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中国战略学界不必妄自菲薄

社会科学主要功能是“马后炮”的解释

国际社会去年发生很多“黑天鹅”事件，战略学界对这些主要发生在欧美的事件大多没预测对。不仅中国学界如此，欧美学界也是如此。某种意义上，中国战略学界的失误是欧美学界预测不力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们处在北京，对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事件进行预判时要参考欧美同行的研究。欧美战略学界预测失误，直接导致世界性的预测失误。

社会天然有着掌握自身命运的渴望，对这类重大国际事件，希望学界能够作出正确预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学者也有这种抱负，希望在预测方面有所成就。只是社会科学本身就有落后性，学科成熟度低，主要功能是在事件发生后进行“马后炮”的解释，但预测功能确实很弱。

我们只能根据同类事件过去出现的多次博弈和经验，进行一些有关事态会否发生以及在何等形势下发生的判断，但不可能“后知五百载”。现在人们指责战略学界对去年这些重大国际性事态预测失误，但按照严格科学的预测标准，对20年前苏联解体那种量级的事件，也是没任何学者真正预测到的。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其一，对于国际性事件或说到底是人这种不断变化的对象进行研究，事后解释和总结仍然极具意义，至少能尽量避免犯二次错误。这种社会科学应有的预防性功能，可能被普通人引申为预测功能了。其二，从国际竞争角度讲，如果一个国家战略学界对已发生事态解释得好，就有利于增进该国政府决策能力，提高其在国际博弈中的胜算，正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中国战略学界总体水平处在世界前列

我跟美欧日印等很多国家的战略学界打过交道，总体感觉中国战略研究实际处于较高水平。就战略对话而言，目前中美处在一个档次，别的国家要往后排。即便在中美战略学界之间，两国也是相互“教训”，而不是美方单边“教训”中方。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中国战略学界的自身优势，二是美国同行过去20多年的集体犯错。

就中国而言，首先是我们源自历史的战略遗产极为丰富。我们是诸子百家的后代，无论兵家、法家还是道家都蕴含深邃的战略思维，这是老祖宗留给当代中国战略学界的资源。

其次，中国近年来在智库建设上的投入在世界大国中占优，从人数和资金等方面衡量可能只比美国略差。虽然中国智库存在机制建设等方面的主观缺陷以及汉语不是国际通行语言等客观束缚，但从国际智库间的对话来看，我的感觉是目前任何重大国际议题探讨，主要发言者都是中美。欧洲国家或日本、印度等国智库的视野还是相对较窄，认知水平达不到中美学界的高度。

第三，与中国的体量和国际地位上升有关，我们的客观重要性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从1991年冷战结束到现在，中国在诸大国中战略获益最大。美国当时虽然赢得冷战胜利，但跟其战略学界或智库并无太大关系，而主要是尼克松政府和里根政府做得不错，加上苏联出了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导人。对冷战终结这个20世纪后期最重大的世界史事件，国际学界都应有正确认知和应对。在这方面，中国显然在大国里做得最好。

以1991年为时间点，除中国外的所有对手跟美国的差距都在拉大，比如日本GDP当时是美国的65%，现在只有不到1/4;德国当时接近美国50%，现在是1/5左右;苏联当时是美国的70%，现在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只有美国的1/14左右。只有中国是从当年的1/15左右达到了今天的2/3左右。这种格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对冷战结束的总结和应对准确，现在国内基本的共识是苏联解体一是搞扩张主义、透支国力;二是国内经济缺乏效率。因此，我们的应对简单有效，对外就是韬光养晦、“闷头发财”;对内就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并且通过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内部效率，进而实现了快速发展。

这种战略认知和应对当然主要得益于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洞察力和政治智慧，但中国战略学界的贡献不能被忽视，至少没有误导决策层和整个社会的战略判断。

再看美国战略学界，他们在1991年之后基本是在集体犯错，这是今天美国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所在。虽然美国学界在冷战后发表了很多研究性或评论性文章，但他们把冷张结束的原因和结果本末倒置了。虽然冷战的结果是美国赢了，但原因并非美国击败了苏联而是苏联自己的沉沦。美国学界不应把这种意外之喜当成美国自己的成绩而心安理得，而应心怀谦卑地感谢对手犯错。基于这种认知，美国本应在经济上帮助俄罗斯渡过转型难关，在战略上允许俄罗斯参与全球治理。如果真那样做了，今天美国的战略处境会好很多。可惜彼时整个美国战略学界都骄傲了，福山“历史终结论”那种在学术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总结判断竟然一时洛阳纸贵，没有遭到严肃反驳。正是在这种错误战略判断的影响下，美国才开始逐渐走向对外欺负别国、盲目扩展美式意识形态的道路，国际权威下降并陷入种种困局。

只有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才能对中国战略学界的整体面貌形成更准确的认识。目前来看，美国战略学界面临巨大困惑，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对战略学界采取冷落态度，这对战略学界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还未可知。但从大趋势看，我国特别支持战略学界进步，比如提出打造世界一流智库的目标等，这无疑将有利于中国战略学界整体水平和影响的进一步提升。

战略学界应在反思中实现更好发展

当然，既然对去年国际重大事件的预测失误是世界性现象，那么包括中国学界在内的整个战略学界都应反思。比如要摆脱精英主义，更接地气。美欧以及亚洲一些国家现在都出现较强的民族主义和民粹思潮，这其实是对精英主义的反弹。过去3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采取强烈的精英主义立场，这就容易让学界脱离社会，一旦脱离民众需求，研究方向就容易出错。基于这个教训，以后战略学界要更多地去关注社会真正的问题，做到“为人民服务”。

再如要尽量减少甚至摆脱任何左或右的意识形态束缚。过去我们有过强烈的苏联意识形态，后来经过努力逐渐摆脱了，但后来又有点落入与西方类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被任何意识形态绑架都会产生佛家所讲的那种“心魔”，知识界因为觉得自己真理在握而尤其容易陷入“心魔”，进而带着偏见看待问题，而偏见往往比无知更可怕。

回到中国战略学界的问题，我们既要更多了解中国，又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科学素质。中国文科知识分子总体上知识面偏窄，对科学数据等不甚敏感，这种缺点需要有效弥补。中国在国际和社会层面都对战略研究有着旺盛需求，我们的战略学界应该利用好传统以及当下的优势条件，实现更好发展。(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