能产业称霸于全世界的野心。        为实现这一构想，克林顿政府一方面推动军工和核科学技术向民间转移，以加速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创新;另一方面，以政府为主导，领导产业界、大学和科研单位，形成将“官产学”融为一体的研究共同体，以加速尖端技术的开发。由于产业创新的目标明确和政府主导，从而使美国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成为“世界性技术创新的领头人”。似乎美国再次成为工业革命的引领者而使其民用制造业由衰转盛。

然而，这不过是晚秋晴日让人想起春天。美国泛金融化浪潮，将克林顿创新的IT产业变成高科技泡沫。当这个高科技泡沫在21世纪初破灭后，美国民用制造业这个百年老店，又遭遇2007-2009年爆发大衰退的巨大冲击，但同一企业留在美国国内的部分与外迁到中国部分的处境却冰火两重天。留在国内的部分处于破产边缘而等待政府救助，而外迁到中国的部分则赚得盆满钵满。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国内的民用制造业所面对的国外竞争对手不仅仅只是德国和日本，而是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墨西哥等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这犹如衰老的一只虎，面对一群狼的竞争。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美国面对德国和日本等国的竞争，而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美国难以竞争过中国和印度等国。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美国自身。

美国推动的全球经济自由化，导致利润驱动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组合，吸引美国许多大公司外迁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政府片面追求有误的产业政策，即追求过度膨胀的第三产业充当经济发展引擎的“先进产业结构”，加速了被视为夕阳产业的制造业外迁。另外，美国国内赚“快钱”的泛金融化，吸引货币资本大量从实体经济流入虚拟经济，严重削弱制造业的发展。如果说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实体经济规模远大于虚拟经济，形成金字塔型的经济结构，那么，自80年代以后，美国的虚拟经济逐渐远大于实体经济。

奥巴马上台后为改变这种局面，提出美国“再工业化”的主张。他希望一些将生产环节外迁的大公司要爱国，从而将外迁的生产环节再迁回美国。这些公司的回应是：只有赚到钱才是最大的爱国，而在什么地方生产并不重要。与克林顿的产业创新相比，奥巴马在任8年，美国的再工业化毫无大的进展，这势必会在美国社会引起反弹。一个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的运转，如果从中获益的是他国而不是美国，那么，就必须推倒重来，因而“特朗普现象”绝非出自偶然。如果没有特朗普，美国必然会出现其他同类政治家。

概括地说，如果美国从缓慢衰落的霸权国地位回归到正常的国家地位，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合作，抓住智能化工业革命的新机遇，则美国民用制造业一定会再次伟大起来。相反，如果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地花钱大搞军火、军事威胁和局部战争以及贸易战、金融战，那么，美国经济将自伤自毁，其民用制造业也将难以再次伟大。(作者分别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华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