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入籍入院，显中国引力效应

日前，杨振宁、姚期智两位老科学家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一事，引发热烈关注。

在舆论场上，以耄耋之龄回归故土的杨振宁更是备受关注。已近百岁之龄的杨振宁，估计已不会如年轻时那般埋头扎根于科研一线，或许正如他本人所述，“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是文化的归属感让他对故土恋恋不舍。亦或是科学上的引路精神让他回来发挥“余热”，为后来者指引前路，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仍处于赶超一流阶段，需要大量的经费花在刀刃上，用于科研投入。但同时，创造条件让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可以自如地“归来”，同样意义非凡。

杨振宁的科研成就毋庸置疑，有学者列举他的13项诺贝尔级别的成果，是于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在国外完成的，而他本人亦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五十年代之后，海外科学家归国基本趋于停滞。七十年代初，已是海外华人科学家杰出代表的杨振宁率先归国，引发了一轮海外科学家的归国热。时至今日，杨振宁依然在捐资助学、探讨公共话题、提升中国科学的国际视野等方面积极奔走。

杨振宁学术生涯的头和尾，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在西南联大完成了硕士教育，晚年又定居中国并入籍。其间的国籍转换，也成为人们聚焦的话题。他于1964年入美国籍，彼年三十多岁，据说其父反对;2015年放弃美国籍，此年九十多岁，据说美国朋友不赞同。两次入籍、两次放弃国籍、两次都面临着反对，这样的决定，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如今杨振宁入中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依然有风向标的意义，这验证着他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也验证了更加开放的中国所凝聚的引力。

杨振宁在回忆录中曾写道：“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的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而他入美国籍时，“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并且“父亲到临终时都没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杨振宁那一辈科学家，亲眼目睹了国家玉汝于成的过程，其家国情怀可以想见，这种痛苦是值得体味的。欣慰的是，时移事改，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已不需要科学家承受去国怀乡之苦，亦不必令科学家面临“痛苦”的抉择，相反，还会对落叶归根施以关怀与宽慰。

杨振宁选择入籍，是他对晚年道路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国家的道路选择是交叉的。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创造的开放环境，对世界潮流的融入，杨振宁的归来方才有了现实的可能;而杨振宁等一批海外科学家的归来，又会给中国科研带来从项目到建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科学家有国籍，但科学无国界，让国籍不成为科学的羁绊，更不能成为科学家的道德困境，是杨振宁阔别51年之后重归中国籍的一个启示。

对于中国来说，迎来杨振宁为霞满天的桑榆晚年的同时，也不可否认，错过了杨振宁最辉煌的科研生涯。由此，未来的方向也当因之厘清：让更多科学家们愿意留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出最精尖的科研成果，不仅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血液，更因为是先进的设备、优厚的条件、社会的理智与尊重、环境的平和与包容。